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风云变换，历经二百多年的金戈铁马，最终归于统一，秦帝国以其强大的综合国力，横扫六合，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集权王朝。民心所向，当仁不让，统一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潮流，天下臣民厌倦了纷争，厌倦了刀光剑影，他们渴望和平，渴望安居乐业。天下各国在不断的兼并战争中耗损国力，变法的不彻底让统治者行使权力牵绊甚多，老世族根深蒂固使国家权力无法集中，只能在战争中节节败退，割地求和已经成为六国处理战争问题的常态，而秦国越来越强大，他们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统一后的秦国建立了空前庞大的大一统帝国，推陈出新，强势图存成为秦帝国前期的主政方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为了巩固统一，秦始皇建立了衣冠制度，充分吸收六国的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同时又契合秦帝国的施政主张，形成了一套完善的衣冠制度。整体特点是官方层面统一单调，民间百花齐放，但主调依然符合秦王朝的统治理念。毕竟人们已经习惯自己国家生活习惯几百年了，民众的归附是需要时间的，习惯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不仅仅是服饰，其他方面也基本沿袭了这种风格，与民众息息相关的货币，度量衡，车轨，文字等等都得到了统一，而唯独服饰和饮食没有统一，这也是符合常理的。秦统一之前，六国文化经过长期积累和沉淀，形成了富含地域色彩的华夏文明，国家虽亡，文化却在秦帝国的夹缝中慢慢成长，并逐渐影响着统一后的秦朝。
服饰一般与当地文化和风俗习惯息息相关，齐国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加之本身民众生活富庶，民众所着服饰也是甚为好看，西周时期姜太公把发展纺织业作为基本国策，“劝其女功，极技巧……故齐冠带衣履天下。齐国发达的纺织业，对当时人们的服饰也是极大的推进，特别是上层社会的人，更注重装饰，崇尚时尚；他们大多夏着绸，冬衣裘；还非常注重服装的装饰，多镶边文绣，注重服装的颜色搭配。更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战国自田氏代齐开始，他们极其崇尚实用主义，对礼制本来甚为厌恶，礼崩乐坏在齐国体现的也最明显，可奇怪的是，齐国与鲁国相邻，又在文化上继承了鲁国的儒家文化，儒家所提倡的等级制自然也被齐国继承，因此就形成了“礼乐”与“实用”并存的局面，包括齐国的盐，铁，丝绸，酒，桑麻等实用性贸易，在战国时代位居首位，在两千多年前的时候，吃饱穿暖是每个贫苦大众最基本的需求，齐国在经济方面独占螯头，他们国家的民众生活是比较幸福的。尤其重要的是，齐国的丝织业尤为发达，周代服饰主要以麻衣为主，到战国时期，服饰就主要以丝衣为主了，齐国人好高冠，用80升（升是丝的单位，升数越大，织物越细密）的丝来制作，充分反映了当时丝织产业的发达，而流行于后来的深衣，也是从齐国开始流行开来的。由于丝织物的特性，我们的服装自始至终也就没有脱离一体化的平面裁剪造型，深衣就成为那个时代最鲜明的服饰特征，穿上去雍容华贵，庄重典雅。服饰反映了一个国家民众的性格，提倡实用主义的齐国，按照道理来说不至于在战国之世碌碌无为，可恰恰就是这样的国家，在战国后期无所作为，庸庸碌碌，最后被秦国所灭。齐国是战国时期一个比较极端的个例，论综合国力，齐国据渔盐之利，丝绸之源，财货殷实，论吏治，齐国经齐威王，齐宣王两代变法，吏治清明，论军事，齐国田氏即是武装起家，军力最起码精锐40万，有桂陵马陵两次经典战役，摧毁魏国霸权，更有被弱燕一举突破七十余城而苦战，最终艰难复国，论人才，齐国“稷下学宫”天下都有，论战之风盛行，人才济济，实力强劲，齐人“宽缓豁达，贪粗好勇，多智，好议论”，民风旷达，豪侠之气浓厚。可就是如此赫赫大国，在战国末期悄然降秦，无声无息地湮灭在华夏大地。此种根由，不由不让人深思。据《史记》记载，“五国灭亡，秦兵卒入临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迁于共，秦使人诱齐王，约封以五百里之地。齐王遂降，秦迁之共，处之松柏之间，饿而死。齐人怨王建不早与诸侯合从，听奸人宾客以亡其国，歌之曰：“松耶，柏耶，住建共者客耶！”秦军入临淄，齐国臣民已经丧失了抵抗的勇气了，长期安乐，远离战火的民众已经麻木了。自齐军破燕之后，府库财货被抢掠一空，人口大量流失，军力大为削减，而最大的功臣田单复国后随即制定国策，养息国力，整修战备，亲和诸侯，相机而动。