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孤独与精神创造力和心理健康

周国平老师在《孤独的价值》一文中写到：人类精神创造的历史表明，孤独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孕育、唤醒和激发了精神的创造力。

我们难以断定，这一点是否对所有的人抑或仅仅适用于那些有创造天赋的人。我们至少应该相信，凡正常人皆有创造力的潜质，区别仅在量的大小而已。

一般而论，人的天性是不愿忍受长期的孤独的，长期的孤独往往是被迫的。然而，正是在被迫的孤独中，有的人的创造力意外地得到了发展的机会。

一种情形是牢狱之灾，文化史上的许多传世名作就诞生在牢狱里。例如，波伊提乌斯的《哲学的慰籍》，莫尔的《纾解忧愁之对话》，雷利的《世界史》，都是作者在被处死刑之前写作的。班扬的《天路历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也是在牢狱里酝酿的。

另一种情形是疾病。斯托尔举了耳聋造成的孤独的例子，这种孤独反而激发了贝多芬、戈雅的艺术想象力。

在疾病促进创作方面，我们可以续上一个包括尼采、普鲁斯特在内的长长的名单。

太史公所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等等，也涉及了牢狱和疾病之灾与创作的关系，虽然他更多地着眼于苦难中的发愤。

强制的孤独不只是造成了一种必要，迫使人把被压抑的精力投于创作，而且我相信，由于牢狱或疾病把人同纷繁的世俗生活拉开了距离，人是会获得看世界和人生的一种新的眼光的，而这正是孕育出大作品的必要条件。

对于大多数天才来说，他们之陷于孤独不是因为外在的强制，而是由于自身的气质。大体说来，艺术的天才，例如作者所举的卡夫卡、吉卜林，多是忧郁型气质，而孤独中的写作则是一种自我治疗的方式。如同一位作家所说：“我写忧郁，是为了使自己无暇忧郁。”

只是一开始作为一种补偿的写作，后来便获得了独立的价值，成了他们乐在其中的生活方式。

创作过程无疑能够抵御忧郁，所以，据精神科医生们说，只有那些创作力衰竭的作家才会找他们去治病。但是，据我所知，这时候的忧郁往往是不治的，这类作家的结局不是潦倒便是自杀。

另一类是思想的天才，例如作者所举的牛顿、康德，则相当自觉地选择了弧独，以便保护自己的内在世界，可以不受他人干扰地专注于意义和秩序的寻求。这种专注和气功状态有类似之处，所以，包括这三人在内的许多哲学家都长寿，也许不是偶然的。

对于精神创造者来说，如果他们能够活到老年，老年的孤独心境不但有助于他们与死亡和解，而且会使他们的创作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斯托尔举了贝多芬、李斯特、巴赫、勃拉姆斯等一系列作曲家的好子，证明他们的晚年作品都具有更加深入自己的精神领域、不太关所众的接受的特点。

一般而言，天才晚年的作品是更空灵、更超脱、更形而上的，那时候他们的灵魂已经抵达天国的门口，人间的好恶和与他们无关了。歌德从三十八岁开始创作《浮士德》，直到临死前夕即他八十二岁时才完成，应该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