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初年，益州刺史王濬组建强大的水军和战船，顺江东下，发动灭吴之战。首先攻克巫山，接着用大筏勾住沉江铁锥，用麻油烧毁拦江铁锁，攻克横江天险的西陵峡，然后沿江而下，攻克夷陵、江陵、夏口、邾城等沿江重镇。与此同时，其他五路陆军配合，水陆并进，沿途出击沿江重镇。其中，建威将军、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率军自豫州南下，攻占邾城，在齐安沿江赤壁横江而渡，攻占吴国陪都鄂渚。王濬乘胜东进追击，战船连天蔽江，气势雄伟，所向披靡，很快逼近建业，迫使吴主自动投降。邓艾等人伐蜀只用了两个月，而王濬等人伐吴只用了三个月。蜀吴快速灭国的共同特点，一是过度依赖地理优势，被人巧妙解除，二是君王昏聩、暴戾，弄得人心涣散。同理，王濬收服孙吴，完成南北统一，又陷入众将争功的历史窘境，反复自辩，屡遭弹劾，幸得晋武帝宽恕。他为了避嫌，纵情享乐，几年后便死了，得以善终，有效避免了邓艾伐蜀的悲剧。
中唐诗人刘禹锡善作怀古诗，于贬官西蜀夔州的水路途中，登临西塞山，作诗《西塞山怀古》叹曰：“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此西塞山在武昌郡，除了建有瞭望塔和烽火台，还跟西陵峡一样设置了拦江铁锁和沉江铁锥，扼住长江上游、中游的咽喉，均被攻破。稍早于刘禹锡的诗人张志和，尝为左金吾卫录事参军、大将军，后感于宦海沉浮和人生无常，立志归隐田园，遂游于吴楚山水间，自号“烟波钓徒”。某个春天的三月里，他来此西塞山钓鱼于长江湍流，兴味盎然，写下了著名的《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晚唐诗人罗隐亦来此地怀古凭吊，作《西塞山》诗云：“吴塞当时指此山，吴都亡后水孱颜”，“会将一副寒蓑笠，来与渔翁作往还”。这里分明指出，《渔歌子》所写之地乃楚地之西塞山，而三国时期最初的“吴都”，即在附近的鄂渚，也即为孙权改名的武昌。鉴于唐人皆作如是观，清代康熙年间编辑成书的《全唐诗》，也在该诗后注明：“在武昌界，孙吴以之为西塞。”
西晋末年，“五胡之乱”爆发。中原西阳郡太守庾冀被迫从大别山区南撤，跟随“衣冠南渡”，在邾城东南的长江边修建一座城池，依旧命名西阳城，作为自己抵抗五胡的大本营，且仍为西阳郡太守。西阳城与邾城、石门皆为沿江城市，依靠大别山，总体上互为犄角，遂为东晋北伐中原的中路前沿阵地。此时节，齐安郡改名西阳郡，而五水蛮又称西阳蛮，由此得来。东晋初年，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为武昌郡太守，治所鄂渚，遍植柳树于官道，传为佳话（陶渊明仿曾祖于茅舍前植五柳，自号“五柳先生”）。其实，陶侃乃罕见的常胜将军，平定了诸多叛乱，因才能和政绩，遭到王导、庾亮的猜忌，所幸三人形成制衡三角，未尝引发悲剧。在同僚的建议下，陶侃率人到邾城考察，决定不驻军于此，而以长江为险。《晋书·陶侃列传》载：“议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镇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猎，引将佐语之曰：‘我所以设险而御寇，正以长江耳。邾城在江北，内无所倚，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晋人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虏，乃致祸之由，非御寇也。且吴时此城乃三万兵守，今纵有兵守之，亦无益于江南。若羯虏有可乘之会，此又非所资也。’后庾亮戍之，果大败。”
东晋初年，咸康五年（339年），丞相庾亮力主北伐，恢复中原，以邾城为前沿大本营，派征虏将军毛宝与西阳郡太守樊峻驻守，共率一万多重兵。后赵皇帝石虎率五万人进攻南郡江陵，同时派大将带领两万骑兵偷袭邾城（后来可能增兵至五万）。身处鄂渚的庾亮以为邾城城墙坚固，布有重兵，供应充足，且鄂渚等地均遭攻击，无暇分身，因此误判形势，没有增兵，却不料事后后悔不已，失声痛哭。双方鏖战之下，邾城内外堆尸如山，一月破城，遂遭纵火屠城，沦为一片废墟。毛宝率守城官兵六千残余逃出，被逼到东南赤壁江边，准备横江而渡，与江南鄂渚援兵接应，但被后赵骑兵追逼紧急，刀箭齐下，全部射杀于舟，或投江溺亡。庾亮之弟、南郡太守庾冀被困于石虎围城江陵，对故地西阳城一带爱莫能助。此次邾城之战，其惨烈程度不亚于三国赤壁之战，再次将赤壁江水染红。附近拱卫的石门也应该被纵火屠城，成为一片废墟，而我作如此推测，实乃古代石门毁灭是一个历史谜团，有关记述简略而不可信也。作为江淮之间军事重镇的邾城，自此永远退出历史舞台。元末明初，著名谋士刘基经过齐安，作诗《邾城怀古》曰：“孤城寥落遍蒿芜，万里萧条近楚符。鸦带夕阳归旧垒，雁将秋色下平湖。遗墟渺渺生禾黍，古木苍苍接里闾。故事岂劳重借问，汉江流水自萦纡。”
