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大变乱的年代，从公元220年天下三分到589年隋朝统一，370年的分裂与战争，使儒家思想不再一统天下，各种本土与外来的文化在乱世里争奇斗艳，或生根或流散。纷纷纭纭间，有一种起源于古印度的宗教哲学，跋山涉水而来，在中国大地深深扎根。三百多年的光阴流转繁花似锦，不胜荣华，最终融入华夏，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它就是佛教。
这是丝绸之路上最艰难的一段旅程，在葱岭以东的沙漠深处一队人正在前行，他们不是商人也不是使团，他们是僧人。为首的长者是已经五十八岁的朱士行，中国第一个受戒出家的僧人。公元260年，朱士行一行从长安出发，穿过河西走廊西出玉门关进入戈壁，他们已经行走数月身体极度虚弱，但他们还需要在沙漠中度过五十多天才能到达日夜向往的地方，西域于闐。
作为丝绸之路的中枢，西域不仅是东西方商贸往来的胜地，中西文化也在此交流汇聚。魏晋时期，佛教在西域兴盛，成为西域各国最富生机的社会信仰。在于闐国的国都，每年都会举行一场盛大的法会，来参加法会的除了僧尼徒众，于闐的王公贵族市井百姓还有来自中原和周边的各国的商人。于阗国的都城正是朱士行的目的地，除了能够参加法会感受浓郁的佛教气氛，他还有更为重要的使命，他必须在这里找到真正的梵本佛经并且带回中原，只有西域才有代表佛法真谛的经书可寻。
佛教起源于公元前6至5世纪的古印度，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生于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佛陀涅槃之后，他的弟子根据他在世时的言教结集成佛教典籍，佛经。从公元前260年开始，佛经由天竺僧人带入西域，在这里绚丽绽放，西域成为佛教的第二故乡是当时佛法最兴盛的地区。随着西汉丝绸之路的繁荣，佛教也一路东行，渐渐延伸到中原地区。到了东汉初年，汉明帝派遣使节从西域请来了两位天竺高僧，他们的白马千里迢迢驼来了佛像佛经。虔诚的明帝下令仿造印度式样在洛阳城建寺，迎请天竺高僧入住，为纪念白马驮经之功劳，寺院命名为白马寺，河洛之滨的天子脚下，诞生了中国最早的佛寺。朱士行正是在白马寺登坛受戒，成为汉家第一个受戒僧人。他在白马寺度过了十年的时光，自从西域求法后再也没有回到过这里。十三年之后，白马寺迎回了中原僧人们梦寐以求的大品般若经，这部六十万字的佛经是朱士行在于阗国一丝不苟亲手抄写完成的。他的弟子遵循他的嘱托将经书送回中原，而他自己因为年迈没能踏上归程。
此后三百年的岁月里，更多的中原僧人踏上了西去取经之路，他们的足迹不仅遍及西域各国，还到达了更为遥远的天竺。公元399年，东晋僧人法显同另外四名僧人一起经西域前往天竺求法，十五年后，七十七岁的法显经海上丝绸之路回到中国，作为第一位到达天竺的中国僧人，他取回了多部梵本佛经，而曾经一路同行的另外四名僧人都已经客死他乡。漫长的取经道路上，无数僧人被沙漠覆盖，被雪山淹没，被大海吞噬，从陆地到海洋两条丝绸之路曲折延伸，在华夏腹地交汇，一场历时三百年的取经运动在这两条路上绵延不绝，源源不断地给中原大地输送了数量众多的佛经。
大品般若经，被朱士行的弟子送回白马寺已经有几年了，僧人们依然无法从中感受佛法的真谛，经书的翻译成为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无论是中原还是来自西域天竺的高僧，他们一直试图突破这个障碍，但似乎都无法逾越，这些千辛万苦才求得的经书就这样被大量闲置，它们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
在梅雨季节过后的建康城，建初寺的僧人们正在大殿里搬运晾晒经书，令僧人们兴奋的是这些异常珍贵的孤本佛经不会再被重新放回阴暗潮湿的库房里，建初寺的住持康僧会已经找到了翻译佛经的新方法。
