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分
多种教派都在争夺的这件珍宝便是圣墓，在对圣墓专有权的争夺中，充满了如此多的恩怨仇恨，他们有时会诉诸武力，造成伤害。在圣墓大教堂的门前，鲜血与“祭品”混在一起。
——亨利·毛歇尔，《旅程》
我们忧伤地离开这个纷扰的世界，
欢喜地相遇在充满甜蜜的耶路撒冷。
——威廉·莎士比亚，《亨利六世》第三部分
毋须亲临圣地，我们可以低头沉思，检视我们的内心，那才是真正的应许之地。
——马丁·路德，《桌边谈话集》
我们会发现以色列的上帝就在我们当中……我们必然知道，我们是山巅之城，万众瞩视之地。
——约翰·温斯罗普，《基督徒慈善的典范》
沃科普是一个富有的单身汉，喜欢交际。这位头戴羽毛头盔的将军，在两名身着深红上衣、挥舞着金色权杖的卫兵的陪同下，将宾客们迎入新的总督官邸，一座位于城南恶意之山（Hillof EvilCounsel）上的富丽堂皇又带有摩尔人风格的宫殿。这座宫殿拥有一座八角塔，喷泉中各种设施俱全，还有布满刺槐和松树的树林。这座大厦就是一个迷你的英伦世界，铺满木质地板的大厅，悬垂而下的水晶吊灯，一个专为警察乐队设置的走廊，数间餐厅，多间台球室，分别为英国人和当地人准备的单间浴室，以及专为一个爱狗民族设置的耶路撒冷仅有的狗公墓。来到此地的客人们都身着制服或头戴高帽身着燕尾服。有人回忆道：“金钱和香槟，如流水一般。
伊斯兰和基督教王国之间史诗般的斗争、西班牙天主教势力的咄咄逼人以及犹太人被驱逐，这一切激发起一种令人不安的感受。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并不合理：人们质疑自己的信仰，探求新的神秘方式以更接近上帝，而且他们期盼末日降临。
魏茨曼把耶路撒冷称为“一座现代的巴别塔”，不同世界的文明在此持续不断地交融，尽管其间时而发生暴力并密布着不祥之云。哈齐姆·努赛贝写道，那座世界性的耶路撒冷是“世界最宜居的城市之一”。咖啡馆全天营业，聚集了新阶层的知识分子、纨绔子弟和浪子，他们把家族橘园收入、新闻稿的稿酬和公务员薪水捐献于此。这些咖啡馆推出高雅的芭蕾舞，还有伤风败俗的漂亮演出、卡巴莱歌唱家和传统民谣歌手、爵士乐队及埃及流行歌手。在托管初期，派头十足的知识分子卡里尔·萨卡基尼在挨着帝国饭店的雅法门内的“流浪者咖啡馆”开坛讲学。在那儿，水烟筒吞云吐雾，盛满黎巴嫩亚力烈酒的碰杯声不断。这个自称“懒散王子”的人讨论着政治并阐述着他的快乐哲学“流浪汉宣言”——“懒散是我们聚会的座右铭，一天工作两个小时”——之后，他就沉溺于“吃、喝、玩”之中。
瓦希夫·贾瓦哈里耶，在市政府拥有闲差的乌得琴手，长时间过着懒散的生活：他的兄弟在俄国大院旁边的雅法路上开了家有歌舞和乐队表演的贾瓦哈里耶咖啡馆。附近邮局咖啡馆的一位老主顾回忆道：“咖啡馆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顾客，白胡子的沙皇军官、年轻的神职人员、移民画家、总讨论她的乌克兰财产的优雅女士，还有许许多多年轻的男女移民。”
许多英国人喜欢这种“真正的文化融合”，哈里·鲁克爵士尤其如此，他的家庭是一个典型的耶路撒冷家庭：“保姆来自南英格兰，男管家是白俄罗斯人，仆人是塞浦路斯土耳其人，厨子阿哈米德是黝黑的柏柏尔人，让我们吃惊的是在厨房帮忙的亚美尼亚男孩其实是个女孩，而女仆则是俄国人。”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这种融合。“我非常讨厌他们所有人，”将军“炮筒”沃尔特·康格里夫爵士说，“这些人像畜牲一样，整堆人也不值一个英国人。”
