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年说的大事，就是上北京。
到了每年的八月初，新生的名单公布了，闰炀楼填充进一批新人。他们都是我们的老同学，如今进了普通班，像妈妈说的那样，“做了龙凤的孙子”。
更孙子的是他们挑了一个响晴天去军训，这时我们就全体去北京玩。九四班因此得以多存在六天，玩完了大家好聚好散。
妈妈还是没有跟我去。她送我到校门口，看着四辆唱着歌的大巴爬出校门。大巴是日落时走的，送我们到沭江火车站，在这里才有直达北京的火车。搭上车时，已经入夜了。四个班包了六车厢的卧铺，床像鸡笼一样热热闹闹叠在一起。我分到的是最顶上的床，从梯子爬上去，往里一钻，脚心正对着空调，鼻尖能碰到天花板。俞年和我隔了三排床。我赤着脚跑到他那里，下了两局飞行棋，就回来睡觉了。
时间估计是午夜，我被火车震醒了，一睁眼，看见天花板还压在面前，就觉得不爽快。脚趾头被吹得冰冷，我把被子踢到脚底，塞住空调口，可还是睡不着。翻了几下身，决定起来，爬下床，走到窗边，这才发现不是午夜而是早晨了。已经有不少人起了床，在过道里泡方便面吃。再过一会儿，太阳也上来了，车子一震一震的开始减速。我赶紧跑到俞年的床边推他：“快起来，到了。”
京城果然是京城，火车站都大许多。站外是一座大钟楼，楼上飞着鸽子，远处高高低低不知立着多少玻璃房。这样的盛况，我也只在鬼城的靖炀见到过。英文和带鼻音的普通话，卖报纸和卖冰棍的叫声，共同弥漫在这城市的空气里。
我们和新的大巴接上头，放下行李，就一路走到故宫去了。
那一天的人很多，是被人流推着进去的。我抓住俞年问：“刚才进来那门叫什么门？我被挤得没看见。”
他说：“是太和门吧。”
“真奇怪。我一直以为是从天安门进，从午门出的，因为有一句话叫‘推出午门斩首’。”
他笑：“错到天边去了。马上解散了，我们找个地图，看看午门在哪。”
这里才说完，前面就宣布解散了。老师说：“带好手机，看到偏门不要乱进，小心迷路。半小时后还在这个广场集合。”
我们两个就去找地图，找着找着不知到了哪里。这是一条小街，右边一排朱红的院门，门上挂着几块广告牌。游人也很少。我跟他一直往前走，转进一个偏门。我说：“记好了从这个门进来的啊，回来还走这里。”路又在前面分了岔，成了安静的小巷子。巷里只有我们两人走着，走了很久还没到头。
两边是清一色的院门，全都上了锁。我掰开一条门缝朝里面看。俞年问：“看到什么了？”我说：“没什么，全是杂草。”
我走开，让他也扒着门缝看。我瞧了一下表，发现过了一刻钟，对他说：“我们回去吧。”
这时才发现回不去了。倒着往回跑，是三岔路口，左右看起来都一样。我问俞年：“刚才从哪个方向来的？”他摇摇头。于是猜了个右边，闷着头继续跑。越跑越不对劲了，我说：“好像不是这条路呀，我记得原来的路是有广告牌的。”他说：“先跑到顶再说。”
路到了头，我们出来了，看到的不是广场而是一片树林。大树底下人挤人，那边还有假山在喷水，只见一块牌子赫然写道：御花园。
我急了，拉起他回头跑，边跑边说：“反啦，那个路口应该左拐的嘛。”
口袋里的手机响了，是班长的电话。他问，“达万奇，你去哪了？俞年在你那里吗？”
“在的，在的，我们马上到。”
“就差你们两个了，快点啊。”
我身上热得直流汗，无意间捏紧了俞年的袖子。他说：“这下子迷路了，真回不去怎么办？”
我装出笑嘻嘻的样子：“回不去就回不去，留在这里当皇帝。”
这次走了左边的路，好像对了，我们又看到了零散的游人。路也重新变宽，一边出现了朱红的院门，有了广告牌。我大松一口气。从偏门出来，终于回到广场，四十几个同学正眼巴巴地望着我们呢。我们跟在队伍最后面，都弄得有些不好意思。
没想到接下来去的正是御花园。别人都挤上去看那树和假山，我碰了碰俞年的手，他会意了，两人互相看着就笑了。
