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那晚惨烈的祸事之后，钱家的男人没有再回到钱家大院来生活。纳新的三个大爷爷都在徐州安了家。村里人传言，纳新的爷爷已经随着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去了。
当时，王楼村共有15顷土地，钱家占6顷。母亲说，我们家那时有33亩地。
有着南门东门和西门的钱家，有着六顷土地的钱家，就剩下独臂的纳新的奶奶和三个未成年的儿子了。
纳新的奶奶请来保姆、管家和长工们打理这庞大的家业。王楼村东边占半个村子的王姓和李姓人家依然长年在钱家帮佣。
没过多久，中国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运动。钱家首当其冲。钱家的六顷土地，除了留下一点作为菜地外，其他都被政府收回。村子成立了两个队，东队和西队。所有土地，归队里所有。母亲说，我家的33亩地也被收走，钱家被划为地主，我们家被划为中农。我们都属于西队。
拥有六顷地，钱家肯定要划为地主了。
钱家大院从此就成了队里的养牛场。
独臂的纳新的奶奶，开始加入生产队的劳动。从钱家四少奶奶，一下子成了一个戴着地主帽子的需要劳动改造的劳动者。
纳新的奶奶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
她用仅存的一只右臂挣工分，养活三个儿子。
她用仅存的右臂握着犁把耕地，像王楼村所有的男人一样，在这之前，王楼村，还没有一个手握犁把犁地的女人。王楼村东边的朝阳，见过纳新的奶奶，在高头地，吆喝着慢腾腾的老牛；王楼村西边的落日，见过纳新的奶奶，在十九亩地，用一只胳膊，拉着满载麦捆子的平板车。
纳新的父亲，我昭桐叔，那时正和我父亲一起在褚兰中学读初中。
纳新的奶奶挣不上供儿子们吃饭读书的工分（那时，一亩土地也收不上来多少粮食啊，母亲说）。劳动结束后，纳新的奶奶拿着布袋和饭碗，赶紧去外村讨饭。
讨来了午饭，纳新的奶奶站在学校大门外等着大儿子出来。他们母子约好了在学校大门西旁的一棵大树下见。做母亲的，不敢太靠近学校。热乎乎的饭递到儿子手里，天天都有相同的对话：
“快趁热吃！”
“您吃了吗？”
“早吃过了，我回了。”
“哦。”
昭桐叔捧着饭碗，望着那急匆匆往前赶路的独臂的背影，大滴大滴的泪水滴落在碗里。
……
还是让我们早早地知道一点结果吧。
我昭桐叔，以相当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学。遗憾的是，我父亲在世的时候，我没有想过要问昭桐叔的事。我的母亲只知道，他考上了学，和我父亲一样，都有了工作。至于是什么学，她不懂也不知。
后来，我才知道，昭桐叔在山西太原工作，并且是太原某煤矿的矿长。我和他的女儿纳新是同年生，并且在王楼小学，有过一年多的同窗之谊。这当然都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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