桑迪斯为耶路撒冷的衰败感到惊骇。“很多地方都被废弃，老的建筑全被毁掉，新的却粗俗可鄙”。在西墙看到说着拉迪诺语的塞法尔迪犹太人，他既反感又很感兴趣：“他们夸张的姿势加上荒唐的点头举止，使所有的野蛮都相形见绌”，他认为“这让人不发笑是不可能的”。这位虔诚的新教徒认为，东正教和天主教的强行传教行为粗俗不堪，令人十分厌恶。耶路撒冷“曾经神圣而荣耀，被上帝选中为他的居所”，但眼下只不过是“一个充满神秘和故弄玄虚的剧院”。
那年的复活节，不管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都让桑迪斯感到震颤：他看到耶路撒冷帕夏坐在圣墓大教堂外的王座上，而数千朝圣者，每人带着枕头和地毯，涌入圣墓大教堂过夜。耶稣受难节这天，他跟在游行的方济各会随军教士后面，教士们抬着木板上一尊真人大小的蜡制耶稣像沿苦路行进，随后将蜡像钉在了十字架上。数千人挤在圣墓大教堂，并在教堂院子里架设起营帐。桑迪斯观看了圣火仪式：“野蛮的喧闹声”，铙钹的敲击声，“女人的尖叫声”——看起来“很适合用在酒神祭典中”。当圣火出现时，朝圣者围着圣火奔跑起来，“就像疯子把火苗弄到衣服和胸膛上，他们还对新来者解释说这不会烧到自己”。
然而，国王们无法抑制对一种新的热诚且激进的新教主义的期许：清教徒信奉《圣经》的根本真理，同时也期盼弥赛亚立即降临。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爆发的“三十年战争”只是强化了这一感觉，即末日审判正在临近。这是个不寻常的时代，三种宗教都出现了那种既狂野又神秘的躁动。此时庄稼歉收。那些举着大镰刀的收割者借着瘟疫、饥馑和宗教战争的机会，在欧洲大肆杀戮，数百万人因此丧命。
上帝的这个名字不可以读出来，它来源于希伯来字母“YHWH”，只能在每年的赎罪日那天由圣殿大祭司念出来。
沙巴泰表现出一种鲁莽却又疯狂的吸引力——他显然是个狂躁的抑郁症患者，忽而掀起一阵富有感染力的自我崇拜，忽而陷入绝望的忧郁中，忽而又喜极欲狂，这就使得他做出一些邪恶的、有时是无耻的行为来。换作其他时候，他会被唾骂为下流罪恶的疯子，但在那个灾难岁月里，许多犹太人都沉浸在喀巴拉神秘主义的期盼中，沙巴泰的疯狂无疑是这种神圣行为在现实中的映射。
爱维亚写道，耶路撒冷有二百四十处祈祷场地和四十所马德拉萨宗教学校，是“所有国家的君主都梦寐以求的东西”，但岩石圆顶清真寺那摄人心魄的美丽和圣洁最令他倾倒：“鄙人在外游历已有三十八年，到过十七个帝国，见过数不清的建筑，但我还从未见过哪座建筑能与天堂如此相像。当一个人进入寺内，他会异常惊讶地把手指放到口中，哑然失声。”在阿克萨清真寺，每周五会有布道者登上讲坛，挥舞着哈里发欧麦尔的剑，整个仪式由八百人来完成。爱维亚观察着寺内镶嵌的图案如何反射太阳光线，使得“清真寺内光芒璀璨，而当祈祷时，人们的眼睛则闪烁着虔诚”。
在岩石圆顶清真寺里，“所有的朝圣者都在围栏外绕着清真寺行进”，而圣殿山已经成了“人们散步的地方，装点有玫瑰花、风信子和香桃木，还有夜莺那令人陶醉的啁啾声”。他高兴地念叨着关于这里的很多传说——据说大卫时王便已开始建造阿克萨，彼时所罗门“是万物众生的苏丹，他下令魔鬼来完成这项工程”。但当有人给他看据说是三千年前所罗门编造的绳子时，他忍不住对乌里玛大声说道：“你的意思是告诉我这些用来捆绑恶魔的绳子到现在还没烂掉吗？”
没有欧洲人支持的犹太人，遭受的痛苦极为深重。一个来自波兰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基大利（Gedaliah）写道：“阿拉伯人经常当众冤枉犹太人，如果被哪个阿拉伯人狠狠地打了一下，犹太人只会缩着身子走开。恼怒的土耳其人气急败坏地用鞋子羞辱殴打犹太人时，也没人会帮助犹太人。”他们居住环境窘迫，还被禁止修葺自己的房子。有两百户犹太家庭逃离此地。随着“迫害和勒索与日俱增”，一个犹太朝圣者在1766年这样写道：“我不得已在晚上从城里逃了出来，每天都有人被投进监狱。”
