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为什么是欧洲人到达了印第安人的国家并征服了它，而不是相反?
我们讨论的起始点就是把欧亚大陆社会和印第安社会作一比较，时间是到公元1492年即哥伦布“发现”美洲的那一年为止。
我们的比较从粮食生产开始。粮食生产是当地人口多寡和社会复杂程度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因此也是实现征服的终极因素。美洲的粮食生产与欧亚大陆的粮食生产的最引人注目的差异涉及驯养的大型哺乳动物的种类。在第九章我们接触到欧亚大陆的13种大型哺乳动物，它们成了欧亚太陆的动物蛋白(肉和奶)、毛绒和皮革的主要来源，是对人员和货物陆地运输的主要工具，是战争中不可或缺的手段，也是(通过拉犁和提供粪肥)作物增产的保证。在水轮与风车于中世纪开始取代欧亚大陆的哺乳动物之前，它们还是人的臂力之外的重要的“工业”动力——例如，用来转动石磨和提升汲水器具。相形之下，美洲只有一种驯养的大型哺乳动物——美洲驼／羊驼，而这种动物也只有安第斯山脉的一个很小地区和邻近的秘鲁沿海地区才有。虽然人们利用它是为了肉、毛绒、皮革和货物运输，但它从不产奶供人消费，从不供人骑乘，从不拉车或拉犁，也从不被用作一种动力源或战争工具。
这就是欧亚大陆社会与印第安社会之间巨大的一组差异之所在——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更新世晚期北美洲和南美洲原有的大型野生哺乳动物大多数灭绝(被消灭?)所致。如果不是由于这些动物灭绝了，现代史的进程可能会有所不同。当科尔特斯率领他的满身泥汗的雇佣军于1519年在墨西哥海岸登陆时，他们可能会被几千个骑着本地驯化的美洲马的阿兹特克骑兵赶进大海。不是阿兹特克人死于天花，而是那些西班牙人可能会被对疾病有抵抗力的阿兹特克人所传染的美洲病菌消灭光。依据畜力的美洲文明国家可能会派遣自己的征服者去蹂躏欧洲。但这些假设的结果由于几千年前哺乳动物的灭绝而被排除了。
这些动物的灭绝使欧亚大陆有了比美洲所提供的多得多的供驯化之用的野生动物。大多数可供驯化的野生动物由于6、7种原因中的任何一种原因而失去了作为可供驯化的动物的潜在资格。因此，欧亚大陆最后只有13种驯养的大型哺乳动物，而美洲只有本地的一种。这两个半球还有驯化的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在美洲有火鸡、原鼠和完全属于本地的美洲家鸭以及比较普遍的狗；在欧亚大陆有鸡、鹅、鸭、猫、狗、兔、蜜蜂、蚕和其他一些动物。但所有这些小型的驯养动物的作用比起大型的驯养动物来是微不足道的。
欧亚太陆和美洲大陆在植物性粮食生产方而也存在着差异，不过这方面的差异没有动物性粮食生产方而的差异那样明显罢了。1492年，农业已在欧亚大陆普及。在欧亚大陆的少数几个既没有作物也没有家畜的狩猎采集族群中，有日本北部的阿伊努人，没有驯鹿的西伯利亚社会，以及散居印度和热带东南亚雨林、与附近农民进行交换的狩猎采集族群的一些小的群体。其他一些欧亚大陆社会，主要地有中亚的牧人、放牧驯鹿的拉普人和北极地区的萨莫耶德人，他们都饲养家畜，但很少有农业，或完全没有农业。几乎所有其他欧亚大陆社会不但放牧牲口，而且也从事农业。
在美洲广大地区唯一缺少的为进行粮食生产所需要的成分是家畜和作物本身。
在美洲的这些地方，虽然也有了印第安人的农业，但和欧亚大陆的农业相比，它受到5大不利条件的限制：广泛依赖蛋白质含量低的玉米，而不是欧亚大陆的品种繁多、蛋白质丰富的谷物；种子用手一颗颗地点种，而不是撒播；犁地用手而不是用畜力，用畜力犁地使一个人能够耕种大得多的而积，并可耕种某些难以用手耕种的肥沃而坚硬的土壤和长满草根的土地(就像北美大平原的那些土地)；缺乏可以增加土壤肥力的动物粪肥；只用人力而不是用畜力来做诸如脱粒、碾磨和灌溉之类的农活。这些差异表明，到1492年为止的欧亚大陆农业平均每个劳动力每小时产生的卡路里和蛋白质要多于印第安的农业。
粮食生产方面的这些差异，构成了欧亚大陆社会与印第安社会之间差异的一个重要的终极原因。在由此而产生的实现征服的近似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包括病菌、技术、政治组织和文字方面的差异。其中与粮食生产方面的差异关系最直接的差异是病菌。有些传染病经常光顾人口拥挤的欧亚大陆社会，许多欧亚大陆人因而逐步形成了免疫力或遗传抵抗力。这些传染病包括历史上所有最致命的疾病：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瘟疫、肺结核、斑疹伤寒、霍乱、疟疾和其他疾病。对照这个令人望而生畏的疾病名单，唯一可以有把握归之于哥伦布以前印第安人社会的群众传染病是非梅毒密螺旋体病。(我在第十一章说过，梅毒究竟起源于欧亚大陆还是起源于美洲仍然未能确定，至于在哥伦布以前美洲就已有了人类肺结核病这种说法，是我的尚未得到证明的看法。) 