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两个山西老乡

作者：沈淦

冯延登是吉州吉乡（今山西吉县）人，生于1176年；李献甫是河中府（今山西永济）人，生于1197年，比冯小19岁，应该算是小弟弟，甚至属于子侄辈了。这两个山西老乡都博学多才，冯延登22岁、李献甫25岁时都考中了进士。当时的北部中国被金王朝统治着，冯延登先后在地方上担任主簿、军事判官、县令等职。有一年发生严重的霜灾，冯延登冒着被撤职查办的危险开仓放粮，救活了不少灾民。就在李献甫考取进士的这一年，44岁的冯延登被调进中央，担任国史院编修、太常博士等职。而新进士李献甫呢，在当了不长时间的咸阳主簿后，也被调入中央担任兰台令史。遗憾的是，两人的官都做得不太平，因为此时强大的蒙古国已在北方崛起，并向金王朝展开了猛烈进攻。大金国连吃败仗，丧师失地，形势相当严峻。元光二年（1223）年底，金章宗完颜珣去世，其子完颜守绪即位，是为金哀宗。为了挽救衰败中的金王朝，哀宗决定与南方的宋国及西方的夏国讲和，以便集中力量对付北方的蒙古。于是第二年年初，哀宗命令冯延登出使夏国谈判，李献甫则以书表官的身份担任冯的助手，一起出发。

夏献宗赵德旺接见了他们，并派使者与他们坐下来谈判。夏国使者能言善辩，口若悬河，冯延登一直落在下风。反反复复地谈了好几天，不但没有丝毫进展，夏使竟然蛮横地提出：金国必须每年献给夏国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作为“岁币”，方能罢战言和。冯延登自然不会同意，一时却又找不出合适的话来驳斥他，谈判陷入了僵局。李献甫实在看不下去了，质问夏使道：“贵国一向臣服我大金国，双方和好了将近百年。如今我国宁愿取消君臣的名分，结为兄弟之国，请问，哪有哥哥输送岁币给弟弟的道理？”夏使振振有词地说：“兄弟不兄弟姑且不谈。当年宋国与我国议和，每年献给我国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作为岁币，这就是先例。贵国如果要重修旧好，非要给我国同样数目的银与绢不可！”其实，宋国输给夏国的“岁币”并没有这么多，李献甫没在具体数字上与夏使纠缠，而是严正地说：“贵使者怎么还有脸面提及这段历史？宋国当年以岁币引诱你们的国君，然后又是册封，又是赐姓，俨然以君父自居。这是夏国的奇耻大辱！可惜你们夏国君臣，竟然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这一点。贵使者聪明过人，我以为你一定会避讳这一段不光彩的历史的，哪知你竟以耻为荣，公然提了出来。贵使者如若真能作得了主，那就依照当年赐姓的惯例，贵国君主请从今天起改姓完颜，并由我国册封。我国即使每年赐五十万两银、五十万匹绢，我李献甫也敢挺身来承当！”夏使登时傻了眼，期期艾艾地答不出半句。李献甫又抓住时机，恳切陈辞，痛述联合抗蒙的必要性。夏使理屈词穷，终于代表西夏与金国签订了和约。

​金哀宗的一系列救亡措施使抗蒙形势略有好转，却没能根本改变大金国的命运。正大八年（1231）春天，蒙古大汗窝阔台亲自率军进攻，围住了金国重镇凤翔。哀宗任命冯延登为“国信使”，前往敌营请和。窝阔台问他：“你认识凤翔统帅吗？”冯延登答道：“认识。”又问：“他是个什么样的人？”答：“是个非常能干的人。”窝阔台于是说：“你能招他出城投降，就免你一死；否则就杀掉你！”冯延登反问道：“我身为使者，带着国书前来和谈，招降难道是我的职责么？在这儿是死，招降后回去也是死。既然同样是个死，不如今天就死，倒还爽快些。”窝阔台让他仔细考虑考虑，第二天又问：“你考虑好了吗？”冯延登的回答仍和昨天一样。窝阔台派人再三“开导”，冯延登根本不理。到了第三天，窝阔台说：“你的罪过本应处死；但是自古以来没有杀使者的规矩。看你爱惜自己的胡须犹如生命一样，那就让你先受点惩罚吧！”喝令左右割掉了他的胡须，见冯延登仍然不屈服，就将他囚禁起来，直到两年之后才放了回去。

冯延登回到汴京，哀宗对他安慰了好一阵，让他继续担任吏部侍郎等职。不久，汴京被围，冯延登在跟着哀宗仓猝出逃时被俘。蒙古兵准备将他押往北方，冯延登慷慨陈词，誓不受辱。乘蒙古兵稍有疏忽，冯延登跳入城边的井中自杀，时年58岁。第二年就是1234了。正月，哀宗据守的蔡州被蒙古兵会同南宋军队攻破，哀宗自焚，金国灭亡。这天，李献甫也死于乱军之中，年仅40岁。

两个优秀的山西人，身处乱世，又服务于一个衰败的王朝，就很难逃脱悲惨的命运了。元朝人修《金史》，为他俩都立了传，冯延登更列名《忠义传》中。能于煌煌史册留下一点令人赞叹的印迹，他俩也该瞑目于九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