基督徒内部之间的仇恨甚于其对异教徒的仇恨。的确，比如方济各会士埃利埃泽·霍恩（ElzearHorn）神父，他将东正教称为“呕吐物”。每个教派都乐于看到他们在教会内部的对手受到一次又一次惨重的打击，成为穷光蛋。每个教派都乐意看到同教对手在教堂内遭受肮脏不适和贫穷的羞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和基督教内部的争斗意味着有三百名世代驻留的教士每晚被锁在教堂里。在爱维亚看来，他们“更像是囚犯”，而非教士，他们正生活在永久的围困中。食物从门上的洞口被递进来，或借助一套滑轮装置传递到窗口。这些僧侣——大多是东正教徒、天主教徒或亚美尼亚人。
革命的理论、无情的政治和东征的浪漫激发了拿破仑的冒险精神。巴黎的每一个人都读过康斯坦丁·沃尔内的畅销游记《哲学家》。沃尔内描写道，“满是废墟的耶路撒冷”和衰落的奥斯曼黎凡特为启蒙运动的开化理性征服此地提供了良机。法国大革命试图摧毁教会，并用理性、自由，甚至是一种新的最高力量崇拜来取代基督教。然而，天主教会仍屹立不坠，而拿破仑打算将君主制、信仰和科学三者融合，以治愈由革命造成的创伤——所以此次远征才会有那么多科学家在船上。
第八部分
在世界编年史上出现过的最值得记忆、最惊天动地的事件，全在此地上演。
——詹姆斯·巴克利，《伟大君王之城》
没有哪个地方的苍穹比锡安山那令人自豪的巅峰之上的苍穹更纯净、更透彻、更万里无云。如果一个旅行者能够忘记他正行走在一个民族的坟墓上，而他的宗教正源于这个民族，那么可以确定地说，这绝不是一个他急于离开的城市。
——W.H.巴特利特，《步行》
“屠夫”让欧洲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那长长的白胡子、简约的长袍、腰带上镶满珠宝的短剑，以及他那相当雅致的习惯：他把纸张剪成花的图样，并将其作为礼物送给别人。他散发着一种令人恐怖的魅力，带着一丝假笑对他的拜访者说：“我相信你已经发现我的名字是受人尊敬的，甚至是受人爱戴的，尽管我很严厉。”
夏多布里昂子爵弗朗索瓦-勒内（François-René）说，尽管这个“弑神的城市”是“一堆垃圾”，而且“在沙漠地区一个墓地里会出现许多杂乱无章的墓碑”，但“耶路撒冷还是吓到我了”。这个头发蓬松的虔诚的天主教徒以一种浪漫主义的眼光注视着耶路撒冷这个破败不堪的哥特式城市，等待“天才的基督教”来拯救它。对夏多布里昂来说，耶路撒冷越悲惨，就越神圣，越充满诗意，而这个城市现在正处于绝望之中。
“你应当看到我穿希腊海盗服的样子。鲜红的衬衣上缝着先令大小的银饰纽，一个很大的围巾，腰带上别满了手枪和匕首，红色的帽子，红色的便鞋，蓝色的宽松条纹短上衣和裤子。真是太邪恶了！”这就是本杰明·迪斯累利这个二十六岁的时髦小说家（当时他已经是《年轻的公爵》一书的作者）、失败的投机者、充满抱负的政治家在进行其东方之旅时的装扮。这种旅游是18世纪欧洲富家子弟“游学旅行”的一种新方式，综合了浪漫主义态度、经典观光、抽水烟袋、贪婪地嫖妓、到伊斯坦布尔和耶路撒冷参观等多种元素在内。
迪斯累利打小就是作为犹太人被抚养长大，但是二十六岁时他却接受了洗礼。后来他告诉维多利亚女王，他认为自己是“插在新约和旧约之间的空白页”，行走在两种宗教的边缘。迪斯累利身材纤瘦，脸色苍白，长着一头黑色的卷发，在骑马通过犹地亚山时，他“骑得很好，装备也很好”。当看到城墙时，他写道：“我大吃一惊。很显然，我面前是一座极其壮观的城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宏伟的清真寺，建在圣殿的遗址上，有美丽的花园和华丽的大门，还竖立着很多穹顶和塔楼。然而，没有什么比它周围的景色更让人感到荒凉、可怕和贫瘠了。我从未见过比这更异乎寻常的景象。”