说也奇怪，大陆之间在有害的病菌方面的这种差异竟是来自有用的牲畜方面的差异。在拥挤的人类社会引起传染病的大多数病菌，是从引起家畜传染病的那些十分相似的祖代病菌演化而来的，而在大约1万年前，粮食生产者就已开始每天同这些家畜进行密切的接触了。欧亚大陆饲养了许多种家畜，因而也就培养了许多种这样的病菌，而美洲无论是家畜还是病菌都很少。印第安社会演化出来的致命病菌如此之少的另一些原因是：为传染病提供理想的滋生地的村庄在美洲出现的时间要比在欧亚亚大陆晚几千年；新大陆出现城市社会的3个地区(安第斯山脉地区、中美洲和美国东南部)从来没有同把瘟疫、流行性感冒、可能还有天花从亚洲带到欧洲的那种规模的快速而大量的贸易发生过关系。因此，甚至连疟疾和黄热病也根本不是美洲的疾病，而是由起源于旧大陆热带地区、被欧洲人传人美洲的病菌引起的。而这些传染病最后成为欧洲人向美洲热带地区移民的主要障碍，并成为修建巴拿马运河的最大障碍。
在帮助欧洲征服美洲的一些直接因素中，可与病菌相提并论的是技术的各方面的差距。这些差距归根到底是由于欧亚大陆有历史悠久得多的依靠粮食生产的人口稠密、经济专业化、政治集中统一、相互作用、相互竞争的社会。有5个技术领域可以挑出来讨论：
第一，金属——开始时是铜，后来是青铜，最后是铁——到1492年止已在所有复杂的欧亚大陆社会被用作工具。相比之下，虽然铜、银、金和一些合金已在安第斯山脉地区和美洲的其他一些地方被用作饰物，但石头、木头和骨头在所有印第安社会中仍然是制作工具的主要材料，这些社会只在局部地区有限地利用铜器。
第二，欧亚大陆的军事技术比美洲的军事技术要有效能得多。欧洲的兵器是钢刀、长矛和匕首，辅以小型火器和火炮，而护身的盔甲也是由纯钢打就的，或是由锁子甲做成的。印第安人不用钢铁，他们用棍棒、用石制或木制的斧头(在安第斯山脉地区偶尔也有用铜制的)、投石器、弓箭和加软衬料缝制的盔甲，这些东西无论防护还是进攻，效果都差得多。另外．印第安军队没有任何可以与马匹相抗衡的牲口，而马匹在进攻和快速运输方而的价值使欧洲人获得了压倒的优势，直到有些印第安社会后来也采用了马匹。
第三，欧亚大陆社会在利用动力源运转机械方面拥有巨大的优势。超越人力的最早进展是利用动物——牛、马和驴——来拉犁就地和转动轮子来磨谷、提水、灌溉或排水。水轮在罗马时代就已出现了，后来到了中世纪数量日渐增多，这时又出现了潮汐磨机和风车。这些利用水力和风力的机械和传动轮系统结合起来，不但被用来磨谷和运水，而且还可用于多种多样的制造目的，包括榨糖，为鼓风炉拉风箱，碾碎矿石，造纸，打磨石头，榨油，制盐，织布和锯木。习惯上都是把产业革命武断地定为从18世纪的英国利用蒸汽动力开始，但事实上一种以水力和风力为基础的产业革命在中世纪时就已在欧洲的许多地方开始了。直到1492年，所有这些在欧亚大陆用畜力、水力和风力来做的工作．在美洲仍旧靠人力来做。
在轮子开始在欧亚大陆用于动力转换之前很久，轮子就己成为欧亚大陆大部分陆上运输的基础——不但用于牲口拉的车子，而且也用于靠人力来推的独轮车。独轮车使一个或更多的人即使仍旧靠自己的力量．也能搬动比不用独轮车时大得多的重量。轮子在欧亚大陆的制陶和时钟上也得到采用。轮子的这些用途没有一样在美洲得到采用，据考证在美洲采用轮子的只有墨西哥的陶瓷玩具。
其余
值得一提的技术领域是海上运输。许多欧亚大陆社会发明了大型帆船，其中有些能逆风航行并能横渡大洋，船上装备有六分仪、磁罗盘、尾柱舵和大炮。无论在装载量、速度、机动性或是抗风浪能力方面，欧亚大陆的这些船只都比新大陆最先进的社会即安第斯山脉地区和中美洲的社会用来进行贸易的那些木筏优越得多。这些木筏靠风力沿太平洋海岸航行。皮萨罗的船在其前往秘鲁的首次航行中毫不费力地就撞翻并俘获了这样的一只木筏。
除了在病菌和技术方面的差异外，欧亚大陆社会和印第安社会在政治组织方面也存在着差异。到中世纪晚期或文艺复兴时期，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已在有组织的国家的统治之下。其中的哈布斯堡王朝、奥斯曼帝国、中国的历代国家、印度的莫卧儿帝国和13世纪达到全盛时期的蒙古帝国，一开始就是通过征服其他国家而形成的多种语言的民族大融合。因此，它们通常被说成是帝国。许多欧亚大陆国家和帝国都有官方的宗教，用以加强国家的凝聚力，使政治领导合法化和批准对其他民族的战争。欧亚大陆的部落社会和族群社会．主要限于北极地区放牧驯鹿的牧人、西伯利亚狩猎采集族群、印度次大陆和热带东南亚狩猎采集族群的孤立小群体。
美洲有两个帝国：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它们在面积、人口、语言的多种组成、官方宗教和征服小国的策源地等方面，与欧亚大陆的一些帝国相似。在美洲，这两个帝国是唯一的能够以许多欧亚大陆国家的那种规模调动人力物力兴建公共工程或进行战争的两个政治单位，而7个欧洲国家(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荷兰、瑞典和丹麦)有能力从1492现年到1666年在美洲建立殖民地。在美洲的热带南美地区、阿兹持克帝国统治范围以外的中美洲和美国东南部，也有许多酋长管辖地(其中有些几乎就是小小的国家)。美洲的其余地区只有一些部落和族群组织。
