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留学生论“美国梦”的真实性

所谓的“美国”，其实有很多个。白人的美国，和其他人的美国。教育高，收入高的美国，和其他人的美国。东海岸的美国，西海岸的美国，和其他地方的美国。两美元一个汉堡套餐的美国，和吃天价寿司的美国。肥胖症繁衍的美国，和吃完饭催吐的美国。你生活着的，或者正在幻想，或者冷眼旁观着的美国，究竟是哪一个？

1. 夏洛茨维尔

前阵子被吵得沸沸扬扬的“新纳粹暴动”，发生在离我不远的夏洛茨维尔，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富裕小镇。不久前，我在告别美国岁月的前夕特意来到夏洛茨维尔，拜访在建筑史上象征着美利坚精神的蒙蒂塞洛。这是一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家宅，由总统托马斯杰弗逊设计，坐落在草地柔软的小山丘上。在弗州温和的夕阳下，蒙蒂塞洛出落得格外庄严。那天下午，我站在它红白相间的大门前凝视良久，被它典雅的造型深深打动。蒙蒂塞洛建筑本身，就是民主和自由的象征。和我一样在蒙蒂塞洛前含泪凝视的，有来自印度的一家三口，一对越南夫妇，一个法国人，和来自美国南方的白人老爷爷。

这幅画面本身，构成了书面里典型的一幅美国景象：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生活在一起，互相包容，人人平等。大约五年前，我的脑海里对这般景象深信不疑。我深信这就是美国的魅力所在。那年还在市图书馆自习的我，孜孜不倦地搜读着关于美国的书籍，欣赏着蒙蒂塞洛的建筑照片，在“和谐”“平等”“博爱”的字眼中感受到一股拔地而起的力量。这股力量是如此强大，让我下定决心改变一切，往美国去。就这样，我有了自己的美国梦。一年后，我拿着奖学金来到弗吉尼亚州的一所私立大学，开始了四年的留学生涯。

二零一七年，我毕业了。回忆起在弗吉尼亚的大学时光，我从一个对美国梦发狂的十七岁少女，蜕变成一个不想留下的毕业生。我悲伤地在日记本里写道，“美国梦消逝了吗？至少我的那个，已经飞走了。”

我感到无与伦比的心痛。因为任何一份信仰都是精神肢体里的一条筋骨，抽走了，是会失去平衡的。和分手，辞职，任何人生道路的重大转变一样，我们失去的不只是一个爱人，一份工作，一种稳定。和这些对象一同消逝的，是过去未曾怀疑的一份信仰。而我对美国梦的信仰，也在一天天与现实的摩擦中，慢慢磨掉了。

2. 外表崇拜

二零一三年八月，我来弗吉尼亚州的校园报到。进门的一瞬间，我以为自己降落到了天堂。校道上绿色成荫，园林里的花草被剪得一丝不乱，湖泊平坦如镜，每一处建筑都是仿古的红砖瓦房。开学第一周里，一个来自瑞士的交换生曾对我说，“就算在瑞士，你也看不到这么美的校园。”

三个月后，和教授一番谈话下来我才发现，原来这第一眼惊艳的背后，是有巨大代价的。每年，上千万的学费都被拨入到校园花草的形象工程中，专项拨款具体到树木的色彩搭配，花卉的季节变换，打造气氛的节日装饰等等。而所谓的湖泊，其实是膝盖深的人工湖。湖泊旁的鸭子，也是被买进来的动物品种，为了营造出一个“大自然”的效果。上述种种无疑是为了美观的开销，但还处于震惊的我不禁质问，“可哪一项和教育有关呢？”

那位教授耸耸肩，叹了一口气说，“这就是美国大学黑暗的地方。我们的大学花越来越多的功夫把学校建成度假场所，而非一个学习的地方。”后来在美国，特别是名校聚集的东海岸，每当我经过一处精致过头的校园时，欣赏之余，我都不免想到那位教授悲伤的脸。对于一个教书人，认识到播种名贵花卉的资金比学术研究还要多，是很可悲的。

简陋而不失实地说，在美国，存在着一种对外表的极端崇拜。这种对外表的崇拜，反映在处处可见的形象工程里，从政府到校园，无论贫富贵贱。在我学习的城镇里，我亲眼看到，发型精致而僵硬的南方主妇，穿着贴身的花裙子，从九月份就开始策划万圣节的装饰，和左右邻里暗地里比较谁家的花园最美；在我的大学校园里，我亲眼看到，富有家庭里长大的同龄女生永远在讨论周末的派对行头，花重金请裁缝量身打造一条礼服裙，只为了在舞会上拍出一张被百人点赞的照片。

