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你告诉我，二到底等于多少呢？（读后感）

送韩寒《我所理解的生活》给朋友看，几天后她还书于我并附带了一本《自由在高处》让我看看。言之凿凿地说：“你那本是馄饨，我这本是饺子，尝尝！”我站在街道随手翻开了熊培云关于本书的自序《因为无力，所以执着》，看到了第一眼文字：“转眼之间，离开巴黎已经几年。我时常怀念自己在那里求学、采访与简单生活的日子。我从不讳言，虽然孤身一人，但我在巴黎度过了一生中迄今最难忘、最美好与最纯洁的时光……归国后虽然终日忙碌，但有机会我总还是想着在巴黎转转，哪怕只为匆匆几天的停留，为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为心灵做个深呼吸。”不得不承认，这开篇几句话，已经把我的思绪带到了我也曾有过的那段简单而美好的日子里；而今，也又是多么地需要“为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为心灵做个深呼吸”啊。

回家先如饥似渴地读完了长达17页五部分的自序，然后再翻了翻后面几篇文章。回了朋友这样一段话：“熊培云确实很有深度和内涵，但饺子馅不是一般大众口味的，愿拿其当日常饭食的人不会很多。韩寒属寻常的街头摊、小夜市，有着他们熟悉、喜欢的馄饨包子麻辣粉的亲切和家常，缭绕着普通市井生活的烟火气息。也许上不到多高的档次，但很爽口。”

整本书看得确实不够利索，半个多月了才细品了大半本。不是不好，是太好。无论文字美感还是思想深度，都时常让人血脉贲张激情四射，值得一品。其中这篇《二等于多少》，引发了我内心许多拙见，趁着思绪还未飘远，赶紧想到哪写哪。算是班门弄斧、东施效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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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你告诉我，二到底等于多少呢？（读后感）

二等于多少？（荐）
                                  熊培云

上过我课的学生都会有印象，我的课堂既不提供统一的教材，也不提供标准答案。没有教材，是因为如果学生可以通过教材获取这堂课的知识，我就没有必要站在讲台上既浪费他们的时间，也浪费我自己的时间。毕竟，我还年轻，生命长远，还有更有意义的事在等着我。像我这样有着“不创造，毋宁死”情结的人，怎么可能站在一群渴望求知的学生面前照本宣科？      

而且，从我个人的经验出发，我相信大学生已经具有良好的自学能力。而所谓教材，不过是一种辅助性的材料，如果有现成的、学生课下看看即可，不必在课堂上被它牵着鼻子走。做这样的“牛人”，有什么意思呢？更尴尬的是，当我照搬教材，而学生已经预习了教材后面的内容，那他们就成了躲在前面的伏兵了——“嘿，老师，学生在此候你多时。你要讲的我都看了。”这样的生活，没劲透顶。

至于标准答案，更不是我所需要。这和我的真理观念有关。既然我承认自己只能无限接近真理，而不是拥有真理，为何不让自己的课堂更具有开放性？所以，通常情况下我会预设一个议题，和学生一起探讨，努力激发他们的思维，并且强调课堂上所获得的一些答案，既不是标准答案，也不是最后的答案。

我甚至不希望他们多花时间做笔记，如果学生在课上只是忙着做笔记，只能说明他是在做体力劳动，而不是脑力劳动。如果一个学生在听我课的时候，能够就我所提到的某个问题思考到走神，又有什么不好呢？

进一步说，我的课堂永远是思维多于记忆，开放多于封闭。我会为一个概念、一部电影和学生讨论几个小时。概念如“奖励与控制”、“影像与真实”、“全景监狱”，电影如《美丽人生》、《卢旺达饭店》、《天堂五分钟》、《肖申克的救赎》、《放牛班的春天》、《窃听风暴》、《浪潮》，等等。由于有很好的互动效果，又受到了我的启发，到下课时，学生们还会为我献上满堂的掌声。对于一个老师来说，还有比这更让他欣慰的事情么？