最后一个需要予以讨论的直接因素是文字。大多数欧亚大陆国家都有由有文化的人组成的行政机构，在某些国家里，官员以外的平民大众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有文化的。文字使欧洲社会得到行政管理和经济交换之便，激励与指导探险和征服，并可利用远方和古代的一系列信息和人类经验。相比之下，在美洲．文字只在中美洲很小的一个地区内的上层人士中使用。印加帝国使用了一种以结绳(叫做基普)为基础的会计制度和记忆符号，但作为一种传递详细信息的手段，它还不可能起到文字的作用。
因此，哥伦布时代的欧亚大陆社会，在粮食生产、病菌、技术(包括武器)、政治组织和文字方面，拥有对印第安社会的巨大优势。这
造成这种迟缓的一个甚至更明显的因素，是可以用于驯化的野生动植物。我在第六章中讨论过，狩猎采集族群之所以采纳粮食生产，不是因为那可能会给他们的子孙后代带来好处，而是因为早期的粮食生产开始显示了对狩猎采集生活方式的优势。早期的粮食生产与狩猎采集活动的竞争，在美洲不及在新月沃地和中国那样激烈，这一部分是由于美洲几乎没有可以驯化的野生哺乳动物。因此，早期的美洲农民仍然依靠野生动物来获得动物蛋白，所以必定以一部分时间仍然去从事狩猎采集活动，而在新月沃地和中国．植物驯化之后紧接着就是动物驯化，这样就及时地发展出全套粮食生产，最后取得了对狩猎采集活动的胜利。此外，欧亚大陆的家畜通过提供粪肥并最后通过拉犁使欧亚大陆的农业更具竞争力。
美洲野生植物的特点也是印第安人粮食生产竞争力差的一个原因。这个结论在美国东部看得最为清晰，因为那里只有靠10种是驯化的，包括小籽粒的谷物而没有大籽粒的谷物，还有豆类植物、纤维作物，或栽培的水果树或坚果树。这对中美洲的主要作物玉米也是很清楚的，因为玉米的传播使它也成了美洲其他地方的主要作物。虽然新月沃地的野生小麦和大麦在几个世纪内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就演化成作物，但野生的墨西哥类蜀黍可能需要几千年的时间才能演化成作物，同时必须在繁殖生物学和对结籽的能量分配方面经历巨大的变化，使种子失去坚硬的外壳并大大增加玉米棒子的尺寸。
除了欧亚大陆的领先优势和野生动植物品种外，欧亚大陆发展速度的加快也由于在欧亚大陆动物、植物、思想、技术和人员的交流比在美洲容易，而交流容易又是由于存在几组地理和生态因素的结果。与美洲的南北主轴不同，欧亚大陆的东西主轴使这种交流不用经历纬度的变化，也不存在与环境的变量发生关系的问题。与欧亚大陆始终如一的东西宽度不同，新大陆在中美洲的那一段特别是在巴拿马变窄了。尤其是，美洲被一些不适于粮食生产也不适于稠密人口的地区分割开来。这些生态障碍包括：把中美洲社会同安第斯山脉地区和亚马孙河地区社会分隔开来的巴拿马地峡雨林；把中美洲社会同美国西南部和东南部社会分隔开来的墨西哥北部沙漠；把美国西南部同东南部分隔开来的得克萨斯州干旱地区；以及把本来可能适于粮食生产的美国太平洋沿岸地区隔开的沙漠和高山。因此，在中美洲、美国东部、安第斯山脉地区和亚马孙河地区这些新大陆的中心之间，完全没有家畜、文字和政治实体方面的交流，以及只有在作物和技术方面的有限的缓慢的交流。
2.欧洲在美洲的第一批殖民地在西印度群岛，以哥伦布于1492年建立的殖民地为其开端。西印度群岛的印第安人在他们被“发现”时估计人口超过100万，但大多数岛上的印第安人很快就被疾病、驱逐、奴役、战争和随便杀害消灭了。1508年左右，美洲大陆上的第—个殖民地在巴拿马地峡建立。随后分别在1519—1520年和1532—1533年发生了对美洲大陆上两个大帝国阿兹特克帝国和印加帝国的征服。在这两次征服中，欧洲人传播的流行病(可能是天花)起了主要的作用，不但杀死了大批人口，而且还杀死了皇帝本人。其余的事则是由一小撮西班牙骑兵在军事上的压倒优势和他们利用当地人口的内部分歧的政治技巧来完成的。在16世纪和17世纪中，接着又发生了欧洲人对中美洲和南美洲北部其余土邦的征服。
至于北美洲的那些最先进的土著社会，即美国东南部和密西西比河水系地区的社会，它们的毁灭主要是由病菌独立完成的，病菌由早期的欧洲探险者带来，但却走在他们的前面。随着欧洲人的足迹踏遍美洲，其他许多土著社会，如大平原的曼丹人社会和北极地区的萨德勒缪特爱斯基摩人社会，也是不用军事行动就被疾病消灭了。没有被疾病消灭的人口众多的土著社会，则遭到了与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的同样命运，被一些全面的战争摧毁了，发动战争的越来越多的是欧洲职业军人和他们在当地的盟友。作为这些军人的后盾的，先是欧洲母国的政治组织，后来是新大陆的欧洲殖民地政府，最后是继承殖民地政府的独立的新兴欧洲国家。
