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jpg
按照作者黄仁宇先生的意思，中国传统的历史，大体分为三个阶段，隋唐之前为第一帝国时期，隋唐宋为第二帝国时期，宋以后为第三帝国时期。第一帝国时期的特征，是地理经济上的要求（季风气候，河积平原，农业发展，要求统一的管理），推动政治的早熟，使中国没有地方独立发展的机会，因而也就谈不上民权，只有皇权的发展与巩固；第二帝国时期，是各方面的成熟与开放，但始终没有找到经济转型之路，分散的农业经济无法有效组织，以适应人口、技术等因素的发展，甚或处置不当的时候不能有效抵御游牧民族的进攻，于是转入明清第三帝国时期，以全面封闭，全面限制来统一内部，压制发展，希望借此实现稳定自身，对抗外来民族骚扰的目的。
这本书和《中国大历史》是要结合起来看的，比较来说，《大历史》更侧重宏观而本书更侧重微观，但就读者来说，似乎从这本书上更容易看到历史中的传承与转折。
黄仁宇所要解释的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挣扎问题，最直接关联的，是中国传统的封闭性问题，即思想文化上往理学、心学方向发展，经济上追求均一化，鼓励小农经济，限制商业发展，社会上追求稳定性，限制流动与交易。目前来说，似乎提出了几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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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早熟导致了追求统一的文化因素，地方没有充分发展与竞争的机会，只有中央集权的膨胀，那么民权与民主就很难有生根发芽的土壤，有利的、发展性的经济社会因素不能得到鼓励，法制不能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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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风气候与游牧民族的存在造成内外部的威胁，一方面产生统一与中央集权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否能有效组织国家资源，解决这两个方面的威胁，是每一个朝代都要主要考虑的问题，发展与繁荣，反而是次要的问题，冒险与激进，都不是值得鼓励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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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性的政策不能成功，经济上的变革也遭遇失败，明清之后，遂转封闭性、防御性的策略，一味内求与压制，于是有近现代的落后与挨打。
这本书与黄仁宇的基本思路是一脉相承的，即把历史中的各种因素，都纳入一个整体的因果框架中去考虑，不要太执着于一时的成败功过，更不要受制于道德观念，这条思路，是作者受人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作为读者，随着自身经验阅历的变化，对事情的判断，也就有很大的差异，这个差异，主要的是趋于成熟，趋于现实，趋于对更多因素的照顾与人本主义的思量，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脱离成败功过、道德观念的限制，脱离教科书式的单一框架的限制。比如“杯酒释兵权”这件事，小时候读，颇有些兔死狗烹的愤慨不平，如今想来，赵匡胤如此处理，实在是坦白聪明，于国于家，于人于己，或许都是最有利的，比起刘邦明里封侯，暗地下刀的办法，不知要高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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