康僧会，是居住天竺的西域人，自幼精通梵语，他少年时期跟随经商的父母来到交趾郡，父母双亡后康僧会出家为僧。在三国鼎立的时代，康僧会来到东吴弘法受到厚待，东吴为他修建了建初寺。随着大量经书被运回中原，翻译佛经成为康僧会弘法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康僧会在中国遍览儒家和道家经典，起初只是为了能够让中国人更容易接受和理解佛法，佛法在康僧会的笔下更多地糅合了儒家和道家的思想。
翻译佛经的问题还是没有在根本上得到解决，康僧会的翻译更多的是用中国社会已知的儒道思想来解释未知的佛经，中原的僧人们依然无法真正走入佛法的世界。时代在呼唤一位学贯中西的佛学大师为华夏解惑，可是他究竟在哪里呢？历史又一次将目光投向了西域。
三国鼎立后的中国，经历了西晋短暂统一随后又烽烟再起，前秦主苻坚在北方刚刚站稳脚跟便又开始了一次特殊的征程。公元383年，数万名军人在长安城外集结，他们的统帅是前秦最骁勇善战的大将军吕光，吕光带领这支大军将奔袭千里，目标直指西域的龟（qiu）兹国，但他此行的目的不是为了攻城掠地，而是去争夺一位名震华夏的西域高僧，这位高僧叫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是当时西域最著名的高僧，他似乎正是为了佛学而诞生，七岁出家的鸠摩罗什到了十二岁已经开始登坛讲法声名远扬，二十一岁被奉为龟兹国的国师。龟兹国显然不希望将他们的国师拱手让于前秦，于是在西域各国的支持下，他们组成了一支强大的西域联军开始坚守龟兹城保护罗什大师。在经过八个月的长途跋涉，吕光的军队终于抵达龟兹城下，劳师远征并没有让这支身经百战的军队失去锐气，没用太多时间他们便攻下城池。吕光终于见到了他的战利品，但第一次会面让这位刚刚经历血战的大将军感到大失所望，站在他面前的鸠摩罗什竟然不过是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僧人。
在吕光大破西域联军之时，另外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在中原地区也刚刚结束，由前秦主苻坚亲自率领的百万大军在淝水折戟沉沙被东晋军队大败，前秦由此一蹶不振并迅速灭亡。此时，向中原折返的吕光大军已经到达凉州，听到这个消息吕光便停止了前进就地称王，鸠摩罗什从此就被留在了凉州，而他的苦难人生才刚刚开始。吕光为了测试鸠摩罗什，让他去骑牛，让他骑最烈的马，想看他出洋相，甚至逼着他娶妻，其实说明的是吕光对佛法的不解。
在凉州的十七年，对鸠摩罗什尤为重要，在一次次的屈辱中他被磨炼的更加坚韧，对佛法也有了更深的领悟，这位西域高僧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熟悉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他还喜爱上了中原的文学，与凉州文人一起吟诗是鸠摩罗什经常做的事情。
在经历了前秦到后秦的朝代更迭之后，长安城的新主人后秦主姚兴再次集结起他的军队，这一次西行征讨的路途并不遥远，而且他们既需要城也需要人。公元401年五月，发生在龟兹的一幕在中原再次上演，后秦主姚兴的大军一举消灭了凉州的吕氏政权，此时吕光早已不在人世，而鸠摩罗什也已经被岁月的风沙打磨成一位真正学贯中西佛学造诣高深的凉州老僧了。现实总是比想象的残酷，亦或来的精彩，吕光带给鸠摩罗什的是诸多磨难，但也成就了他的一生。在停歇了十七年之后，罗什大师再次启程，此时在长安，后秦主姚兴正以国家的最高礼遇等待着他的到来，一听等待他的还有沉睡了两百多年的佛经和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译经场。
在这个专门为鸠摩罗什修建的巨大的译经场里，后秦主姚兴为他配备了由五百多名僧人组成的译经队伍，几千慕名而来的各地僧人更是将这里挤得水泄不通。鸠摩罗什手持佛经看着梵文，汉语的译文便脱口而出，鸠摩罗什的翻译一改历来的直译为意译，他流畅优美的汉语言表达使佛经译文不再晦涩难懂，彻底解决了困扰中国佛教两百余年的问题。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里，鸠摩罗什为后世的中国留下了金刚经、妙法莲华经、阿弥陀经等三十五部，近三百卷汉译佛经，从此奠定了中国大乘佛教的基础。