3.现在，让我们转向我们对非洲史前史的难解之迷的剩下来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欧洲人成了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殖民的人。事情竟然不是反其道而行之，这尤其令人惊讶，因为非洲不但可能是解剖学上现代智人的家乡，而且也是几百万年来人类进化的唯一发源地。非洲除了巨人的领先优势这些有利条件外，还有高度多样化的气候和生境以及世界上最高度的人类多样化这些有利条件。如果1万年前有个外星人访问地球，他认为欧洲最后会成为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一个帝国的一批附庸国家，他作出这样的预测也许是情有可原的。
我们已讨论过．从历史上看，所有这三者都来自粮食生产的发展。但粮食生产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被延误了(与欧亚大陆相比)，其原因是非洲缺少可以驯化的本地动植物物种，它的适于本地粮食生产的小得多的面积，以及它的妨碍粮食生产和发明的传播的南北轴向。让我们研究一下这些因素是如何起作用的。
首先，关于家畜，我们已经看到，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家畜来自欧亚大陆，可能有少数几个例外是来自北非。因此，直到家畜开始被新兴的欧亚大陆文明利用之后几千年，它们才到达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这在开始时的确使人感到奇怪．因为我们认为非洲是充满大型野生哺乳动物的那个大陆。但我们在第九章中看到，要想对一种野生动物进行驯化，它必须相当温驯．对人服从，驯养花费少，对一些疾病有免疫力，而且还必须生长迅速并存圈养中繁殖良好。欧亚大陆产的牛、绵羊、山羊、马和猪是世界上少数几种通过所有这些考验的大型野生动物。而它们的非洲同类——如非洲野牛、斑马、野猪、犀牛和河马——则从来没有被驯化过，甚至在现代也是如此。
当然，有些大型的非洲动物有时确曾被驯养过。汉尼拔在对罗马的不成功的战争中利用过驯服的非洲象，古代埃及人也可能驯养过长颈鹿和其他动物。但这些驯养的动物没有一种实际上被驯化了——就是说，在圈养中进行有选择的繁殖和对遗传性状的改变以使之对人类更加有用。如果非洲的犀牛和河马得到驯化并供人骑乘，它们不但可以供养军队，而且还可以组成一支所向披靡的骑兵，把欧洲的骑兵冲得落花流水。骑着犀牛的班图突击队可能已推翻了罗马帝国。但这种事没有发生。
第二个因素是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和欧亚大陆之间在可驯化的植物方面的一种虽然不是那样极端但也相当大的差异。萨赫勒地带、埃塞俄比亚和西非也有土生土长的作物，但在品种数量上比欧亚大陆少得多。由于适合驯化的野生起始植物品种有限，甚至非洲最早的农业也可能比新月沃地的农业晚了几千年。
因此，就动植物的驯化而论，领先优势和高度多样性属于欧亚大陆，而不属于非洲。第三个因素是非洲的面积仅及欧亚大陆的面积的一半左右。而且，非洲面积中只有三分之一左右是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为农民和牧人所占据的赤道以北的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今天，非洲的总人口不到7亿，而欧亚大陆有40亿。但如果所有其他条件相等，更多的土地和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多的相互竞争的社会和更多的发明创造，因而也就意味着更快的发展速度。
造成非洲在更新世后发展速度比欧亚大陆慢的其余一个因素，是这两个大陆主轴线的不同走向。非洲的主轴线和美洲的主轴线一样都是南北走向，而欧亚大陆的主轴线则是东西走向(图10．1)。如果你沿南北轴线行走，你会穿越在气候、生态环境、雨量、日长以及作物和牲口疾病部大不相同的地带。因此，在非洲某个地区驯化或得到的动物和作物很难传播到其他地区。相比之下，在虽然相隔数干英里但处于同一纬度并有相似的气候和日长的欧亚大陆各社会之间，作物和动物的传播就显得容易了。
作物和牲畜沿非洲南北轴线的缓慢通过或完全停止前进，产生了重大的后果。例如，已经成为埃及的主食的地中海沿岸地区的作物，在发芽时需要冬雨和日长的季节性变化。这些作物无法传播到苏丹以南，因为过了苏丹，它们就会碰上夏雨和很少或根本没有季节性的日照变化。
沿非洲南北轴线同样缓慢传播的还有人类的技术。陶器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已经在苏丹和撒哈拉地区出现，但直到公元元年才到达好望角。虽然文字不迟于公元前3000年已在埃及发明出来，并以字母形式传入努比亚的麦罗威王国，虽然字母文字也传人了埃塞俄比亚(可能从阿拉伯半岛传人)，但文字并没有在非洲的其余地区独立出现，这些地区的文字是阿拉伯人和欧洲人从外面带进来的。