1840年3月，有七个大马士革犹太人被指控谋杀了一个基督教修士及其穆斯林仆役，目的是用他们的血在逾越节进行祭祀。这个想象中的猜测便是臭名昭著的“血祭诽谤”。“血祭诽谤”首次出现是在12世纪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的英国牛津，当时，六十二个犹太儿童因此遭到拘捕，并受到折磨，为的是迫使他们的母亲将“隐藏血的地方”找出来。
美国宪法是世俗宪法，非常谨慎，并没有提起基督，也主张政教分离，但是在国玺中，开国元勋托马斯·杰斐逊和本杰明·富兰克林描述了以色列的子孙是怎样在云和火的指引下前往应许之地的，克雷森本人就是被云和火吸引着前往耶路撒冷的许多美国人的典型代表。实际上，政教分离解放了美国人的信仰，使许多新教派与千禧年预言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崛起。
1846年4月10日是耶稣受难日，这一日奥斯曼帝国统治者和其士兵在圣墓大教堂中拉响了警报。颇不平常的是，这一年东正教和天主教的复活节刚好是在同一天。那些修士们不单单准备好了他们焚香用的香炉，还准备了手枪和匕首，藏在梁柱背后和袍子下面。哪一派将会率先进行他们的祭祀活动呢？希腊人将他们的祭布铺在了耶稣受难像的祭坛上，赢得了这场比赛。天主教徒紧随其后，但是已经太晚了。于是，天主教徒质问希腊人，问他们是否得到了苏丹的准许。希腊人也质问天主教徒，问授权他们率先进行祈祷的苏丹的圣旨又在哪里。
此时，虽然双方还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他们的手指想必已经在长袍下枪支的扳机上游走。突然，双方开始了打斗，他们挥舞着身边可以找到的任何武器，教堂里面的宗教用具如十字架、烛台、灯等都成了打斗的工具，直到冰冷的铁器亮出，枪战开始。奥斯曼帝国士兵艰难地进入教堂，以制止战斗，结果有四十名士兵死在了圣墓大教堂周围。
这次杀戮在世界各地产生了极大反响，尤其是在圣彼得堡和巴黎：修道院里那些争论者们带有攻击性的自信映射出的不仅仅是宗教，还有他们背后的帝国。新铁路和汽船的出现使全欧洲到达耶路撒冷的旅程，尤其是乘船从敖德萨到雅法的行程便利了许多，两万多朝圣者中绝大多数都是俄国人。一个法国修士注意到，在其中一个特定年份里，四千多名圣诞节朝圣者当中，只有四个是天主教徒，其余的都是俄国人。俄国人对东正教的虔信四溢到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居住在遥远的西伯利亚小村庄中生活窘困的底层农民，到处于社会最顶层的沙皇尼古拉一世。东正教建立神圣俄国的使命同时被这两个处于社会两极的人群所分享。
在俄国，东正教发展出自己独有的俄国特性，不仅仅是沙皇，就连农民隐士也在协助东正教的传播，而这些人都对耶路撒冷特别尊崇。有这样一种说法：俄国教堂独特的洋葱式圆顶就是在试图模仿绘画作品中耶路撒冷的教堂样式。俄国甚至还建造了自己的微型耶路撒冷。每个俄国人都相信，到耶路撒冷朝圣是为死亡和救赎作准备的关键部分。
这趟旅行是一场灾难：他只用了一晚上在圣墓旁边祈祷，但是他却发现那里充满了污秽和粗俗。他说：“在我将我的心智收拢起来之前，祈祷已经结束了。”这个神圣地方的花哨以及周围山岭的荒芜摧毁了他：“我内心的国度从来没有像在耶路撒冷及其后的日子里那样拥有如此少的满足。”果戈理返回俄国后拒绝谈论耶路撒冷，不过却陷入对一个神秘牧师力量的折服，这个牧师劝服了他，让他相信他的著作罪孽深重。果戈理疯狂地损毁了他的手稿，然后将自己活活饿死，或者至少是陷入了昏迷，因为后来，当他的棺木在20世纪被打开时，人们发现他是面部朝下的。
