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
1
爷爷呱呱坠地的时候，正值民国二十二年，癸酉年，属鸡，换成公历纪元是1933年。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很不太平，狼烟四起：中国国共两党内战打得不可开交；日本扶植的傀儡伪满洲国成立后，日军还在继续南下，在当年的一月三日，侵占了山海关，安得馨成为第一个在抗战中牺牲的回族抗战英雄。
爷爷就在安得馨牺牲的前两天，一月一日，降临这个世界。
那个冬天很冷，山海关在下着惨白的大雪；也很残酷，多年战争，百姓流离失所，遍地哀鸿。
生在这个年代，又长在一个雇农家庭，爷爷这一辈子，似乎注定要尝遍人生的悲欢离合与苦乐。
幼年时的爷爷，像所有那般小的孩子一样，是不会对自身的生活轨迹存有什么印象的。
就像自己，如果没有母亲讲给我听的儿时故事，我根本就不可能知道，从出生到三四岁那段时间里，到底发生过什么，自己又做过什么。
母亲说，我两三岁的时候，喜欢钻对门左边邻居家的狗洞；而更小的时候，能一个人在床上安安静静躺一个白天不哭不闹；而对门左边邻居家的爷爷奶奶都很喜欢我，经常哄我钻狗洞。
但我怎么也想不起来。
同样，如果没有爷爷的父母的讲述，爷爷对那段时光是毫无印象的，爷爷也没有跟我讲过一星半点。
在爷爷出生后的第三个月，也就是三月的月底，国民党的蒋介石和汪精卫开始全力“剿共”。
“剿共”， 跟还是小屁孩的爷爷有啥关系呢？
当然有！
爷爷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是鄂东南，长江中游南岸，距离武汉动车一个小时；一个小小村庄，与江西毗邻，距离围剿与反围剿的发生地，很近很近，如今坐动车过去，也不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国民党围剿的军队，一定从这里来往过；共产党的军队，也在这里出没过。
我想，年幼时的爷爷，一定有过这样的场景：咬着手指头，不管不顾鼻孔里吊出两只白狗，穿着打满补丁小衣服和开裆裤，用好奇的眼神，打量着行进着的军队。
爷爷最幸福的时光，可能也就是这段日子吧：无忧无虑，无知无畏，贫穷日子的侵蚀还有人抵挡，生活的重担还不需要他扛，就是物质缺乏、寄人篱下的辛酸、痛苦，他也感知不到。
爷爷生长的地方
2
待爷爷长到五岁半的时候，国共不打内战了，开始搞团结合作，一致抗日。
自此，日本侵华与中华民族抗日，贯穿了爷爷的整个童年，一直到他十三岁。
这场战争对爷爷的影响极大。
战争的前几年，深处中国中部的鄂东南，既不是前线，又不靠近沿海，除了贫穷和闭塞，也偶受战火侵扰，但总体还算太平。
大家自顾自过自己的日子，该种田还种田，地主该收租还收租，雇农该租佃还租佃，长工依然寄人篱下，娃娃也要当牛郎放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爷爷跟着他父亲一起，给地主家当长工。
长工是干什么的？
看看《白鹿原》里，那个被白嘉轩白族长称为三哥的鹿三，就是一个长工，在白家帮了一辈子工，够长。
鹿三在白家做长工，吃住都在白家；啥活都干，下地、收割、浇水、饮马饮牛、进城采购、看家护院。
爷爷的父亲，我的曾爷爷，就是干这个的，当长工，不过没有鹿三干的那么长。
爷爷童年时就帮着他父亲，给地主家放牛，上山捡柴火，也学着干农活，诸如挖地、插秧、除草、耘田、收割等。
这些事情，自己童年时都做过，不过不是给地主家，而是给自己家——爷爷带领一家人，完成了由长工、雇农到自耕农的艰苦逆袭；也是沾了时代的福泽。
和童年时的爷爷一起放牛打望的，还有他的妹妹和弟弟，也就是我的姑婆和叔公。
但这样的日子，在武汉沦陷后就到头了。
爷爷生长的小村，距离武汉也就两个小时的车程，今天更短，动车一个多小时。
武汉沦陷后，日军长驱直入。
比较宁静的小山村成了前线，直接受到炮火的侵袭。
3
日军进攻的套路是，先上飞机投弹，狂轰乱炸一气，然后再派地上部队进攻。
爷爷说，他母亲和弟弟，以及他父亲的两个兄弟，就死在日军的轰炸下；飞机就往人多的地方扔炸弹，飞得又低；没有警报器，听到声音再往外跑，根本就跑不赢；大家哭爹喊娘，也无济于事；活不活得成，全看运气。
很快，以前只能看到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的小山村，又出现了一个新物种，吆喝着村里人根本就听不懂的鬼话，端着上了刺刀的枪，把村里再次闹得狼奔豸突、鸡飞狗跳。
日军挨家挨户找粮食，找花姑娘，很多人躲到山里不敢回来。
但日军对小孩很友善，爷爷说，他当时在给地主放牛，8岁多点，人还没有牛背高；一个日本兵把爷爷叫到他面前，给了爷爷一颗糖，比划半天，然后把爷爷放的那头牛牵走了。
爷爷说的日本兵的“友善”，也许不无道理，至少没有在这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里见人就杀。
日军的疯狂残忍，在通往南京之路，以及到了南京之后所做的事情，可能还没有传到这个闭塞的小山村里吧。
如果爷爷早就知道这个消息，不知会不会恐惧到想要逃？
我童年的时候，和一帮伙伴在青砖老房子的后山上玩耍，在山顶挖沟筑城，倒是挖出很多子弹壳和炸弹的碎片，以及带有弹痕的砖块。
这一切，都淹没在沙尘里，也掩埋在了岁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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