花园之后没什么可看的，草草地出了后门。故宫的直线距离不长，看来真正要命的是两边的小巷子小院子。我想要是再走远些，恐怕转六天也转不回来了，不免有些后怕。我站在马路边，说：
“皇帝也过得很痛苦吧。这么多路，怎么记得回家的呢？”
“难道没有人领着他？……你真是比皇帝还操心呢。”
“我一直在想，皇帝的灵魂是不是还住在这儿。皇孙、皇子、皇兄、皇叔，一家人全是皇帝，各个朝代的皇帝在一起打架，那才有趣呢。”
俞年笑得停不下来，往我背后一指说，“你看那个皇帝来打你的嘴了！”
“皇帝在哪里？”我一回头，没见人影，却见四辆大巴开来了。我笑着把他一推说：“走吧。”
晚上并没有旅馆住，住大学宿舍。
我没和俞年分在一间，但我私下里顶替了他舍友，领了钥匙和他一起上楼。四人间住得很舒服，唯一不好的是厕所。水龙头装在茅坑正上方，洗澡就要岔开腿站在坑上洗。
我洗着头发牢骚：“这学校真是绝了，就不怕学生洗澡的时候掉进坑里。”
俞年在门外说：“说不定大学厕所都这样呢。”
厕所的门合不上，我已经让他搬张凳子顶住了。洗完后，我在门上敲两下，俞年就把凳子挪开，放我出来。然后他再全副武装地冲进去洗，我替他守门。
这样轮流洗了四个人，把衣服搓了搓晾起来，只等着睡觉了。
我坐在俞年的床沿上，他在教我打一个踢足球的游戏。我才刚上手，每次和他踢都是二比十、三比十。玩了三局，我气不过了，往床上一倒，要挠他的痒。他一把推开我说：“你不要乱来啊。”
“我玩得不好，以后可别找我了。”
“没那回事，你的技术比电脑强多啦。”
话还没完，日光灯跳电似的灭了，同时外面走廊响起一片惊叫声。隔壁有人大骂“他妈的，澡才洗了一半”，我们听得噗哧一声笑了。我摸黑找到手机，爬回自己床上，可是谁也不想睡。四个人叽叽喳喳一直聊到十二点。
第二天是爬八达岭长城。
昨天在皇帝家看够了朱红，今天已经满眼是绿了。长城像条白蛇，蛇头咬着蓝天，一溜人从那身子直直地踩上去。
台阶是很陡的，有时要手一撑才跳得上。到了最险的地方，我干脆两手伏下来，四足爬行。俞年在背后笑：
“万木，你好像一只狗啊。”
我说：“汪，汪。”
他一拍我，说：“万木，跑呀。”我便跑起来了，像一只在长城上撒欢的狗。
登了顶，路中间有一块大石头，刻着“好汉坡”。袁伟业和白寅正站在下面拍照。俞年也排队拍了一张，他又问我，我说我不要。“好汉坡”的后面就是便利店，我们一人买一根老冰棍，在店背后找个没人的角落，咂吧咂吧地吃。
太阳很大，山风也很大，吹得城墙呜呜地响。正对面是另一座高山，云把影子投满山上，那山像一只绿皮黑斑的大狗。我舔着冰棒说：
“这下才算见到市面了，可惜咱们靖炀没有这样的山。”
“白银山就不算山。”
我们都笑。俞年的冰棒笑得一抖一抖的，滴在了他手上。我忙往后伸手，从包里抽出纸给他。俞年看着我说：“你怎么把书包也背上来了？我竟然也习惯了，一直没发现呢。”
“是啊，我也习惯了，大概背了有一两个月了吧。还真像你说的那样，背上了，长成壳子，就脱不下来了。我也不用叫万木了，只好改叫万年乌龟吧。”
又是一阵笑。冰棒吃完了，俞年抓住我包上的松紧带，说：“揪你的乌龟尾巴。”又往书包上一拍：“跑呀。”
我就拖着他跑起来，从那长蛇般的城墙上一溜烟跑下去了。
第三天去了北大。未名湖的水比青木河还青，而且无需排队观看；清华就很难讲。当天晚上，四个班主任都神情严峻，千叮万嘱地要五点起床，样子像是要去和清华打仗。我们回来宿舍，依然两脚岔开地站在坑上洗了澡，我又陪俞年打一会儿游戏，就提早睡觉了。
第四天我五点钟醒了，一看俞年还在呼呼地睡。我披了件衣服，连滚带爬地跑过去叫他。他睁眼瞧瞧我，又睡着了。我叫醒其他人，自己刷过牙，表上已经五点一刻。可俞年还躺着。我跳过去，两手掐住他脖子，使劲地晃了几晃，嘴里叫：“俞年，俞年。”