可田单的失势让这一国策发生变化，亲秦成为齐国长期的战略，偏安一隅，长平大战，齐国没有抓住机会，信陵君救赵，齐国象征性出兵，此后再没音信，五国灭亡，流亡贵族大量聚集齐国，齐国还是没有抓住机会。这种齐国与后世的南宋，二战的英国和法国有很大相似之处，寄希望于两国之间的一纸盟约，何其幼稚，二战时期的苏联统帅笃信《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战备松懈，以至于开战之后一溃千里，数十万苏联士兵倒在纳粹的铁蹄之下，血淋林的教训提醒着我们，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战国大争之世，不强势图存，只能被大国吞并。兵者，国之大事也，当审慎为先，战国时期，对整军经武的认识非常透彻，对战争的警惕，对军备的重视，齐国与赵国，秦国相去甚远。《司马法》中云：“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好战者必亡，忘战者必危，国家的长治久安，寓于对战争的常备不懈之中。齐国的灭亡，也在警醒着后人，前车之鉴，后车之师。
另外一个比较特殊的服饰就是楚国服饰了，这样说并不准确，确切的说特殊的是楚文明。我们之前说过《楚辞》中的服饰，那楚国服饰是否又大同小异呢？缘于地理及气候方面的原因，楚地适于种麻植桑并有着悠久的纺织历史。楚墓出土的麻织品和丝织品，质地都相当精细。特别是丝织品，是迄今所见的先秦丝织品中质量最好、数量最多的。据史载，由于楚国大量引进技艺高超的缝纫工匠和努力汲取他国的手工业加工技术，因而服装业以及制作佩饰的琢玉业、琉璃制造业均很发达。楚墓中出土的服装和佩饰亦缘此精工细致且异彩纷呈，代表了先秦时期中国服饰文化的发展水平。楚人以鲜艳炫目的色彩和繁缛富丽的纹饰为美，这在《楚辞》中有很好的体现。近几年出土的楚国衣衾,都有丰富的色彩组合与繁缛的图案构成,体现出一种“奔放”的色彩美,颇富浓烈的民族文化意蕴。相比于《诗经》里如白描般的健硕女子，在此时的《楚辞》中似乎难觅踪影，她们不再触手可及，不再于田野间“采葑采薇”地劳动着，而是如“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湫兮如风，凄兮如雨”的巫山神女般闲居一隅，在山泽森林或殿阁之中痴情怅惘地等待情人的到来，或熏沐着芬芳的香料，手执灿烂的鲜花和雉羽，载歌载舞，以娱诸神。她们的服饰一如那率真、热烈、浓郁的情感，“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纵放着奇美、奔放、浪漫的光芒。他们较少受礼制的束缚，率性而为，多彩化的服饰冲击着中原各国的眼球，表达本真成为楚人性格上最大的特点，兼之楚部族自治色彩浓厚，文化的多样性导致服饰的多样性，个性张扬，充满着对本国文化的骄傲和赞扬。楚国是战国七雄里文化最为特殊的一个，楚，在古代文献中又被称为“荆楚”，《左转》中记载“昔我先王熊铎，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也就是说，楚国最初是想靠拢中原文明的，传统王朝认为楚国地处荒僻，为蛮夷之邦，而为了安抚楚部族，周王室仅仅给了楚国一个子爵，周代爵位公侯伯子男，子爵是一个很低的爵位，引起楚部族的不满，然而当时周朝强势，楚部族也就没计较。可后来楚部族发生内乱，熊通最终获得胜利，整合部族，趁着周王室东迁洛邑进攻姬姓封国随国，随国很懵，我招谁惹谁了，你无故打我。随国派出特使，指斥楚国兴无名之师，攻无罪之国，熊通压根没搭理，直接杀过去，俘虏了随国的主将，随国国力弱小，无力抵挡楚国进攻，周王室自身难保，更是无暇他顾，无奈之下，随国与楚国议和。熊通跟随国议和仅仅只有一个条件，随国王室敦请周王提高楚国王室的封号，子爵实在太低。不管楚国如何挑衅，最起码这代表的还是楚部族逐渐向中原文明靠拢，想获得中原政权的认可，可是周王断然拒绝，不接受，趁我落难，落井下石，还想要封号，门都没有。熊通果断班师，既然目的没达到，即使灭了随国也无济于事，回去后干脆自我封王，号称楚王，与周王地位一般，这在礼乐制度森严的中原各国来说，奇耻大辱。以至于后来在《左传》中出现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说法，这对于任何国家的国民来说，敌对是必然状态了，竟然将楚国排除炎黄子孙的行列，与胡人相对待，这对楚国的民族自信心，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以至于后来吴王阖闾兴兵伐楚，中原各国无一来援，若不是秦国仗义相助，楚国可能就被吴国所灭。与楚国同样悲催的是另外一个国家，秦国，同样被中原各国敌视，戎狄之邦，风俗落后，不屑为伍，中原政权对秦国的敌视，更多的看成是强国对弱国的敌视，是强大的蔑视，你不行，所以我打你，也不跟你一起玩，这让秦国后来的强国之心异常强烈，他们强烈渴望摆脱这种局面。