公元409年，鸠摩罗什长眠在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站长安，这应该是最好的归宿，正是他将传世千年的佛学经卷深邃而又悠扬地呈现给了这片土地，使佛教真正在中原大地上落地生根。
不过，不论前秦苻坚还是后秦姚兴，他们延请鸠摩罗什最初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弘扬佛学文化，鸠摩罗什原本是作为辅佐朝政的国师被请入中原的。请外国佛教僧人来中原弘法从汉代就已经开始了，当时佛教在中原更多被视为一种外来的神仙方术，到十六国时期也是如此，而且成为一种潮流。莫高窟第三百二十三窟里，有一副全景式连环画，画面完整地描绘了一位高僧的三个神异故事，幽州灭火、闻铃断事、以水洗肠，他就是比鸠摩罗什早来中原一百多年的西域名僧佛图澄。公元310年，七十九岁高龄的佛图澄从西域来到洛阳弘法，不久西晋政权在周边游牧民族的侵扰下瓦解，北方陷入胡族混战之中，此时的佛图澄并没有跟随晋室南渡，他做出了一个让世人意想不到的决定，投奔了杀戮成性的羯族首领石勒。因为那些坊间传说的神异故事，使石勒对佛图澄十分崇敬，石勒建立后赵将佛图澄尊为国师。因为佛图澄的到来，佛教在后赵逐渐兴盛起来，血腥杀戮也渐渐淡去。据历史记载，佛图澄当时在北方影响巨大门徒多达万人，在佛图澄所传法的州郡，建立的佛寺也多达到近千所，信奉佛教的王公贵族民众也变得越来越多。然而在一片繁华之下，问题也渐渐开始滋生，王侯的崇信，百姓的敬奉使僧人的地位越来越高，于是许多并非真心礼佛之人为谋求各种利益出入寺庙，佛门开始变得鱼龙混杂。公元348年，117岁的佛图澄圆寂，此后的后赵国内乱不断，这更使得北方佛教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那么，谁能够担当起弘扬正法整顿佛教的重任呢，这份责任落在了一位长相极为丑陋的中原僧人肩上。
在与佛图澄邂逅之前，道安作为僧人主要的修行方式就是在田地里独自干农活，这与他出家之前在河北冀州老家所做的没有太大区别。道安之所以不能与其他僧人一样修行完全由于他的相貌，因为寺院里没有谁愿意见到他。这位丑和尚倒是乐于他的工作，田地成为了他的课堂，在这里道安将耕种收割与背诵佛经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就这样，十多年过去了，他记不清楚已经收割了多少庄稼，但他清晰地记得背诵的每一句经文。当道安离开寺庙四处游学的时候，也许是因为年龄的增长让他变得更加丑陋，没有哪位高僧愿意收他为徒，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佛图澄，他看到了这位丑和尚的珍贵内涵。
道安统领北方佛教的时代正赶上北方群雄并起战火连天，但对佛门的整顿也已是迫在眉睫，不然佛法将会被那些并非真心礼佛之人彻底毁掉。于是，道安一边带领庞大的僧团四处逃亡避难，一边开始制定僧尼规范。道安参考已经传入中原的部分佛教律学经典，再结合当时的实际，逐步制定出一套佛门礼仪规制，从焚香定座到登坛讲法再到日常修习的行、住、坐、卧、唱经悔过之法等等都无一不备，就连姓氏也做出了明确规定。道安之前，中国的穿家人都跟随师父姓，各门各地的姓氏千差万别，为此还造成过不少门派之争。道安认为，佛教创自释迦牟尼佛，因此规定僧尼一律以释为姓。对于佛门的整顿，使道安的僧团中少了很多鱼目混珠之人，但道安还要面临一个更为艰难的选择，他如何引领师傅托付给他的庞大僧团，如果依然还是集体逃亡，一旦遭遇不测很可能会被集体屠杀。如果将徒众分散可以保存性命，但又如何弘扬佛法呢？
战乱的社会环境迫使道安最终选择了后者，每次分散徒众对于已经年迈的道安来说都是一次生死离别，他总是要对弟子反复叮嘱，要求他们严守戒度不忘弘法。随着徒众的一一离去，这位老僧将要效仿他的师父佛图澄，孤身一人去投奔北方最有军事实力的人物苻坚以此来拯救众生。