耶路撒冷仍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偏远小镇，通常被一个不修边幅的帕夏统治着，帕夏居住在一个破旧不堪的宫殿里，这个宫殿既是寝宫，也是后宫，同时还是监狱，就坐落在圣殿山的北边。芬恩写道：西方人“对帕夏所居宫殿那乞丐式的粗俗感到震惊”，对帕夏那些污秽不堪的妃子及“衣衫褴褛的官员”纷纷排斥。与帕夏在一起品尝咖啡时，参观者们可以听到镣铐发出的叮当声，以及地牢里囚犯受刑时发出的呻吟声。
与果戈理并无不同，在忧郁与苦恼中，梅尔维尔抱着能够恢复健康的目的于1856年来到耶路撒冷，他同时还想来探求上帝的本质。“我的目标是——让我的脑海浸透耶路撒冷的大气，让我成为其神秘影像的被动主体”。他受到耶路撒冷“残破”的刺激，被其“未经激发的荒凉的裸露”而陶醉。就像我们先前所看到的那样，他为一些“疯狂”的美国人那种“狂热的能量和精神”以及“犹太狂躁征”着迷，这些都激发了他的叙事诗《克拉瑞尔》（Clarel）的问世，该诗有一万八千行，是美国最长的诗作，是他返回美国后在海关工作时写的。
古斯塔夫·福楼拜与一个很有钱的朋友马克西姆·杜·坎普（MaximeduCamp）一起，在法国政府的资助下，为了撰写贸易和农业方面的报告而开始一场文化和性爱之旅，以期从其第一部小说所遭受的冷遇中恢复过来。他将耶路撒冷看作一个“被围墙保卫的藏尸所，古老的宗教都在太阳底下慢慢腐朽”。至于那里的教堂，他说：“可能狗会比我对它更感兴趣。亚美尼亚人诅咒希腊人，希腊人厌恶拉丁人，拉丁人憎恶科普特人。”梅尔维尔也认为教堂是一个“损毁严重的腐朽的岩洞，有死人的味道”，不过，他认为战争皆起因于他所称的“挤满了人的新闻编辑室和耶路撒冷的神学交换”。
帕夏对控制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越发产生兴趣，这些人的暴乱和部族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对奥斯曼帝国中央集权改革的一种反映，战争发生时耶路撒冷城墙周围通常都会出现驼群的疾驰、矛枪的嗖嗖声和子弹的呼啸声。这些扣人心弦的场景在欧洲人看来，就像一个有着野蛮的西方舞台布景的圣经戏剧表演，他们聚集到城墙上观看这些小规模的战斗，对于他们来说，这些战斗与离奇的运动赛事有相似之处，当然，还会有一些间或发生的灾祸为这些赛事增添情趣。
不过，尽管那些作家都有些不敬行为，但是他们却还是禁不住对耶路撒冷心存敬畏。福楼拜认为它“极其宏伟”，萨克雷感觉到“那里不仅是一个你可以参观的景点，而且还发生过一些暴力行动、一些杀戮，一些参观者被杀害，一些偶像被人们用血腥的礼仪崇拜着”。梅尔维尔甚至赞赏这个地方“似瘟疫肆虐般地壮观”。站在金门前，注视着穆斯林和犹太人的公墓，梅尔维尔看着这个“被死亡军队包围的城市”，问自己：“难道耶路撒冷的荒凉是因神灵的过度溺爱而造成的吗？”
从19世纪中叶开始，考古学突然间不仅成为一门新的研究过去的历史科学，而且成为掌控未来的一种方式。难怪考古学立马就有了政治色彩，它不仅成为一种盲目的文化崇拜、社会风尚以及皇室业余爱好，而且成为建造帝国的手段之一，并且促成了军事间谍行为的扩张。
在整个历史长河中，耶路撒冷只存在于那些热爱它的、远在美洲或欧洲的人的想象当中。既然现在这些成千上万的访问者乘着汽船来了，他们就期望在此寻找他们过去借由《圣经》建立的想象，印证维多利亚时代赋予他们的种族刻板观点，他们想看到充满异域风情的、惊险的、风景如画的、真实可信的世界。