总之．欧洲在非洲的殖民并不像某些白人种族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与欧洲民族和非洲民族本身之间的差异有关。估恰相反，这是由于地理学和生物地理学的偶然因素所致——特别是由于这两个大陆之间不同的面积、不同的轴线方向和不同的动植物品种所致。就是说，非洲和欧洲的不同历史发展轨迹归根到底来自它们之间的“不动产”的差异。
当然．各大陆的环境有无数的不同特点，正是这些不同的特点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轨迹。不过，仅仅列出每一种可能的差异还不足以回答耶利的问题。在我看来，只有4组差异是最重要的。
第一组差异是各大陆在可以用作驯化的起始物种的野生动植物品种方面的差异。这是因为，粮食生产之所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于它能积累剩余粮食以养活不从事粮食生产的专门人材，同时也在于它能形成众多的人口，从而甚至在发展出任何技术和政治优势之前，仅仅凭借人多就可以拥有军事上的优势。由于这两个原因，从小小的不成熟的酋长管辖地阶段向经济上复杂的、社会上分层次的、政治上集中的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是以粮食生产为基础的。
但大多数野生的动植物品种证明是不适于驯化的：粮食生产的基础一直是比较少的几种牲畜和作物。原来，各大陆在可以用于驯化的野生动植物的数量方面差异很大，因为各大陆的面积不同，而且在更新世晚期大型哺乳动物灭绝的情况也不同。大型哺乳动物灭绝的情况，在澳大利亚和美洲要比在欧亚大陆或非洲严重得多。因此，就生物物种来说，欧亚大陆最为得天独厚，非洲次之，美洲又次之，而澳大利亚最下，
第二组因素就是那些影响传播和迁移速度的因素．而这种速度在大陆与大陆之间差异很大。在欧亚大陆速度最快，这是由于它的东西向的主轴线和它的相对而言不太大的生态与地理障碍。对于作物和牲畜的传播来说，这个道理是最简单不过的，因为这种传播大大依赖于气候因而也就是大大依赖于纬度。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技术的发明，如果不用对特定环境加以改变就能使这些发明得到最充分的利用的话。传播的速度在非洲就比较缓慢了，而在美洲就尤其缓慢，这是由于这两个大陆的南北向的主轴线和地理与生态障碍。
第三组影响大陆之间传播的因素，这些因素也可能有助于积累一批本地的驯化动植物和技术。大陆与大陆之间传播的难易程度是不同的，因为某些大陆比另一些大陆更为孤立。在过去的6000年中，传播最容易的是从欧亚大陆到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非洲大部分牲畜就是通过这种传播得到的。但东西两半球之间的传播，则没有对美洲的复杂社会作出过任何贡献，这些社会在低纬度与欧亚大防隔着宽阔的海洋，而在高纬度又在地形和适合狩猎采集生活的气候方面与欧亚大陆相去甚远。对于原始的澳大利亚来说，由于印度尼西亚群岛的一道道水上障碍把它同欧亚大陆隔开，欧亚大陆对它的唯一的得到证明的贡献就是澳洲野狗。
第四组也是最后一组因素是各大陆之间在面积和人口总数方面的差异。更大的面积或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多的潜在的发明者，更多的互相竞争的社会，更多的可以采用的发明创造——以及更大的采用和保有发明创造的压力，因为任何社会如果不这样做就往往会被竞争的对手所淘汰。非洲的俾格米人和其他许多被农民取代的狩猎采集群体，就曾碰到这样的命运。相反的例子是格陵兰岛上顽固保守的古挪威农民，他们也碰到了被爱斯基摩狩猎采集族群所取代的命运，因为在格陵兰的条件下，这些爱斯基摩人的生存方法和生存技术都比这些古挪威人优越得多。在全世界的陆块中，欧亚大陆的面积最大，相互竞争的社会的数量也最多．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在这方面就差得多，而塔斯马尼亚更是瞠乎其后。美洲的总面积虽然很大，但却在地理上和生态上支离破碎，实际上就像几个没有紧密联系的较小的大陆。
3.那么，为什么新月沃地和中国把它们几千年的巨大的领先优势最后让给了起步晚的欧洲?
当然，人们可以指出促使欧洲兴起的一些直接因素：它的商人阶级、资本主义和对发明的专利保护的逐步形成，它的未能产生专制独裁的君主和使人不堪重负的税收，以及它的希腊—犹太教—基督教的批判经验主义调查研究的传统。不过，对于所有这些直接原因，人们一定会提出关于终极原因的问题：为什么这些直接因素出现在欧洲，而不是出现在中国或新月沃地?