俞年翻翻白眼，好像很生气；他翻过身背朝我。这时已经很晚了，我只好躺在他身边，一边晃他，一边上去抱。俞年忍不住了，问：“干吗啦！”翻个身想赶我，一睁眼，发现我就在面前，两人四目相对，鼻子顶鼻子，他吓得“哇”地大叫一声。我还没反应过来，只觉得肚子上挨了很重的一脚，就滚到地上去了。
我躺在床下嗷嗷地叫。俞年一骨碌爬起来，对我喊，“你又来了！还睡我的床！”
“你不肯起来，我有什么办法？”
“我不知道时间吗，我到时候会自己起来的呀，别人的床怎么能乱睡……别用委屈巴巴的眼神看着我！”
他跳起来穿上衣服，在厕所里关了一分钟，冲出来，头也不回地往楼下去了。
五点半了，大家好像都没起来，下面一个人也没有。俞年孤零零地站在那里，两手捏着拳头。我追上去，边跑边说：“俞年，对不起。”
“这次我不原谅你了，请把‘对不起’抄两百遍吧。”
“连个桌子都没有，去哪里抄？”
“那就回家再抄，开学以后交给我。”
我一愣，心里像翻了一缸醋，问他：“我怎么开学交给你？你以为我们还能分到一个班吗？就算分到一起，就一定能再做同桌吗？你要骂我，尽管在这里骂完。我回去辛辛苦苦抄出来，结果开了学连你的人影都找不到，你让我怎么办呢？”
他也愣了，过好久，才轻轻地说：“那，那你不要抄了。”
“来吧，回去踢一局足球吧……我三比十让你赢……”
“车来了……”
我们在车上没有玩足球，我们各自坐着想心事。这样默默地吃完了早饭。清华的大门出现了，门前是一条浩荡的长街。初升的太阳下有几百个人头冒着热气，队伍一直排到百米开外。
我把书包垫在地上，盘着腿坐下来，摸出飞行棋盒子说：“俞年，下棋吧。”
他低头看着我，终于也蹲下来：“下吧。不过别让你妈来帮忙，我不需要帮忙。”
“我知道。她不在这里。放心吧。”
“那我先扔啦。——六，出一个。还是我的。——二点。”
“一个四，出不来。你继续。”……
下着下着，太阳爬高了，变亮了，升到中天了。
两个人在清华大学的门口，下了一上午的飞行棋。
最后两天，又去了一些零零碎碎的地方，鸟巢、科技馆、国家博物馆、各种各样的大学食堂。但我总是有点兴味索然。我知道每从大巴的车门进出一次，我离告别的时刻就又走近一步。
直到所有的进出进行完了，我又站回到来时的那个车站外。漆黑的钟楼上依然有鸽子在飞，高高的橘红路灯照着人流涌动的大地。在这路灯下我不得不和俞年告别。他的家人正好在河北，马上会来接他；他没法和我们一起回去。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这一次告别，说不定就是最后一次了。我想讲话，又讲不出口；想握一握他的手，最终也没有握。我看着灯光下的俞年，他被照得浑身发亮，成了一个红通通的俞年。
他的家长在叫他了。
俞年拖起他的小箱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车票，送到我手心里。上面写着“北京——靖炀”。
他说：“这票送给你，你如果嫌上铺冷的话，就睡我的床吧。”
“嗯。”
“那，我走了。”
“嗯。”
他朝我挥挥手。我也朝他挥挥手。我像是呆了，再回过神时，人群像洪水般席卷了过来，俞年已经不见了。
我心里空荡荡地上了火车，把东西堆在自己那里，又找到俞年的床。在上面坐了坐，却怎么也睡不下去。我帮他把被子叠整齐，床单的四个角都拉平，爬起来对着这个空位看了一会儿。然后，依然回到自己的床上去了。
还没熄灯我就睡了，我希望能一口气睡个饱。但我还是被火车震醒了。光着脚从梯子踩下来，发现还是半夜。窗外有另一辆火车掠过，空气像吹箫似的呜呜地响。车子过去了，就什么声音也没了。远处的连山逐渐低矮下去，星星开始发光；而面前只剩下一片深青色，这是一望无边的南方的原野。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