北伐之初，丞相庾亮踌躇满志，作为南朝一代名相，与陶侃、王导齐名，惜乎此时陶侃去世未久，王导同年去世，均未能制衡之。庾亮依靠庾太后执政，判断多有失误，邾城之战后，忧郁成疾，不久去世。《世说新语笺疏》和《晋书·庾亮列传》记载：“亮在鄂渚，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楼，俄而不觉亮至，诸人将起避之。亮徐曰：‘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处兴复不浅。’便据胡床与浩等谈咏竟坐。其坦率行己，多此类也。”庾亮因此被称为“南楼使君”“南楼老子”，留下了“庾亮南楼”“胡床待月”的佳话，尽显名士风流，而庾楼（又被称为“庾亮楼”“庾公楼”“玩月楼”等）至今尚在，位于城南江边，其青石匾额逐渐破损，后被换成大理石匾额。东晋庾亮北伐失败并非特例，其后殷浩北伐、桓温北伐，以及南朝宋齐梁陈的多次北伐，几乎都以失败告终，即辛弃疾词中所谓“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最有可能成功的，是谢安北伐、刘裕北伐，皆推进至黄河流域，收复故都，可惜前者为晋帝猜忌，后者代晋帝自立，出现重大转折，最终功亏一篑。
南朝时期，刘宋设齐安郡，郡治西阳城。刘宋朝廷发生政变，热衷文学和北伐的宋文帝刘义隆，为太子杀害，引发内乱。武陵王刘骏在西阳城雇佣、召集五水蛮军，誓师东伐，直逼金陵，成功夺取帝位，遂将西阳城视为风水宝地。刘骏登基时，鲍照作诗称颂，且时常故作俗句，迎合其趣味，被时人笑作江郎才尽，殊不知其蓄意藏锋。鲍照后任临海王刘子顼军府掌书记，刘子顼乃刘骏第七子也。至刘子顼迁任荆州刺史，随其赴江陵，分别为征虏参军、前军参军、卫军参军，因此世称“鲍参军”。赴任途中，鲍照亦有自吴奔楚的长江之旅，在众纤夫的拉力下，乘坐豪华楼船，悠哉游哉。途径汉皋登黄鹤矶，作诗《登黄鹤矶》：“木落江渡寒，雁还风送秋。临流断商弦，瞰川悲棹讴。适郢无东辕，还夏有西浮。三崖隐丹磴，九派引沧流。泪竹感湘别，弄珠怀汉游。岂伊药饵泰，得夺旅人忧。”其中“三崖隐丹磴”，似乎记录着齐安至乌林一带的“百里赤岸”。惜乎刘宋朝廷政变不断，刘子顼兵败被杀于江陵，而鲍照死于乱军刀箭下，年五十一。
萧梁时，“侯景之乱”爆发，侯景堪比董卓，荼毒京师。仁威将军徐文盛率军从江陵出击，与侯景部将任约战于鄂渚。任约据守西阳城，徐文盛进驻芦洲，两军夹江筑垒，相持不下。侯景从淮右引大军救援，合兵西阳，且从都城金陵弄来徐文盛的妻子，交还于他，诈称有降意，致使好施仁政的他举棋不定。徐文盛部将识破奸计，不听将令，趁敌喘息未定，私自出战北岸，大获全胜。此时节，庾亮同宗庾肩吾、庾信父子崛起，成为宫体文学的代表人物。“侯景之乱”时，庾信从都城金陵乘乌篷船出发，逃往故乡江陵，昼伏夜出，投奔梁元帝。据庾信《哀江南赋》所述，其自吴奔楚的迂回艰险程度，不亚于伍子胥自楚奔吴，且方向刚好相反。其间有句：“落帆黄鹤之浦，藏船鹦鹉之洲 。路已分于湘汉，星犹看于斗牛”，“望赤壁而沾衣，舣乌江而不渡”，“过漂渚而寄食，托芦中而渡水”。据其方位判断，他曾经避难于齐安城外江中的芦洲，乃至举洲、鹦鹉洲等有芦苇荡的江洲，艰难抵达江陵。庾信与鲍照齐名于南朝文坛，世称“鲍庾”。鲍照的文学创作高峰在南国江陵，而庾信的创作高峰在北国长安。
梁元帝萧绎尚未登基前，调任荆州刺史，坐船自吴入楚，途中停泊于三江口，作诗《赴荆州泊三江口》：“涉江望行旅，金钲间彩斿。水际含天色，虹光入浪浮。柳条恒拂岸，花气尽薰舟。丛林多故社，单戍有危楼。叠鼓随朱鹭，长箫应紫骝。莲舟夹羽氅，画舸覆缇油。榜歌殊未息，於此泛安流。”萧梁末年，爱好图书、博学多才的梁元帝萧绎被围江陵，临死前，纵火烧毁所藏图书十四万卷，寄爱恨于其间，正所谓：人在书在，人亡书亡。南宋诗人陆游自蜀入吴，曾在此停船游览，写下《泊三江口》。自西汉至南朝，鄂渚、三江口、西阳城、石门一带，水运、商业发达，是长江中下游繁华的商埠和往来船舶停靠栖息之所。
南陈时，西阳太守周炅将治所移至举水下游新洲的保城，以抵御麻城一带依旧活动猖獗的五水蛮。此后，西阳城逐渐荒废，加之长江改道、泥沙淤积，以致遗址逐渐踪迹全无，隐没于山野。隋代改西阳郡为永安郡，保城改名南安城。唐代恢复齐安郡之名，治于南安城。此正是：昔日邾城废，今朝西阳亡。江淮繁华地，草木诉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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