就新月沃地而言，答案是清楚的。新月沃地由于当地集中了可以驯化的动植物而拥有了领先优势。如果它一旦失去了这种优势，它就不再有任何引人注目的地理优势可言。这种领先优势在一些强大帝国西移的过程中消失了，这种情况可以详细地描绘出来。在公元前第四个1千年中新月沃地的一些国家兴起后，权力中心起初仍然在新月沃地，轮流为巴比伦、赫梯、亚述和波斯这些帝国。随着希腊人在亚历山大大帝领导下于公元前4世纪未征服从希腊向东直到印度的所有先进的社会，权力终于第一次无可挽回地西移。随着罗马在公元前2世纪征服希腊，权力又进一步西移，而在罗马帝国灭亡后，权力最后又向欧洲西部和北部转移。
只要把现代的新月沃地和古人对它的描写加以比较，促使权力西移的主要因素就立刻变得显而易见。今天，“新月沃地”和“粮食生产世界领先”这些说法是荒唐可笑的。过去的新月沃地的广大地区现在成了沙漠、半沙漠、干草原和不适合农业的受到严重侵蚀或盐碱地的土地。这个地区的某些国家的短暂财富是建立在单一的不能再生的石油资源的基础上的，这一现象掩盖了这个地区的长期贫困和难以养活自己的情况。
然而，在古代，在新月沃地和包括希腊在内的东地中海地区．很多地方都覆盖着森林。这个地区从肥沃的林地变成受到侵蚀的低矮丛林地或沙漠的过程，已经得到古植物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说明。它的林地或者被开垦以发展农业，或者被砍伐以获得建筑用的木材，或者被当作木柴饶掉，或者被用来烧制石膏。由于雨量少因而初级生产力(与雨量成正比)也低，这样，植被的再生赶不上破坏的速度，尤其在存在大量山羊过度放牧的情况下是这样。由于没有了树木和草皮．土壤侵蚀发生了，溪谷淤塞了，而在雨量少的环境里的灌溉农业导致了土壤中盐分的积累。这些过程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开始了，一直继续到现代。例如，现今约旦的古代纳巴泰国首都皮特拉附近的最后一批森林，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被奥斯曼土耳其人修建希贾兹铁路时砍光的。
因此，新月沃地和东地中海社会不幸在一个生态脆弱的环境中兴起。它们破坏了自己的资源基础，无异于生态自杀。从东方(新月沃地)最古老的社会开始，每一个东地中海社会都在轮流地自挖墙脚，而就在这个过程中，权力西移了。欧洲北部和西部没有遭到同样的命运，这不是因为那里的居民比较明智，而是因为他们运气好，碰巧生活在一个雨量充沛、植被再生迅速的好环境里。在粮食生产传人7000年之后，欧洲北部和西部的广大地区今天仍能维持高产的集约农业。事实上，欧洲是从新月沃地得到它的作物、牲畜、技术和书写系统的，而新月沃地后来反而使自己失去了作为一个主要的权力和发明中心的地位。
这就是新月沃地失去它对欧洲的巨大的早期领先优势的情形。
就新月沃地而言，答案是清楚的。新月沃地由于当地集中了可以驯化的动植物而拥有了领先优势。如果它一旦失去了这种优势，它就不再有任何引人注目的地理优势可言。这种领先优势在一些强大帝国西移的过程中消失了，这种情况可以详细地描绘出来。在公元前第四个1千年中新月沃地的一些国家兴起后，权力中心起初仍然在新月沃地，轮流为巴比伦、赫梯、亚述和波斯这些帝国。随着希腊人在亚历山大大帝领导下于公元前4世纪未征服从希腊向东直到印度的所有先进的社会，权力终于第一次无可挽回地西移。随着罗马在公元前2世纪征服希腊，权力又进一步西移，而在罗马帝国灭亡后，权力最后又向欧洲西部和北部转移。
只要把现代的新月沃地和古人对它的描写加以比较，促使权力西移的主要因素就立刻变得显而易见。今天，“新月沃地”和“粮食生产世界领先”这些说法是荒唐可笑的。过去的新月沃地的广大地区现在成了沙漠、半沙漠、干草原和不适合农业的受到严重侵蚀或盐碱地的土地。这个地区的某些国家的短暂财富是建立在单一的不能再生的石油资源的基础上的，这一现象掩盖了这个地区的长期贫困和难以养活自己的情况。
然而，在古代，在新月沃地和包括希腊在内的东地中海地区．很多地方都覆盖着森林。这个地区从肥沃的林地变成受到侵蚀的低矮丛林地或沙漠的过程，已经得到古植物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说明。它的林地或者被开垦以发展农业，或者被砍伐以获得建筑用的木材，或者被当作木柴饶掉，或者被用来烧制石膏。由于雨量少因而初级生产力(与雨量成正比)也低，这样，植被的再生赶不上破坏的速度，尤其在存在大量山羊过度放牧的情况下是这样。由于没有了树木和草皮．土壤侵蚀发生了，溪谷淤塞了，而在雨量少的环境里的灌溉农业导致了土壤中盐分的积累。这些过程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开始了，一直继续到现代。例如，现今约旦的古代纳巴泰国首都皮特拉附近的最后一批森林，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被奥斯曼土耳其人修建希贾兹铁路时砍光的。
因此，新月沃地和东地中海社会不幸在一个生态脆弱的环境中兴起。它们破坏了自己的资源基础，无异于生态自杀。从东方(新月沃地)最古老的社会开始，每一个东地中海社会都在轮流地自挖墙脚，而就在这个过程中，权力西移了。欧洲北部和西部没有遭到同样的命运，这不是因为那里的居民比较明智，而是因为他们运气好，碰巧生活在一个雨量充沛、植被再生迅速的好环境里。在粮食生产传人7000年之后，欧洲北部和西部的广大地区今天仍能维持高产的集约农业。事实上，欧洲是从新月沃地得到它的作物、牲畜、技术和书写系统的，而新月沃地后来反而使自己失去了作为一个主要的权力和发明中心的地位。
这就是新月沃地失去它对欧洲的巨大的早期领先优势的情形。
4.为什么中国也失去了这种领先优势呢?
