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还没有上学时候，整天徜徉在玩耍的乐趣里。有一次在小伙伴家，他向我展示了他爸爸非常珍贵的收藏——一枚银元。他用力朝袁大头上吹了一口气，然后让我听清脆悦耳的声音。有点像电影画面的镜头，可是下一秒我便趁他不注意将这枚银元据为己有。可是几乎就在同时，我的内心又开始了挣扎。有一个声音大声斥责我。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自我欲求和和道德规范之间的强烈冲突。所以这一幕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这样的一种冲突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基础的问题。最近看到《万历十五年》，作者希冀通过政治，思想，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向我们揭示明朝倾覆的深层次原因。不过这本书更有意义的部分是它通过五个人的命运不断扣问个人追求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博弈。皇帝陛下，文官集团，军官和文人他们似乎都在面对同一个问题，如何在现有令人窒息的文化规范中需求个人发展？或者通过怎样的方式变革中庸桎梏的社会制度？全书给出了他们求索的过程，但无一例外这些人都没有获得最后的胜利。
这样的问题是不可能轻易找到答案的。弗洛伊德确立了精神分析人的心理解构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中国儒家又通过“仁”的思想来强调“去人欲，存天理”。可见如何平衡自我和社会的关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并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书中五类人的选择却是值得玩味和思索的。或许我们可以从这些人的困顿和癫狂中窥见一部分真理。
理解即宽容
皇帝只是一个排位
皇帝陛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能够决定所有人的生死荣辱。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却不能有一点自我的追求。他在众多方面的自我追求都被文官集团给委婉劝诫了。当他发现自己只能被动地出席各种象征性的集会和庆典，批准经过文官集团相互妥协后的奏章，他选择消极应对，沉沦于美人和玩乐。皇帝陛下至此完全被制度物化成神秘和带走宗教色彩的符号。相对于明朝另外一位玩世不恭的明武宗，他还没有正面的交锋便投降了。
这类人对社会心灰意冷，自己的斗志全失。他们投降最为彻底，是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
海瑞是所有人的笑柄
海瑞是理想主义者，完全忠诚于仁义道德，并且为此成为了强大的卫道士。但是他在现行的文化氛围里格格不入。他成为所有人的笑柄，即便当时大多数人都敬仰他的廉洁奉公。对海瑞的歌颂只是出于政治需要，当朝这样的人应该多多益善，这样统治的成本将大大降低。另外一方面，如果现实生活中海瑞与你成为了同事，你一定会认为他就是一个神经病。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海瑞出任地方行政长官时，其他官员闻讯纷纷辞官归田。
海瑞是道德生产线上的标准件，为什么一入社会便成了悲剧呢？或者说道德工厂生产的最标准的产品在社会的舞台上最不受欢迎？这其中的原因多半来源于文官集团的双重人格。
这些人提供了另外的一种解决方案——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其实这是一种隔离的手段，将自己的人格分裂开来。一方面大肆收受礼金，安享“常例”。另一方面舞文弄墨、交友切磋，鼓吹“去人欲，存天理”。正所谓满口的仁义道德，满脑子的男盗女娼。这部分人的生活一定是最好的，最舒服的。从古至今这类人都是在社会中混的最开的人。他们深刻认识到“道德即工具”，而自觉运用这个有力工具的人。这类人不过是道德投机者。
身败名裂何所惧
身为内阁首辅的张居正生前权极一时，如日中天，并无声名上的忧虑。但是该君死后却遭清算，最终声败名裂。但这并不能遮掩张居正一丝的光芒。
我很推崇社会的改革家，如商鞅、王安石。他们是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他们洞悉社会矛盾，并不因此而消极避世，而是选择用智慧和汗水去改变。
张居正当属这类人，虽然他的宏愿并没有得以实现，但是他虽败犹荣。他是积极的探索者，将个人的追求融入到更大更高的改革社会的层面上。
戚继光的变通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戚继光给出了另外一个耳目一新的答案。他不否认现行体制，但是也不放弃自身的追求。他以一种神奇的调和能力，将底线无能的制度转化为自身源源不断的资源。
他和道德投机者在形式上很像，左右逢源。但他们的精神内核却全然不同。他是基于在体制框架下自我实现的最大化。张仪苏秦应归为此类。
放浪形骸的李贽
李贽当属怪才得典范。怪在他不拘束于呆板虚伪的道德仁义，才在他能突破自我，遵从自己的内心，推崇个人权利。
他把道德投机者的遮羞布无情地扯下来，随即遭受更为严厉的打击也不足为怪。
自我意识的觉醒的确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创造力，迸发出无穷无尽的活力。但是我们也需要警惕这种思潮的不良后果，“由各人的个性和背景而趋向于泛神主义、浪漫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
历史的场景反复上演，有关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思考仍将继续。而以上五类人依旧乐此不疲地表演着，舞蹈着。
我无意提倡正确的选择，希冀这一番啰嗦能够明晰行色匆匆的人们，理解他们。让我们面对截然不同的异类时多一份宽容。
理解即宽容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