真正的耶路撒冷就像一个有着宗教和语言等级的、衣着华丽的巴别塔。奥斯曼的官员们穿着绣花短上衣和欧洲式样的制服；犹太人、亚美尼亚人、阿拉伯基督徒及穆斯林则穿着长袍大衣或者白色衣服，头上戴着象征土耳其帝国新改革的崭新头饰——奥斯曼无边毡帽；穆斯林宗教权威学者戴着长头巾，穿着长袍，几乎和那些塞法尔迪犹太人及传统阿拉伯人一模一样；人数不断增长的贫穷的波兰哈西德犹太人穿着轧别丁大衣，戴着浅顶软呢帽；那些警卫，即欧洲人的保镖，通常是亚美尼亚人，他们仍旧穿着鲜红色的短上衣、白色马裤，佩带着很大的手枪；古老的阿拉伯家庭或塞法尔迪犹太家庭（男人们通常很少穿戴上面提到的服饰）成员戴着长头巾或毡帽，穿着系有腰带的长外套、宽大的土耳其裤子，上身还穿有黑色的西方式的短上衣。阿拉伯人说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亚美尼亚人说亚美尼亚语、土耳其语以及阿拉伯语，塞法尔迪犹太人说拉迪诺语、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哈西德犹太人则说意第绪语——意第绪语是日耳曼语和希伯来语混合而成的一种中欧语言，现存有大量杰出的意第绪语文学作品。
伊斯兰教斋月临近结束时，所有宗教都会以举办一场盛宴、在城墙外开办集市、娱乐活动及赛马来进行庆祝，同时，小商小贩们还会展示一些淫秽的西洋镜，贩卖阿拉伯糖果、过坛龙和土耳其软糖。在犹太人的普珥节期间，穆斯林和基督徒阿拉伯人会穿上传统的犹太服装，所有三个宗教的人都会来参加在大马士革门北边“义人西门”墓前举办的犹太野餐。犹太人会赠送无酵饼给他们的阿拉伯邻居，并邀请他们参加逾越节晚宴，在节日结束时，阿拉伯人则会以赠送犹太人新烘烤的面包作为回礼。
犹太割礼师经常给穆斯林小孩行割礼，犹太人也会开派对来欢迎他们从麦加朝圣返回来的穆斯林邻居。关系最亲密的要数阿拉伯人和塞法尔迪犹太人，事实上，阿拉伯人称塞法尔迪犹太人是“阿拉伯人的儿子”，一些犹太人和穆斯林妇女甚至还学习拉迪诺语。如果遇到干旱，穆斯林学者会请塞法尔迪犹太拉比祈雨。会说阿拉伯语的塞法尔迪瓦莱罗家族，是耶路撒冷的首席银行家，他们是许多大家族商业上的伙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阿拉伯正统基督徒是最仇视犹太人的，当犹太人接近教堂时，他们会以唱传统的复活节歌曲或施以私刑的方式来对其进行凌辱。
尽管贝德克尔告诫旅游者说“耶路撒冷没有公共娱乐场所”，但耶路撒冷仍是个音乐和舞蹈之城。当地人在咖啡屋和地下酒吧见面，在那里吸水烟管、玩西洋双陆棋、看摔跤比赛和肚皮舞表演。每逢婚礼和节日，人们都会跳圆圈舞，歌手们会演唱一些爱情歌曲，如《我的爱人，你的美丽伤害了我》。阿拉伯情歌与安达卢西亚塞法尔迪犹太人的拉迪诺语歌曲轮流上演。伊斯兰教苦修教士在鼓和钹的助兴下疯狂地舞动身体。在私人寓所里，犹太和阿拉伯音乐家们使用鲁特琴、小提琴、双簧管和铜鼓来共同演奏乐曲。这些乐器在六个土耳其澡堂里回荡，而这些澡堂可以说是耶路撒冷生活的中心。男人们（使用澡堂的时间是凌晨两点到中午）在那里享受着舒适的按摩，还可以修理胡须；妇女则可以用指甲花染发剂染发，并品尝咖啡。耶路撒冷的新娘们会被唱着歌、敲着鼓的女性朋友带到澡堂，在那里，她们所有的体毛都会用一种类似沥青的糖浆类药品去掉，以配合节日需要。新婚之夜也是从沐浴开始的，然后新郎和他的伙伴会把新娘从娘家接走。如果这是一个大家族的婚礼，那么他们会走在仆人撑着的华盖下面，前面由火把照明，后面跟着一个鼓手及一队吹奏笛子的人，浩浩荡荡地走上圣殿山。据说，大家族的阿拉伯豪宅天花板上的装饰是土耳其和欧式混合风格。一个侯赛尼家族的人建造了“东方寓所”，该建筑的入口大厅里绘有鲜花和几何图案；另一个叫拉巴赫·埃芬迪·侯赛尼的人建造的豪宅则具有帕夏房间的特征，该建筑高高的圆顶上绘有蓝色天体，周围的框架是镀金的叶形装饰。
第九部分
雅卫愤怒的脸孔郁郁凝视着这些炙热的岩石，这些岩石比地球上任何地方都目睹了更多所谓神圣的杀戮、强奸及掠夺。
