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党论》、《纵囚论》——从欧阳修学辩论

《朋党论》、《纵囚论》——从欧阳修学辩论

《朋党论》是欧阳修在庆历三年写的一篇奏章，因欧阳修等人弹劾，夏竦、吕夷简等被罢官，范仲淹等人执政，即为“庆历新政”。于是夏竦等人攻击范仲淹等人为“朋党”，欧阳修当时在谏院任职，写了这篇奏章。

先看破题立意：

文章开篇即为：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然后指出小人与君子朋党的区别：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这篇反驳夏竦朋党之说的论辩从开头就奠定了它的精彩，即：不否认朋党，而是区分开小人与君子的朋党，从而陈说君子朋党之利，小人朋党之害。从中可见破题之精彩，不否认朋党，降低论证义务且不用大量举证来扭转事实（确实是朋党），将主题拆分为二，既保全己方立场又能反驳对方。这样就将论述朋党之祸转为论述小人之害，后者更为显然也更对己方有利，同时升到道德层面的高度让对方背负道德压力无法辩驳。

除了破题，文章对于例子的应用也十分巧妙：

“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用朋党则兴，无朋党则亡。用历史上真实的例子说明君子之朋党好在哪，是接着上面的论述强化己方立场，用的方法则是概念的转换。细细品味，就会发现这里的朋党等同于“团结”、“同心”，所以欧阳修其实是在美化“朋党”，对其中会引起皇帝猜疑的地方避而不谈，用团结、同心来代替，听起来就容易接受多了。并且这里还有一个小的细节，他用了一个三千人的大朋党，实则是广义化朋党的定义，用这种极端的方法来模糊朋党与团结的区别，模糊概念的转换。

《朋党论》精彩的是破题与举例，而《纵囚论》在于同一事件的不同解析，用不同的可能性来提出新的观点。

这篇文章是评价唐太宗释放罪犯，与他们约定按期限自动回来受死这件事的，欧阳修认为这件事不合乎常情，不是信义恩德使然，而是上下互相的猜测欺骗：

前一种观点认为，恩德感人至深，可以迅速改变人的品行，使罪犯能够按期回来。

而作者认为，唐太宗能放罪犯回去，正是估计到了他们希望被赦免一定会回来；而罪犯也是估计到按期回去就会被赦免所以才会守信。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太宗窃得了犯人的隐情，犯人也知道了皇帝的想法。因此得出结论，这件事只是皇帝和犯人互相欺骗，没有恩德与信义。

经他这样解读，是不是有点像博弈论呢，双方都根据对方的举动来做出决策。在辩论中反驳对方的例证，即可通过不同的解读方式借力打力。

《朋党论》、《纵囚论》——从欧阳修学辩论 经典一役比如07年国辩决赛，黄马之战“顺境和逆境哪个更有利于人的成长”。正方提出“如果逆境更有利，孟母为什么要三迁为孟子挑选有利的环境”，反方则说“正是一迁的时候孟母发现孟子学人家在那边玩才会二迁三迁，正是因为每次都搬错房孟母才知道环境对孟子影响很大。”同一事例，不同解读，不仅考验临场的反应，也考验多角度理解事物的能力。

辩忠辩奸，辩善辩恶，辩真辩伪，为辨而辩，古代谏官深通此道。以辩论鉴赏，也是古文的另一美感与艺术价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