说标准答案完全摧毁了中国教育，这话未免言过其实。不过，在很多时候你又不得不承认，标准答案是个不折不扣的祸患。在那里，不仅有对知识的乔装改扮、故作威严，更有对人性的无穷摧折，对光阴的无情浪费。死记硬背的学问，本来就是记忆之学对思维之学的侵袭，更别说那些要求别人写读后感的主观题，竟然也有标准答案。就在几年前，甚至还有好事者琢磨出一个孔子标准像。可叹决定孔子长像的不是父母遗传的基因，而是两千多年后的“标准化”运动。

可怕的是，不容置疑的标准答案一旦被确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机制立即被激活。所以，当被问及“雪融化了成什么？”时，一个孩子答“春天”，结果被老师判定错，因为标准答案是“水”。这样的标准答案似乎还情有可原，但另一些标准答案注定只能当笑话听。比如：“一个春天的夜晚，一个久别家乡的人，望着皎洁的月光不禁思念起了故乡，于是吟起了一首诗。这首诗是什么？”一个学生答：“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结果同样被判卷老师打了个X，标准答案为“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2009年2月5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刊登了安徽一位在校高三学生的文章《我被中国教育逼疯了》。在文章结尾，作者用一种近乎控诉的口吻说：“我曾想过自杀，但我不甘心被中国教育折磨死。我恨父亲，但没有真正恨过，我更恨中国教育，是中国的教育让所有亲人只用分数衡量人。”

应该说，学校用分数衡量一个考生是否“达标”，以及部分家长望子成龙时的苛严，在今日中国都不是什么新闻，更无所谓“震惊”。人们关心的是，在“万般皆下品，唯有分数高”的鞭打下，挤进大学的所谓成才之道，也完全可能异化为毁才之道。而我在这篇自述中所看到的真相是，一方面，这位学生在拿高分的重压下苦不堪言，以至于“想过自杀”；另一方面，在他通向理想的关键时刻，来自家长与社会的过多干涉与单向度评价，又使他长期困顿于“被追杀”的亡命之途。

相信许多人或多或少都做过有关考试的噩梦，总是答不完卷子。这自是因为过去紧张的考试给我们留下了“记忆伤痕”。我这里谈到的“记忆伤痕”，实际上有两种解释：一是心理上的创伤，比如考试太多，太紧张；二是方法上的，尤其对于文科生而言，迎合“标准答案”的考试所考察的更多是学生死记硬背的功夫，而非创造力，是记忆之技，而非思维之学。

谈到中国的应试教育，同样深有感悟的是我在中国和欧洲所接触到的两种考试的差别。实话实说，我在国内念大学时，成绩好坏多半决定于我在考前一晚是否强忍悲痛背诵答案；而当我在巴黎大学参加考试时，一门必修课只考一道论述题，而且连续笔试五个小时，写十几页纸。这才是我最需要的考试。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只考我对标准答案是否有过“一夜情”，而后者所考察的则是我若干年来持续思考或者阅读了哪些东西，是我有着怎样的知识积累与思辨能力。

为什么学生的家长与老师不鼓励学生就着自己的兴趣与特长成长？为什么这位学生读自己喜欢的书、思考自己的问题被理解为“不务正业”？为什么许多人在学龄前便被要求参加各种培训班，而且一辈子都在忙着考这考那？传播学者感慨电视媒体大行其道已经使人类失去了童年，其实，那些畸形的、功利主义的教育，各种毫无价值的证书，不仅让人类推动了童年、少年、青年，甚至可能是一生。我常在想，生命是何其短暂，有考证的时间，有对标准答案的时间，何不多给自己一些时间去创造？

生活没有标准答案，考试不是生活的全部，更不是成才者的必由之路。一个人，即使在高考时做了状元，也并不意味着他一定比落榜的人优秀。“偏科”的韩寒当年没有考大学，而是按着自己的方式生活，几年来，他独立的个性，睿智的见解以及远在同龄人之上的担当与澄澈，让多少人赞叹。有人可能会说，韩寒天赋异禀。的确，韩寒与众不同。但在我看来，其最大的不同只在于，许多人只能看到有路牌的路，而韩寒却看到路边上也是路。

2010年的一个夏日，我与陈志武先生在湖南卫视做节目，谈现在大学生一毕业就着急买房的问题。刚工作就忙着买房，在许多人看来算是标准答案了。为什么年纪轻轻就要买房？事实上，就个人而言，我最幸福的体验也不是三十岁以后在中国买了房，而是我当年把准备在北京买房的钱花在了在巴黎租房读书上。