因此无论山东士子如何让蔑视秦国，如何儒家士子从不入秦，秦国都渴望天下求贤，以实现强国梦想，这是对国家自尊心的孜孜以求，是积极融入中原文明的信号。毕竟，秦国是因为护送周王室东迁洛邑的有功之臣，是天下人无可抹杀的功绩，封为诸侯也是情理当中，而楚国是在周王室危难之时北上挑衅，这是一种对正统王室不尊重的行为，虽然天下礼崩乐坏，但周王室天下共主的地位还是非常稳固的，在中原人看来，这就是不合群的表现。所以在其后时代，由于中原文明对楚国的蔑视和冷漠，也因为楚国对此等蔑视的逆反之举，两者交相作用，使楚国走上了一条始终固守传统而不愿过分靠拢中原文明的道路，因此楚国文化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特色，华夏文明与蛮夷文化的交融使楚人在继承华夏文明即姬周文明的同时，也按已逐步形成的自我意识对其进行改造。楚文明就在这种既坚持主源又兼收并蓄的过程中初步兴起了，这一过程可持续到春秋初年。也正是在一种特殊的多民族环境和共存意识中奠定了后期楚文明多元的特征和鲜明的个性。而这种文明特色，甚至影响到了后来的西汉王朝。这一文明特色随着楚国的疆域扩张影响到了其他地区，楚国前期的扩张的方式，是迫使相邻部族臣服的软扩张，他们没有正式的政权，没有浓烈的权力意识，生计相对安稳，就可以向强大的政权臣服，这种软扩张，就其实质而言，可以看作一种融合，一种文明化入，一种民族融合，这就使得融入的族群保留相当大的独立性，存在相当大的自治权。这种自治权体现几个方面，首先，经济自治权，他们不需要给楚王室上交赋税，赋税就是粮食和布帛，而这两种东西是古代社会赖以生存的根本，有这两种东西，就可以支持军队的建立。其次，他们可以拥有私家武装，这是战国时期很常见的现象，赵国世族，齐国世族，韩国世族都有这样的权力，可其他国家相继进行变法，将减少世族的自治权，楚国也尝试着进行变法，可吴起变法触及到他们的根本利益，不久随着楚王的离世变法宣告失败，其三，这种自治权之下，为了维护他们的权力，楚国重要官职都有他们的人，而掌握的权力还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外人想要进入楚国政权，影响权力变化，是很难的一件事，吴起就是一个例子，屈原是楚国贵族，在楚国进行变法，阻力尚且如此之大，一旦失去楚王的信任，变法就前功尽弃。各个朝代，变法的成功离不开君王的绝对权力和信任，还有变法强臣的坚定意志。可以说，楚国文明的辉煌，与这种分治关系密切。而楚国的灭亡，当然也脱离不开分治。举个例子，同样是战争动员，楚国的效率远远低于秦国和赵国，各大族相互掣肘，即使楚王对此也没有办法，到战国后期，楚国想改变，可根深蒂固的东西岂能说改就改，分治现象越来越严重，最终尾大不掉。但秦国灭楚，最终还是遭遇了重大阻力，李信率兵进攻楚国，却被楚国大将项燕击败，秦国遭遇到了变法以来最为惨痛的失败，这也是世族在危亡下的回光返照，所以才有后来王翦灭楚时所说的灭楚之战，非60万人不能为之。而战争一旦胜利，项氏家族威望空前强大，世族必然又会来掣肘，所以在与王翦僵持之下，楚国的失败可以说是必然的了。这种扎根于心里的分治，最终影响到了楚汉战争的结局，这我们可以下章再说。无怪孙先生说：“包举江淮岭南而成最大之国，虽世族粉分领松散组合，毕竟成就楚国也。疲软乏力而始终不振，世族分领之痼疾。摇摇欲坠而能最后一搏，世族绝境之聚合也。战胜而不能持久聚合，世族分治之无可救药也。”
赵国在军事上的服饰是流过当中最有特色的，所谓胡服，主要有窄袖短衣和合裆长裤:窄袖短衣便于射箭，合裆长裤便于骑马。和这些服装相配套，当时流行于西域的冠帽、腰带以及鞋履等也一并被采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彻底改变了赵国被四面欺凌，国力弱小的局面，形成了独有的服饰体系。赵国的服饰兼容并包，结合胡人特色，应用于本国，短小精悍，轻便快捷成为赵国服饰的典型特征，而胡服能在赵国的顺利推行，除了赵武灵王的雄才伟略之外，赵国的族群性格也使得他们很容易接受这种变化。赵国境内民族成分复杂，夹杂着胡人，汉人，戎狄人以及中山等各部族，获得各民族的文化认同是赵国很重要的历史发展过程，长期相处中，赵国以北的农牧区胡人与汉人杂居，互相通婚，内心里已经对胡服表示认可了。而当时的其他各国还坚持着华夷之分，赵国学习胡文化的过程，也使得胡人逐渐向赵国表示友好，而赵国胡服骑射后军事实力的强大也使得崇尚英雄主义的胡人对赵国的臣服，在史料记载中，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赵国与胡人的边境贸易大幅增加，对赵国的经济结构的变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而武灵王后期的政治幼稚，将赵国的尚乱军争弊端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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