中国的落后起初是令人谅讶的，因为中国拥有无可置疑的有利条件：粮食生产的出现似乎同在新月沃地一样早；从华北到华南，从沿海地区到西藏高原的向山地区的生态多样性，产生了一批不同的作物、动物和技术；幅员广阔，物产丰富，养活了这一地区世界上最多的人口；以及一个不像新月沃地那样干旱或生态脆弱的环境，使中国在将近一万年之后仍能维持高产的集约农业，虽然它的环境问题日益增多，而且比欧洲西部严重。
这些有利条件和领先优势使得中世纪的中国在技术上领先世界。中国一长串重大的技术第一包括铸铁、罗盘、火药、纸、印刷术以及前面提到过的其他许多发明。它在政治权力、航海和海上管制方面也曾在世界上领先。15世纪初，它派遣宝船队横渡印度洋，远达非洲东海岸，每支船队由几百艘长达400英尺的船只和总共2800人组成。这些航行在时间上也比哥伦布率领3艘不起眼的小船渡过狭窄的大西洋到达美洲东海岸要早好几十年。法斯科·达·伽马率领他的3艘不起眼的小船，绕过非洲的好望角向东航行，使欧洲开始了对东亚的殖民。为什么中国的船只没有在伽马之前绕过好望角向西航行并在欧洲殖民?为什么中国的船只没有横渡太平洋到美洲西海岸来殖民?简而言之，为什么中国把自己在技术上的领先优势让给原先十分落后的欧洲呢? 中国西洋舰队的结局给了我们一条线索。从公元1405年到1433年，这些船队一共有7次从中国扬帆远航。后来，由于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的一种局部的政治变化，船队出海远航的事被中止了：中国朝廷上的两派(太监和反对他们的人)之间发生了权力斗争。前一派支持派遣和指挥船队远航。因此，当后一派在权力斗争中取得上风时，它停止派遣船队，最后还拆掉船坞并禁止远洋航运。这一事件使我们想起了19世纪80年代伦敦的扼杀公共电灯照明的立法、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的孤立主义和许多国家全都由于局部的政治争端而引发的许多倒退措施。但在中国，情况有所不同，因为那整个地区在政治上是统一的。一个决定就使整个中国停止了船队的航行。那个一时的决定竟是不可逆转的，因为已不再有任何船坞来造船以证明那个一时的决定的愚蠢，也不再有任何船坞可以用作重建新船坞的中心。
现在来对比一下中国的这些事件和一些探险船队开始从政治上分裂的欧洲远航时所发生的事情。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出生在意大利，后来转而为法国的昂儒公爵服务，又后来改事葡萄牙国王。哥伦布曾请求国王派船让他向西航行探险。他的请求被国王拒绝了，于是他就求助于梅迪纳—塞多尼亚公爵，也遭到了拒绝，接着他又求助于梅迪纳—塞利伯爵，依然遭到拒绝，最后他又求助于西班牙的国王和王后，他们拒绝了他的第一次请求，但后来在他再次提出请求时总算同意了。如果欧洲在这头3个统治者中任何一个的统治下统一起来，它对美洲的殖民也许一开始就失败了。
事实上．正是由于欧洲是分裂的，哥伦布才成功地第五次在几百个王公贵族中说服一个来赞助他的航海事业。一旦西班牙这样开始了欧洲对美洲的殖民，其他的欧洲国家看到财富滚滚流人西班牙，立刻又有6个欧洲国家加入了对美洲殖民的行列。对于欧洲的大炮、电灯照明、印刷术、小型火器和无数的其他发明，情况也是如此：每一项发明在欧洲的一些地方由于人们的习性起先或者被人忽视．或者遭人反对，但一旦某个地区采用了它，它最后总能传播到欧洲的其余地区。
欧洲分裂所产生的这些结果与中国统一所产生的结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除了作出停止海外航行的决定外，中国的朝廷还作出停止其他一些活动的决定：放弃开发一种精巧的水力驱动的纺纱机，在14世纪从一场产业革命的边缘退了回来，在制造机械钟方面领先世界后又把它拆毁或几乎完全破坏了，以及在15世纪晚期以后不再发展机械装置和一般技术。统一的这些潜在的有害影响在现代中国又死灰复燃，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的那种狂热，当时一个或几个领导入的决定就把全国的学校系统关闭了5年之久。
中国的经常统一与欧洲的永久分裂都由来巳久。现代中国的最肥沃地区于公元前221年第一次在政治上统一起来，并从那时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维持着这个局面。中国自有文字以来就一直只有一种书写系统，长期以来只有一种占支配地位的语言，以及2000年来牢固的文化统一。相比之下，欧洲与统一始终相隔十万八千里：14世纪时它仍然分裂成1000个独立的小国，公元1500年有小国500个，20世纪80年代减少到最低限度的25国，而现在就在我写这句话的时候又上升到将近40个国家。欧洲仍然有45种语言，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经过修改的字母表，而文化的差异甚至更大。欧洲内部的分歧今天在继续挫败甚至是想要通过欧洲经济共同体来实现欧洲统一的并不过分的企图，这就表明欧洲对分裂的根探蒂固的执着。