——阿瑟·凯斯特勒
如果一块土地有灵魂的话，那么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地的灵魂。
——戴维·本-古里安，媒体采访
做一个耶路撒冷人并不容易。在耶路撒冷，痛苦与欢乐并行，伟大的人在这座古老的城市里也会变得渺小。教皇、主教、国王都摘下了他们的王冠。这是王中之王的城市，世俗国王和君主都不配做她的主人。没有人真正拥有过耶路撒冷。
——约翰·提勒，《我是耶路撒冷》，见《耶路撒冷季刊》
自从大卫王时代，尤其自巴比伦之囚时代以来，犹太人就一直设想能在耶路撒冷生存。犹太人祈祷时是朝着耶路撒冷方向的，每年的逾越节他们都彼此祝愿“来年相聚在耶路撒冷”，他们还以在婚礼上摔碎杯子并对房屋一角不加装饰的方式来纪念他们被毁的圣殿。他们一直都在前去耶路撒冷朝圣，希望死后能够葬在那里，在每个可能的时刻都围绕着圣殿的墙垣进行祈祷。即便受尽迫害，他们仍旧坚持生活在耶路撒冷，只有当局者以死亡为要挟禁止他们在那里生活时，他们才会离开。
德皇穿着白色制服，戴着标准长度的金线缝制的呢斗篷面纱，面纱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他头戴尖顶帽盔，帽盔上面还镶着一个闪亮的金鹰。在一队高大威猛的普鲁士轻骑兵和苏丹枪骑兵的护送下，德皇一行人鱼贯进入耶路撒冷。普鲁士士兵戴着铁制头盔，挥舞着十字军式样的旗帜，苏丹的士兵则穿着红色背心、蓝色裤子，戴着绿色头巾，配有长矛。皇后穿着绘有图案的丝质长裙，戴着腰带和草帽，与她的两个随身侍女一同坐在马车里紧随其后。
圣地的美侨区里，民众高唱着《哈利路亚》，侯赛因·侯赛尼——耶路撒冷市长、乌得琴手瓦希夫的金主，赶紧加入了兴高采烈的队伍。市长想找到一面白旗——尽管在他的社会中，白旗代表的是适婚的处女。一个女人给了他一件白色衬衫，但似乎不太适合，所以侯赛尼最后从美侨区借了一张床单，并把它绑到一把扫帚上，召集了一个由数名侯赛尼家族成员组成的代表团，始终挥舞着那面滑稽的旗帜，骑上马便穿过雅法门去投降了。
她过去是，并且将来也一直会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女人之一。她的眼睛深邃碧绿，如同你穿过天堂到达的大海一样。她用机关枪的精确和速度击倒了众多英国军官。不用说，她需要钱。”
“很容易看出，为什么英国人更喜欢阿拉伯上层而不喜欢犹太人。这些阿拉伯知识分子身上带有法国的文化印记，风趣，富有教养，带有不幸和快乐。与他们相比较，犹太人似乎是紧张、贪图享受的中欧人。”
国王的“军队正处在欢欣鼓舞之中，许多战车装饰有翠绿的枝条或成捆的粉红色夹竹桃花”。格拉布注意到，向耶路撒冷开进的阿拉伯军团队伍“似乎更像一支不是奔向战场而是参与狂欢的军队”。
“带有倒刺的铁丝网设防带、雷区、射击点和观察哨遍布整个城市，”阿莫司·奥兹写道，“一道有形的幕布降临，把我们与谢赫贾拉和阿拉伯社区分隔开来。”
铁丝网另一边，努赛贝家族为这场大灾难痛心不已：“我近乎精神崩溃。”哈齐姆·努赛贝承认。他的侄子萨里怀念起“那些英国人和阿拉伯贵族、随心所欲的新贵、中产阶级的商人、勾引士兵们的暗娼、多元文化融合、主教、穆斯林神职人员和黑胡子的拉比挤在相同的街道上”的场景。
萨里·努赛贝调查研究了老城，他发现老城“充斥着戴着金怀表自以为是的店主、兜售货物的老妇人、四处游荡的托钵僧”，咖啡馆里回响着“人们抽水烟时的冒泡声”。美国副领事尤金·伯德观察到，约旦人的耶路撒冷真是个袖珍世界：“我之前从未见过如此小的大城市。只有一百五十人符合在这个城市居住的限制条件，得以居住在此。”一些大家族支持发展旅游业：侯赛尼家族经营了一家“东方之家”旅馆。白发苍苍的柏莎·斯帕福德将她的美侨区改建成了一家奢侈的旅店，这个戴胸针的贵妇人自身也变成了这座城市的一道风景。