凌驾在外表崇拜之上，是一种对打造形象孜孜不倦的追求。追求形象之外，我还看到了一个过度注意言语的国家。美国独有的“政治正确”，就是注意言语的最好表现。大多数人认识的美国，也是美国人挂在嘴上自我宣传的美国，倡导人人生而平等，人人享受自由，成功无极限。这样一个代表着奋斗和自由的国度，和还被封建思想困扰的大多数国家对比下，显得如此迷人。然而，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在我经历的美国里是如此巨大。这个国家自我评价中的形象，和人们真实经历的形象，是两码事。

3. 隐形人

我曾经以为，种族歧视只不过是人们图方便才套上的一个词语。我以为，那不过是人们不愿提升自我，才埋怨他人不是的一种手段。我以为，那是政治家为了拉选票的爆点话题。我以为，凭我的勤奋，凭我的能力，凭我的待人友善，还凭我时常挂在脸上的微笑，种族歧视和我无关。后来，我悲哀地发现，与其说是被“歧视”，不如说是我一直在被“忽视”。我是这个主流文化里的隐形人。

大学四年，大致也因为选了文科的缘故，我的课堂里坐的清一色都是白人。大二那年，我收到了一张表彰晚宴的邀请，由学院主任邀请每一届成绩排名二十的学生用餐。我特意选了一条丝质的黑长裙，画好了妆，站在宴会厅的入口。观察现场，除了一个巴基斯坦来的留学生，在场的清一色都是美国白人学生。那个巴基斯坦学生和我对视一眼，仿佛有着一种默契，隔得远远地向对方点头致意。

我找到一个空位坐下，圆桌上的一个白人男生正在介绍自己。他微微起身，和周围的人说，“你好，我叫莱恩。”以顺时针的方向，每个人都说出自己的名字，“珍妮佛，丽莎，林赛，玛丽。”到了我，我说，“你好，我是嘉琪”。这个男生轻轻哼了一声，“啊？”还没来得及让我重复，他的眼神已经跳到了下一个女生。没有握手，没有习惯性的“Nice to meet you”, 他跳过一切社交程序，忽视我占座的一角。是我的名字太难念了？还是他根本就不想知道怎么念？

上述一般被当做隐形人的经历，在日常的校园生活里，几乎每天上演。在小组讨论里，我知道我必须把自己的观点重复两三次，才会有一个人给我回应；在周末派对里，我知道我必须要认识几个校园里重要的风云人物，才能有踏入门口的允许；久而久之，学术成了我唯一可以证明自己的地方。在学术的世界里，你只能看到实打实的文字和纯粹的思想。没有作者姓名，没有五官和肤色，我只代表我自己。

然而，我还是众多“隐形人”当中相当幸运的一个。至少，我还有一个故乡，一个心有归属的国度。大一时，我的室友来自肯尼亚，十岁随父母移民来美国，英语说得比大多数美国人都好。她和我坦白道，远在肯尼亚的亲戚早就与她家断绝了关系，因为嫉妒他们出国的事实。而在美国，她总被误认为成土生土长的非裔美国人，没有人能想象这是通过技术移民，受过高等教育的一家人。无论是在肯尼亚还是在美国，她都是永恒的陌生人。

有一天，我和这位肯尼亚室友到社团招募会上探个究竟。途径一个以只收金发女生出了名的姐妹会宣传台，一个打板花哨的金发女生对着我的室友说，“你来错地方了，你的姐妹会在那里。”一边说着，她一手指着在另一个角落的黑人姐妹会。我和室友愣在原地，一动不动。我拉着她赶快走开，心里充满了难堪。我想，我毕竟是一个有故乡的人。在这里，我是主流文化里的隐形人，但我有一个家可以回。而她呢？她的故乡在哪里？

那个让我当年痴迷不已的美国，是公路片里风光无限的西部，是伍迪艾伦电影里人人爱辩论的纽约，是地铁里充满了读书人的天堂。毫无疑问，这只是我想象力虚构的一个乌托邦，一个寄予着我所有愿望的地方。我突然意识到，所谓的盲目，到头来其实是心甘情愿的一件事。一个装睡的人是无法被叫醒的。若我们选择了主动地闭上双眼，我们自然也不会去关心刺耳的真心话。像一条不合身的裙子一般，我总是要穿上身折腾一番，才会发现理所当然的臆想，和镜子里诚实的映射之间，隔了一条银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