生活没有标准答案。回首前尘往事，你走你的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运算法则。一起长大的人，未必能一起上学；一起上学的人，未必都能一起考上大学；都读了大学的人，未必都能找到工作；没有立即找到工作的人，未必不能成就一番事业；没有成就一番事业的人，未必一生不幸福……同样是念了哈佛，梭罗毕业不找工作，借把斧头跑到瓦尔登湖畔搭了个木屋，过一种可以试验的生活，而盖茨索性中途辍学，不久就创办了微软公司。

我们的教育不能穷得只剩下标准答案了。一个社会要有共同底线，所以有了法律和道德，但这并不意味着教育与思考应当唯标准答案马首是瞻。标准答案的背后，是考生的命运，是命题者的权威。当人人不得向所有貌似客观公允的标准答案低头时，我们真正能够看到的，却是一盘盘“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棋局。而这个被标准答案统治的世界，一个连过程都被标准化的世界，是一个已知的、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甚至也是死去的世界，一个远离了创造和创造精神的世界。

《哈佛家训》里有一则让兔子游泳的寓言：

小兔子是奔跑冠军，可是不会游泳。有人认为这是小兔子的弱点。于是，小兔子的父母和老师就强制它去学游泳。结果兔子耗了大半生的时间也没学会。兔子不仅很疑惑，而且非常痛苦，就差“想自杀”了。然而谁都知道，兔子是为奔跑而生的，而不是像菲尔普斯一样做条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作者由此感慨现代社会对人的教育的异化——看看我们的四周吧！大多数公司、学校、家庭以及各种机构，都遵循着一条不成文的定律：让人们努力改正弱点。君不见，父母师长注意的是孩子成绩最差的一科，而不是最擅长的科目。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集中力量解决问题，而不是去发现优势。人人都有这样的想法，那就是只要能改正一个人的缺点，他就会变得更好。然而事实上，许多缺点都是微不足道的。在“完人”标准答案面前，没有哪个不是千疮百孔。

为什么一定要参加一些毫无意义的考试并且获得高分？既然没有谁会“全知全能”，为什么大学拒绝“偏科”的学生？当教育体系成为一套精细的矫正仪，当教育设计“像捕鼠器一样”完全针对人的弱点，而不是发现和激励一个人的优点与特长时，置身其中的人也就成了一头被教育机器不断纠正的猎物。最不幸的是，许多人并不自觉，在此漫长的“纠错”过程中渐渐失去了自我抉择的意志，渐渐磨灭了原本属于自己的才情，荒芜了斗志，辜负了创造。

仔细想来，中国的中小学甚至大学教育，大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等式来概括，即“1+1=2”。演算由左而右，等号左边是权威，是宿命，是既定的一切；等号右边是惟一的僵死的答案，是一个封闭的世界。

面对如此情景，你难免悲从中来——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一道开放的考题，即“2=?”。同样是运算，两者的开放性显然完全不同。前者答案只有一个，如果你答的不是2，而是3，就格杀勿论。至于后者，答案自是千变万化。你可以说“2=1+1”，也可以说“2=2×1”，甚至，你还可以别出心裁，说“2=20000/10000+(250-250)”，只要你乐意，根据既有的常识，你可以DIY出你最愿意看到的答案。当然，你也可以说与后一种相仿的情形并非从未出现，然而荒诞乃至让人无法忍受的是，当出题者问你2等于多少时，你只能说2等于“1+1”，而不能说等于“0+2”。这样的标准答案，如上文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所能制造的恐怕也都是些“标准血案”或“标准冤案”了。

好了，在这里我并不是要讨论数学，不是要讨论哥德巴赫猜想。读者不妨用其他词语代替这里的2。比如“正义”“理想”“幸福”等等。我想说的是，在一个标准化的社会，它会抹去差异，填平沟壑，告诉你如何去做是符合正义，合乎理想。如果把运算的过程比作生活的过程，那么生活就只有一个目的，只有一个标准答案。按说，幸福与否是个很私人的问题，但是一个单向度的社会告诉你的却只有一个答案。在过去，比如“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狠斗私字一闪念”等等，变来变去其实答案都是一个，即政治正确。而不是自己结合自己的人性与经验去体悟“什么是幸福”。简单说，“1+1=2”式的教育，没有过程，其迷信的只是一个结果；而探寻“2=？”式的教育，却是焕发人的创造力的教育，是可以激发人们回归自身与探寻真理热忱的教育。