“成长于耶路撒冷就好似生活在一个遍布汽车和现代军队的童话故事中，但是其魔力依存，而且因各种危险增添了许多神秘。”萨里·努赛贝写道。
本-古里安对达扬伤心欲绝的妻子露丝说：“伟人的私生活和公共生活常常在两架平行的飞机上进行，两者永无交集。”
后记
我从小被培养热爱的这座城市是尘世通向神圣世界的大门，在这里，犹太教、基督教、穆斯林的先知和富有远见之人，以及具有人文情怀之人彼此相遇——即使只在想象中。
——萨里·努赛贝，《一个国家的往事》
哦，耶路撒冷，散发着先知的芬芳，
连接天堂与尘世的捷径……
美丽的孩子，指头焦黑，目光低垂……
哦，耶路撒冷，悲伤之城，泪水充盈你的眼眶……
谁会洗刷你沾满血迹的城墙？
哦，耶路撒冷，我的挚爱，
明天，柠檬树将绽放花朵，橄榄树将尽情欢乐，你的双眼将雀跃，鸽子也将飞回你的神圣高塔。
——尼扎尔·加巴尼，《耶路撒冷》
占领耶路撒冷甚至使最世俗的犹太人欢欣鼓舞。在歌谣、祈祷和神话当中，对锡安的渴望是如此深厚、久远，如此根深蒂固；不能靠近西墙的时间是如此之长，如此痛苦，而神圣的氛围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全世界最不敬神的犹太人都经历了一次类似于宗教体验的欢欣感，并且在当今世界他们是如此亲密，仿佛能成为一体。
耶路撒冷比世上其他任何地方更渴望，更希望寻求宽容、分享与慷慨的万能灵药，以消除偏见、排外与强烈的占有欲。这并不容易找到。两千年来，耶路撒冷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巨大、如此华丽，如此势不可挡地犹太化。然而，耶路撒冷也是最受欢迎的巴勒斯坦城市。有时，耶路撒冷十足的犹太性呈现出某种融合的面貌，而与这个城市固有的特质格格不入，因而扭曲了这座城市的过去和现在。
耶路撒冷被犹太人独占了一千年，被基督徒独占了大约四百年，被伊斯兰教徒独占了一千三百年，并且三大宗教没有一个是不依靠刀剑、投石器或榴弹炮获得耶路撒冷的。他们的民族史讲述了一个必然走向英勇胜利和突然爆发灾难的毫无悬念的故事，但在讲述这样的历史时，我已经努力展现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总是有很多选择。耶路撒冷人的命运和身份并不明确。希律时代、十字军时代和英国人统治下的耶路撒冷的生活和我们今天的生活一样复杂、微妙。
这里面既有悄无声息的演变，也有戏剧性的革命。有的时候，是炸药、兵器和鲜血改变了耶路撒冷；有的时候，是漫长的世代传承，是传唱的歌曲、讲述的故事、吟诵的诗文、雕刻的塑像，是几个世纪以来模糊的例行其事的日常家庭生活，就像缓步走过回旋的阶梯，而后突然越过邻近的门槛，或是像不断打磨粗糙的石块，直到其平滑光亮为止。
此时，正是耶路撒冷黎明到来前的一个小时。岩石圆顶清真寺打开了大门，穆斯林正在祈祷；西墙一直是开放的，犹太人正在祈祷；圣墓大教堂打开了，基督徒正在用多种语言祈祷。太阳照耀着耶路撒冷，其光芒使得西墙上光亮的希律石几乎洁白无瑕（就像两千年前约瑟夫斯描述的那样）。接着，阳光照到辉煌的岩石圆顶清真寺上，岩石圆顶清真寺熠熠生辉。天与地、神与人相遇的那个神圣的广场，依然是人类制图学难以描绘的地方，唯有太阳的光芒能照遍整座广场。最后，所有的光线将照耀在耶路撒冷最优美最神秘的建筑物上——沐浴在日光之中，散发出夺目的光彩，它也因此博得“金色”的美名。但是金门仍将紧锁，直到末日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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