在湖北襄阳，对于最后要离开他的弟子，道安没有说一句叮嘱的话，这位弟子临别前不解地问这是为什么，道安告诉他因为没什么可担忧的，但这位弟子没有像他的师兄弟那样冒着生命危险四处弘法，而是一头钻进了幽深静雅的庐山，他就是中国佛教净土宗的创始人慧远。
东林寺，中国佛教净土宗的祖庭，尽管经历多次的损毁与重建，今天他依然能让人感受到魏晋时期的风貌，而它的第一任主持正是道安的弟子慧远。处于对慧远的仰慕，公元386年，江州刺史桓伊在庐山脚下为慧远修建了东林寺，从此慧远再也没有离开过东林寺，离开过庐山。然而，没过多久一件事情让本想在庐山安心修行的慧远越来越寝食难安。
东晋初年，一位新上任的宰相提出沙门要对王侯行君臣之礼，这位宰相代替皇帝连发了两份诏书，诏书不仅要求沙门必须遵循君臣的礼制，还指责佛教有损于传统的儒家思想，相关的争论一直在延续。宰相的观点并非空穴来风，连年的战争让很多人躲进佛教僧团中，僧侣的数量剧增，鱼龙混杂的情形再次出现。一些人认为，这些都是因为僧人不遵守国家礼制造成的。佛门的乱象让慧远十分愤懑，然而，这跟僧人不行君臣之礼有什么关系呢？正当慧远愤懑之际有一个人找上门来，要跟慧远当面讨论沙门是否应该礼敬王者，这个人就是当朝的权臣桓玄。
桓玄是在发兵征讨他的对手时路过庐山的，他要求慧远下山迎候，慧远以生病为由拒绝了。桓玄决定亲自上山，他要看看这个身不出庐山却名闻于远近的和尚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史书记载，见面之后桓玄劈头便引用孝经来责问慧远，慧远并没有引用佛经来反驳，而是同样引用孝经来阐释尽孝与修行的关系。桓玄又问慧远如何看待自己对敌人的讨伐，慧远说，愿你们彼此平平安安。慧远的回答让桓玄十分震惊，因为他已经剑指晋安帝的皇位。不久，桓玄谋权篡位成功，准备着手整顿佛门乱象，他专门写信征求了慧远的意见，对慧远的意见一一采纳，最后有三种僧人留在了寺院，一种是能够畅说义理的，一种是严守戒律的，还有一种是虽然不能畅说义理但是能熟读经书并且远离尘世的，这样的标准恰恰是对佛教最大的保护。桓玄写信给慧远，讨论沙门是否应行敬王者之礼，慧远专门写了沙门不敬王者论，最后，桓玄下诏书说，佛法宏大所不能测，诸道人勿复致礼也。从此，沙门不敬王者，终于有了一个结论。
慧远，这位足不出山的高僧，此时的影响力已经远在山林之外，他所创立的净土宗也正是由此发端，成为中国佛教最具影响力的宗派之一。一声阿弥陀佛更是成为中国人千百年来的口头禅语。
整个东晋十六国时期，是佛教在中国大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佛学的进步和佛教的普遍流行都促使佛教在南北朝时期进入鼎盛。从北魏初期开凿的云冈石窟，到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开凿的龙门石窟成为佛教在中国蓬勃发展的见证。众多在那个时期修建的千年古刹，如今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世界名片。寺院和石窟的大量开凿兴建也带动了佛教壁画绘画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画家曹仲达、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都引佛教题材的绘画而举世闻名，文学家曹植创作的一曲渔山梵唱更使中国音乐开始变得别开生面。
上承秦汉下启隋唐的三百多年间，佛教在华夏大地上扮演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大智大慧的佛法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相遇后，逐渐实现了自己的完美蜕变，最终形成气象万千光彩夺目的中国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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