因此，了解了中国把政治和技术的卓越地位让给欧洲这方面的真正问题，就是了解了中国的长期统一和欧洲的长期分裂的问题o答案又一次用地图表示出来(见下图)。欧洲海岸线犬牙交措，它有5大半岛，每个半岛都近似孤悬海中的海岛，在所有这些半岛上形成了独立的语言、种族和政府；希腊、意大利、伊比利亚半岛、丹麦和挪威/瑞典。中国的海岸线则平直很多，只有附近的朝鲜半岛才获得了作为单独岛屿的重要性。欧洲有两个岛(大不列颠岛和爱尔兰岛)，它们的面积都相当大，足以维护自己的政治独立和保持自己的语言和种族特点，其中的一个岛(大不列额岛)因为面积大，离欧洲大陆又近，所以成了一个重要的欧洲独立强国。但即使是中国的两个最大的岛——台湾岛和海南岛，面积都不到爱尔兰岛的一半，这两个岛都不是重要独立的政体；而日本在地理上的孤立地位使它在现代以前一直处于与亚洲大陆的政治隔绝状态，其程度远远超过了大不列颠与欧洲大陆的政治隔绝状态。欧洲被一些高山(阿尔卑斯山脉、比利牛斯山脉、喀尔巴阡山脉和挪威边界山脉)分割成一些独立的语言、种族和政治单位，而中国在西藏高原以东的山脉则不是那样难以克服的障碍。中国的中心地带从东到西被肥沃的冲积河谷中两条可通航的水系(长江和黄河)连接了起来，从南到北又由于这两大水系(最后有运河连接)之间比较方便的车船联运而成为一体。因此，中国很早就受到了地域广阔的两个高生产力核心地区的决定性影响，而这两个地区本来彼此只有微不足道的阻隔，后来竞合并为一个中心。欧洲的两条最大的河流——莱茵河与多瑙河则比较小，在欧洲流经的地方也少得多。与中国不同，欧洲有许多分散的小的核心地区，没有一个大到足以对其他核心地区产生长期的决定性影响，而每一个地区又都是历史上一些独立国家的中心。
中国一旦于公元前221年最后获得统一，就再没有任何其他的独立国家有可能在中国出现并长期存在下去。虽然在公元前221年后有几个时期出现了分裂局面，但最后总是重新归于统一。但欧洲的统一就连查理曼、拿破仑和希特勒这些下定决心的征服者都无能为力；甚至罗马帝国在其鼎盛时期所控制的地区也没有超过欧洲的一半。
因此，地理上的四通八达和非常一般的内部障碍，使中国获得了一种初始的有利条件。华北、华南、沿海地区和内陆的不同作物、牲畜、技术和文化特点，为中国的最后统一作出了贡献。例如，黍的栽培、青铜技术和文字出现在华北．而水稻的栽培和铸铁技术则出现在华南。我用本书的很大篇幅着重讨论了在没有难以克服的障碍的情况下技术的传播问题。但中国在地理上的四通八达最后却成了一个不利条件，某个专制君主的一个决定就能使改革创新半途而废，而且不止一次地这样做了。相比之下，欧洲在地理上的分割形成了几十个或几百个独立的、相互竞争的小国和发明创造的中心。如果某个国家没有去追求某种改革创新，另一个国家会去那样做的，从而迫使邻国也这样去做，否则就会被征服或在经济上处于落后地位。欧洲的地理障碍足以妨碍政治上的统一，但还不足以使技术和思想的传播停止下来。欧洲还从来没有哪一个专制君王能够像在中国那样切断整个欧洲的创造源泉。
这些比较表明，地理上的四通八达对技术的发展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因此，从长远来看，在地理便利程度不太高也不太低而是中等适度的地区，技术可能发展得最快。中国、欧洲，可能还有印度次大陆的过去1000多年的技术发展过程便是例子，它分别表明了高、中、低3种不同程度的地理便利条件所产生的实际效果。
当然，还有一些因素也促成了欧亚大防不同地区的不同的历史进程。例如，长期以来，新月沃地、中国和欧洲一直受到中亚草原上骑马的游牧民族野蛮入侵的威胁，但受到威胁的程度有所不同。这些游牧民族中有一支(蒙古人)终于破坏了伊朗和伊拉克的古代灌溉系统，但亚洲游牧民族中没有一支成功地在匈牙利平原以远的欧洲西部的森林地带站稳脚根。环境因索还包括：新月沃地的居间的地理位置，控制了把中国和印度与欧洲连接起来的贸易路线，以及中国距离欧亚大陆其他先进的文明国家路途远远，使中国实际上成为一个大陆内的一个巨大的孤岛。中国的相对孤立状态与它先是采用技术后来又排斥技术这种做法有着特别重要的关系，这使人想起了塔斯马尼亚岛和其他岛屿排斥技术的情形(第十三章和第十五章)。不过，这一简略的讨论至少可以表明，环境因素不但与历史的最广泛模式有关，而且也与较小规模和较短时期的历史模式有关。
5.苏美尔人采用了12进制运算系统而没有采用10进制运算系统(12进制运算系统产生了我们现代的60分钟一小时、24小时一天、12个月一年和圆周360度)，而中美洲普遍使用的运算系统则是20进制(产生了它的使用两个并行周期的历法，一个周期有20天，每天都有一个名称，一个周期是一年有365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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