我曾经打过一个比方，上大学之前，你可能有一箱子的工具以解决问题，但是过度依赖标准化教育，最后工具箱里只剩下了一件工具。而且，它还可能因为过于陈旧，无法为你解决任何问题。这就像是你在学校配了一把钥匙，你拿着它去社会开锁。不幸的是，原来的那把锁没有了。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大学最紧要的不是给学生们分一把钥匙，而是给学生一套配钥匙的方法，即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包括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原谅我用一则悲剧为本文收尾。2009年11月26日，上海海事大学女研究生杨元元在宿舍的卫生间用两条系在一起的毛巾自杀身亡。而她生前的悲叹是，“为什么知识不能改变命运？”可怜这个学生，至死都没有明白，其实她的绝望，她的不能改变命运，与知识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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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你告诉我，二到底等于多少？（读后感）

熊培云的《二等于多少》直击的是中国当前“标准化”的教育现状。而我，与作者同属“站台、卖声、吸粉”的教师群体，亲睹了目前中国教育诸多之怪现状，可谓感同身受。

师范毕业数载后与同届学友再见面问及我代什么课时，我的回答让他们无一例外感到意外，“想不通，没想到！”——在他们眼里，当年那个进入师范以第一篇作文就小震同窗的我应该去教语文，或者至少是文科也行，没想我的回答竟然是完全不沾边、毫无温情可言的数学、计算机之类。

其实这点是上学时的自己也没有想到的，那时候是真的喜欢缤纷多彩的文字世界。可是现实改变了我之初衷。在初登讲台实习时我是上过几节语文课的。印象非常深刻的是讲析五年级一篇课文《一个降落伞包》时，备了足足六七页教案，讲了整整三节课的时间。认读生字新词、分段、总结段意、提炼中心思想……一篇饱含英雄情结的文章到最后被肢解得面目全非，味同嚼蜡；就像一幅原本非常美妙的画儿非得从中找出色块、线条、构图等等毫无温度没有感情的物理要素一般，让人最后完全失去了对美最初最强烈的感触与品味。我不明白为什么语文必须这样教？自此以后，便下意识抗拒教语文——我真的不想将曾经感到有点美的东西来亲手一一搞得支离破碎、狼藉满地！

后来读过一篇写外国孩子怎样学习《灰姑娘》的文章，当时激动地就差拍手鼓掌了。那种感觉就是我与第一批学生同上自习时给他们偷着读小说、讲故事时的心境，觉得语文就该这样开放式教与学。原文附录如下：

                外国孩子学习《灰姑娘》
                                   　                   　格格

亲爱的你告诉我，二到底等于多少呢？（读后感）

上课铃响了，孩子们跑进教室。这节课，老师要讲的是灰姑娘的故事。老师先请一个孩子上台，先给同学讲一遍。孩子很快讲完了，老师对他表示感谢，然后，开始向全班提问。

老师：你们喜欢故事里面的哪一个角色，不喜欢哪一个，为什么？

学生：喜欢辛黛瑞拉（灰姑娘），还有王子。不喜欢她的后妈，还有后妈带来的姐姐。辛黛瑞拉善良、可爱、漂亮，后妈和姐姐们对辛黛瑞拉不好。

老师：如果在午夜12时的时候，辛黛瑞拉没有来得及跳上她的南瓜马车，你们想一想，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

学生：辛黛瑞拉会变成原来脏脏的样子，穿着破旧的衣服，哎呀，那就惨啦。

老师：所以，你们一定要做一个守时的人，不然，就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另外，你们看，你们每个人平时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千万不要突然邋里邋遢地出现在别人面前，会把你们的朋友吓着的。

