文/金玲
22
二十二
写下这个数字，
我感觉到沉重，因为那是一段沉重的、充满暴力的、充满戕害的历史。
慰安妇。
不知从何时起，我对这三个字有些好奇，于是通过互联网搜索了很多资料。
据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统计，在日本14年侵华战争期间，大约有75%的“慰安妇”死于日军的蹂躏，其人数约30万，相当于一次南京大屠杀。
如今，只剩下22人，均已近百岁。
在日本人眼中，当时的慰安妇，起到了重要的女性生殖器的作用。请注意，此时，慰安妇其实只是“生物学上”的女性，而不是社会性别中的女性，因为慰安妇们没有社会人格，她们受到的是“非人”待遇，也有人说，她们是“性奴”。总之，她们已不是一个正常社会里的女人。
也许你会纳闷，生物学上的女性与社会性别上的女性有何区别。
二者确实不一样，生物学上的女性，是因为有女性的身体特征，如乳房和子宫，所以称之为女性。
而“社会性别”中的女性，是因为在社会环境中，人们对男生、女生有不同的期待。举个例子，男人应该养家糊口，女人应相夫教子，男主外，女主内，嫁鸡随鸡。。。诸如此类的内容。还有三纲五常规定了“君臣、夫妻、父子”之间的关系。
父权主义时代，良家妇女一定是恪守贞洁的，若一个女子一旦失了贞洁，难过的不仅仅是女子本人，社会舆论（就是唾沫星子）会让女子的家人更抬不起头来。女子家人甚至会让那女子牺牲性命而保全名声。
作家麦家在《两位富阳姑娘》里写了一位十九岁的姑娘，在新兵体检中被检查出没有处女膜，认定是作风问题，是“破鞋”，最后被遣送回家。她的父亲得知消息后恼羞成怒，要打死这个“畜生”。即便女儿以死相逼，坚持称自己是被冤枉的，他也不相信她！父亲说：你要么报出那条狗的名字，要么就死给我看。
非常不幸的是，女儿就真的自杀死掉了！而在她死后，父亲和家人做得更荒唐的是，扛着尸体找到部队要求验尸以证清白。不为别的，就为了那一层膜。
因为社会变化，人们对女性的社会期待其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百年前，女人可以不裹脚出来学习，也有机会自由恋爱，也有机会参加革命，就像《白鹿原》上的白灵；一百年后的今天，女性离开家以后，可以自由恋爱找个男人做全职太太，也可以在离婚以后再入职场，追求独立和自由的生活，就像《我的前半生》里的罗子君。
白灵，罗子君是文学作品中新女性成长的代表，也是一种美好期望。
然而，《二十二》里的那些女人，因为有着慰安妇经历，却没有那么幸运了。
纪录片里有一位老人叫韦绍兰，今年97岁。当年她被鬼子抓去关了三个月，没日没夜地受折磨，后来趁鬼子不注意逃了出来，本以为噩梦会结束，却不曾想到后来要面对的是长达几十年的悲剧：自己的女儿在暴虐中死去，而她却怀上了日本人的孩子，丈夫不愿再接受她。后来的漫长时光里，她只能和她“中日混血”的光棍儿子相依为命，儿子70岁了还没娶亲，因为没有人愿意自家女儿嫁给一个“日本人”……
多年以来，像韦绍兰一样的她们沉默不语。不是她们忘记了这一切，而是时时刻刻都可能占用自己的大脑，一不小心想到起来，都会痛苦不堪。更重要的是，她们说出来的话，有谁会愿意听呢！周围的人们巴不得这一切从来没有发生过。
很多影视剧讲述了女性被强暴蹂躏以后，甚至是在获救以后，依然选择了自杀，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一死，才可以维护女性贞洁之名。有些人虽然没有列贞洁牌坊，却仍以贞洁之名活在亲人心中（此处省略50字）。
她们是战争的受害者，同时也是父权文化的受害者。
今天，她们终于愿意把那段历史讲述出来。不为别的，只是为了如何活着。
她们平静的述说着历史，就像说别人家的故事。眼睛里已没有了愤怒、也没有了怨恨，镜头下，那一双双无助的眼神里满是被关注、被理解和被认可的渴望。
然而说到最后的时候，却都说，不讲了，不讲了，一想起来眼泪就流。
她们用自己近百年的生命在等待社会的进步，等待世人重新正视这段历史。
沉默象征着创伤，而声音的恢复象征着身份的恢复。
说出来，是创伤疗愈的过程。
说出来，也是重建自我的过程。
对她们如此。
对这个社会上也应如此，特别是那些没有受到过历史伤害的男人女人们更是如此。
她们的磨难来自战争，也来自传统的父权文化。
面对磨难，死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卑微到尘土里的女人。
而不管日子多苦，卑微的她们依然选择了勇气，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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