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建平
编辑：Puglia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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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布森(Judith Gibson)与我一向尊重的法学老师马教授是好朋友，与我也有一些熟悉。她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级法院的法官，每年有三个月假期，在澳洲、巴黎都有别墅。有一次，马教授到澳洲访问，吉布森刚好又要到巴黎休假，但还是热情地邀请马教授和朋友住到她家，她告诉马教授，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可以自由使用任何东西，除了不能轻易去动一个小玩意儿，另外就是要麻烦接听一些电话。为什么呢？原来，在澳洲法官享受特别的礼遇和保护，那个像电视控制器一样的小玩意儿是一个报警器，直接连到安保机构，触碰报警器，安保人员会像接到火警一样快速赶往处理；在法官的住宅周边，如果发现可疑情况，安保人员也会马上致电询问了解，如果不接电话或者说辞可疑，安保人员也会快速前往保护处置。她告诉马教授，已将他的情况备案，安保人员来电，只需简单说明身份即可。
其实，法官在国外享有特别礼遇和保护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包括种种特别待遇、出行时行人的注目礼、总统讲话时不必起立鼓掌致意等等，地位尊隆，只是一种健康社会的文明需要。中国法官在国外有时也享受了这种礼遇，不少人有过感受和体会，这本来就是基于身份角色所给予的一种社会惯常礼仪。
法官高高在上，只因人民乐意。曾经看过一个资料，一个当事人给香港法官写了一封信，结果受到了处罚，原来写信是一种单方影响行为，公众不接受社会有这种现象。非接触式简单信件表达行为尚且如此，何况更进一步的呢？反过来，如果一个国家任何人都对法官嚷嚷，整个社会沉浸在永无休止的争讼之中，公众还能乐意到哪呢？总得选择让一个中立的法官高高在上。
我在香港法院考察时，也有过一些体验。一次，法院院长带着我们前往一个法庭旁听审判，出来时，院长面对着法官深深鞠躬，倒退着出来，其他人离开法庭的，也都面向法官深深鞠躬，然后面向法官倒退离开。
工作久了，我们也遇到过一些特别情况。由于一个案件可能需要作证的关系，一个境外人士恭敬地与我的同事法官联系，报告自己的近期安排，提出如果需要作证，他会遵从法庭的安排，请求最好安排在某个时间段内，言词恳切，令人一动。
台湾应该也有这方面传统。有一台商在我们这里开发房地产，因为业主拖欠物业服务费纠纷向法庭提起诉讼，一开始来到法庭，毕恭毕敬立在门外，轻声敲门报告，经招呼进来说完事后，鞠了一躬，倒退着离开办公室。但慢慢有了变化，来得多了，见别人也没有那个尊敬法，就不那么恭敬了，随着业主反诉或者业主直接起诉该开发商的案件越来越多，该开发商越学越精，法定代表人不来了，办事的人到法庭不带委托书了（不用承担责任），委托代理也就搞个一般代理了（无权承认、变更、调解等），甚至委托书注明不接受代收法律文书了，邮寄以及用其他方式送达文书也不签收了，要求寄到台湾住所去，还学会找越来越大、很大很大的领导了。但就事而论，这并不算最闹心的……。至于尊荣？礼遇？谁提跟谁急。
哦，夜深了，说远了。我有我的滋味，轰轰烈烈的窦娥冤舞台剧已经世界闻名，高院院长说羞辱也就羞辱了，全世界惊愕了又怎样？后世惊愕了又有谁在意？一个弱女子法官以为有正气护身，以为周遭充满正义，以为可以挽救那些……结果周遭幸灾乐祸，让人笑话了。我依然不愿梦醒，但伊人已醒不过来了。唉！
（2016/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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