女孩子们，将来你们长大和男朋友约会，要是你不注意，被你的男朋友看到你很难看的样子，他们可能就吓昏了（老师作昏倒状，全班大笑）。

好，下一个问题，如果你是辛黛瑞拉的后妈，你会不会阻止辛黛瑞拉去参加王子的舞会？你们一定要诚实哟。

过了一会儿，有孩子举手回答：是的，如果我是辛黛瑞拉的后妈，我也会阻止她去参加王子的舞会。

老师：为什么？

学生：因为，因为我爱自己的女儿，我希望自己的女儿当上王后。

老师：是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后妈好像都不是好人，对别人都不够好，可是她们对自己的孩子却很好，你们明白了吗？她们不是坏人，只是她们还不能够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爱其他的孩子。

孩子们，下一个问题是，辛黛瑞拉的后妈不让她去参加王子的舞会，甚至把门锁起来，她为什么能够去，而且成为舞会上最美丽的姑娘呢？

学生：因为有仙女帮助她，给她漂亮的衣服，还把南瓜变成马车，把狗和老鼠变成仆人。

老师：对，你们说得很好。想一想，如果辛黛瑞拉没有得到仙女的帮助，她是不可能去参加舞会的，是不是？

学生：是的。

老师：如果狗、老鼠都不愿意帮助她，她可能在最后的时刻成功地跑回家吗？

学生：不会，那样她就可以成功地吓着王子了（全班再次大笑）。

老师：所以，孩子们，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需要朋友，我也希望你们有很多很多的朋友。下面，请你们想一想，如果辛黛瑞拉因为后妈不愿意她参加舞会，就放弃了机会，她可能成为王子的新娘吗？

学生：不会。那样的话，她就不会到舞会上，不会被王子看到、认识和爱上了。

老师：对极了！如果辛黛瑞拉不想参加舞会，就是她的后妈没有阻止，甚至支持她去，也是没有用的。那么，是谁决定她要去参加王子的舞会？

学生：她自己。

老师：所以，孩子们，就是辛黛瑞拉没有妈妈爱她，她的后妈不爱她，这也不能够让她不爱自己。就是因为她爱自己，她才可能去寻找自己希望得到的东西。如果你们当中有人觉得没有人爱，或者像辛黛瑞拉那样，有一个不爱她的后妈，你们要怎么样？

学生：要爱自己。

老师：对，没有一个人可以阻止你爱自己，如果你觉得别人不够爱你，你要加倍地爱自己；如果别人没有给你机会，你应该加倍地给自己机会；如果你们真的爱自己，就会为自己找到需要的东西——没有人能够阻止辛黛瑞拉参加王子的舞会，没有人可以阻止辛黛瑞拉当上王后，除了她自己，对不对？

学生：是的。

老师：最后一个问题，这个故事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

学生：（过了好一会）午夜12时以后，所有的东西都要变回原样，可是，辛黛瑞拉的水晶鞋没有变回去。

老师：天哪，你们太棒了！你们看，就是伟大的作家也有出错的时候，所以，出错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我担保，如果你们当中谁将来要当作家，一定比这个作家更棒，你们相信吗？

孩子们欢呼雀跃。

亲爱的你告诉我，二到底等于多少呢？（读后感）

而在中国这种长期形成的模式化教育中，就有一个关于“标准答案”的纠结。在从小到大所有的语文考试中，包括阅读题在内，凡牵涉到解释词意、概括段意等等之类本该带点主观色彩的题目，均有标准划一的答案。当然，但凡有点变通的老师在阅卷时都会稍加“变通”，不离本意也可算对，或者“适当扣分”。但的确也有那么一类学生令我这个当老师的也感到瞠目结舌——他们竟然可以写出与标准答案完全一致的答案，甚至包括标点符号！无以解惑，我只能告诉自己：这世间也许真的有一些人有着不差毫厘的大脑思维，所以才能一字不差复述得如此标准！

但更多的人为了这个所谓的“标准答案”付出了“惨痛代价”，留下了太多“记忆伤痕”。如熊所说，“许多人或多或少都做过有关考试的噩梦，总是答不完卷子”。虽然我自己在有涯的求学路上似乎没留下多少“记忆伤痕”，关于考试，关于答卷，在许多年后的梦里再次出现时，也还是一种堪称“快意”的印记；但这绝不是标榜自己有多聪明，而应说是功夫练到家了，练到可以胸有成竹做中国式教条考试的主人了吧。

