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种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
纷繁复杂的社会，原本就是带着残酷的现实，原本就不是“是或非”就可以评判的，与其纠结孰是孰非，不如坚守良知，顺心意而为。正如电影《我不是药神》的那个时代，当你的生活因为一些无法避免的疾病或是欲望所阻碍，你所建立的坚持与尊严在金钱面前会立刻分崩离析，显得是那样微不足道，人们常说“金钱不是万能的”、“总有些东西比金钱更珍贵”，但是我们都无法否认，一旦失去了它，不仅正常的生活难以维系，而且你所拥有的、珍惜的、坚持的一切事物终将沦为笑谈。
生活不是电影，生活比电影苦太多，但电影可以反映生活，感受生活。故事原型为一个叫陆勇的人，一个平平无奇的名字，却在2013年的中下旬引起了轩然大波。引起争议的不是其它，正是轰动一时的“ 假药案”。陆勇于 34 岁那年被确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吃了两年抗癌药格列卫，花费 56.4 万，后来他改用印度仿制药，价格只要 1/20。之后，他还帮助其他白血病病友从印度规模性地购入 " 格列卫 " 的便宜仿制药而被起诉 " 销售假药罪 "，后在北京被逮捕。因上千名病友集体写信请求对陆勇从轻处罚，最后以公检部门撤销起诉，陆勇被释放结束。" 法里容情 " 虽令人动容，但背后也反映出尖锐的社会问题，即国内大病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现实。电影故事来源于现实，反映的正是社会真相：社会中的顶级上层人士，拥有良好的医疗、教育资源，就有可能免于重大疾病的威胁，因为可以购买到救命药，而大部分中低阶层劳动者，一旦重大疾病找上门来，因病致贫足以毁掉他的生活。“一个普通家庭与贫困的差距，也就隔着一场病吧。”最讽刺的最心酸，最荒诞的最现实，人类的欢喜或许并不相通，但穷人的苦却都是一个味道。
有人说，穷人所处的环境，将会越来越差，他们比富人更容易患病，也更容易死亡，因为贫穷，他们无法在工作之余改善自己的健康，在遭遇重大疾病的时候，很大概率只能等死。这话虽然有些极端，但确实反映了一种社会现实，就是我们的抗癌药等稀缺资源尚不足以覆盖所有同胞，如同巨大的自然灾害来临，人们有时只能自求多福。难道穷人就没有与死神搏斗的资格，就要乖乖等死吗？不是。生命之前人人平等，没有人会因为穷，就被剥夺生存的权利。死亡面前人人真的平等吗？如果平等绝望的病人们发问： 我想活着，有什么错？救命药凭什么卖那么贵？这些谁又能来解答呢，关于生命和生存的课题，又该如何论证呢？
影片中的时代虽然医保不够完善，但如果有政府的保障是否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呢？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提到“政府的角色应该是守夜人”。何谓“守夜人”？就是只负责守护社会、保障公平，提供服务。值得庆幸的是，有些现实个人无法改变，但是时代会变， 国家也将零关税政策对准了进口抗癌药，并将白血病患者服用的抗癌药纳入医保名单。单纯靠天价药续命的时代终于终结。所幸，有那么一部电影让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看到善意、温暖与希望。
从现实意义而言，医疗题材是国民话题，生老病死，每个人都无可避免正在经历。想要获得更好的医疗体验，我们不仅需要更好的医疗保障体系，政府保障体系，还需要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那么法是什么？我想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是为了让每一个人得到真正的公正和自由，是为了维护我们的社会保持一个稳定而积极向上的状态，是让国家安定。我想法律必定是具有一定程度，在很多时候我们必须严循于法，但我想更多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偏向于人情。我们不能做被自己所制定的并不够完善而相对冰冷的教条所制约。张子毅在《中国活法》中写到:“法律并不是什么至高无上、绝对没错的权威，而只是一种工具，必然存在局限性。”我们要知道情与法的关系不像学术逻辑上那么简单，而是现实生活中复杂人性背后的法治精神，也是冷冰冰的法律背后闪闪发光的人性光辉。
程勇不是药神，陆勇不是，你我也不是， 在这个社会中我们有这太多的无奈和无助。这种绝望求生和个人英雄的故事，最能激发人们内心深处的善良和正义，以及对生命的珍惜和敬畏。现实世界虽然有时残酷，但总有温柔的一隅，当人们为故事流泪时，实际上也是为各自百态人生自我承担，回归理性科学正确的生活才是真，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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