可是，那又怎样？结果是什么？我们这些能够做到从语言、动作到行为、规范都“标准划一”的人，有着怎样的人生？这样问自己时，脑子里便自然地分出了两大阵营：一块是读完书求完学的，另一块是未读完因故中断的。那些"无幸"陪我们走完求学路的同龄人，他们，或因家境，或因“智商”，或因顽劣，或因某个突发事件，偏离了这条按部就班有迹可循的路。但在多年以后，现在，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成为平常人中的佼佼者，众人眼里“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典范；当然，亦不乏庸碌如我之辈。而在我这个乖巧听话、循规蹈距从中国教育体制“细木桥”上走过来且最后又成为一个所谓的“教育工作者”眼里，他们，何尝不是中国“标准答案”式教育的幸存者！不管当初是自愿还是被迫脱离了这张用十多年最美年华来织就的大网，现在的他们，都活得比我们这些教条牺牲品要自由、恣意和随性地多！说真的，很羡慕他们。生活对一个人而言如果没有了“绑架”的可能，那就等于赋予了他无数种其它自由的可能：可以选择赚钱方式、可以选择工作地域、可以选择从一而终或是择木而栖，可以选择要不要接受别种“被绑架”……当然，由此带来的结果也会是千变万化的：也许会终生颠沛流离，也许会厚积薄发一飞冲天，也许会四处奔波碌碌无为，也许会尝尽甘苦得以善终……有怎样的人生，应该绝大部分取决于怎样运用脖子以上的部分来组织安排命运。这样的过程，会让人生也甘心死也甘心，而非生非容易死非甘。

不甘其实只是一小部分人身上的自省和无奈，成年以后的两不甘其实也仍是自己不够有胆识有谋略有资本有条件去选择可以甘心的人生，怨不得任何人。但是这种模式下成长起来的我们，中毒太深，危及自己，殃及别人：“现代社会对人的教育的异化——看看我们的四周吧！大多数公司、学校、家庭以及各种机构，都遵循着一条不成文的定律：让人们努力改正弱点。君不见，父母师长注意的是孩子成绩最差的一科，而不是最擅长的科目。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集中力量解决问题，而不是去发现优势。人人都有这样的想法，那就是只要能改正一个人的缺点，他就会变得更好。然而事实上，许多缺点都是微不足道的。在“完人”标准答案面前，没有哪个不是千疮百孔。”

“当教育体系成为一套精细的矫正仪，当教育设计像捕鼠器一样完全针对人的弱点，而不是发现和激励一个人的优点与特长时，置身其中的人也就成了一头被教育机器不断纠正的猎物。最不幸的是，许多人并不自觉，在此漫长的纠错过程中渐渐失去了自我抉择的意志，渐渐磨灭了原本属于自己的才情，荒芜了斗志，辜负了创造。”

教师的职业病是说教。“不要……不能……不该……”，8岁的儿子对我这个妈妈提出了一句概括性极强的意见竟是“我做什么她都看不上，觉得不好。”（虽然我并非一个唯成绩论优劣的母亲，但在日常生活习惯细节上确实严苛。）这话让我非常震撼，深感悲哀——为人之师，却不会教育自己的孩子！广义的社会的反常理教育之痼疾我不想多说，众位同仁深有感触；单从狭义的家庭角度来说，我是一个失败的母亲，一个专门学习过教育、心理学并长期践行着教育行为、实质上却并不懂得教育本质的失败者。

幸好我尚在路上，孩子也尚在成长。知错即改，期望先从我的孩子开始，停止错误，终止失败，渐行渐学，互为相长。期望更多的孩子不再在满怀悲痛死记硬背标准答案与一气而弃投入浊浪滔天的社会洪流之间做出无奈的选择。期待中国教育不再只奔着冠世俗功名于头顶的目的往前走，教育政绩化、功利化只会将大人、孩子都逼到穷途末路的死胡同，唯分数、唯升学率定终生让所有试图用知识改变命运的人在愈来愈窄的夹缝中求生存寻发展的压力越来越大，甚至使许多杨元元类的人无以选择，只能自毁。

生活没有标准答案，教育也不应有固定模式。回归人性，从心出发，但愿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运算法则，尽可能最大化实现自我人生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