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语和书面语，自古就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体系。诗乃雅言，应属于书面语。口语化的表达，失之于轻浅，以至于油滑，有违诗的本质。但书面语是不是越冷僻越好，韩愈的古风简直不可卒读，足以让人对诗要力避熟词熟语的观点产生怀疑。诗词在表达上要力戒口语吗？我看非也。
通俗与含蓄、通俗与高雅并不矛盾，好的诗词，应该是通俗性、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统一的结晶。
宋代诗人宋祁的词今仅存六、七首，当时颇有名气，尤以“红杏枝头春意闹”里的一"闹”字的《玉楼春》词，传为千古美谈。
东城渐觉风光好，毂皱波纹迎客棹。
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全轻一笑?
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词人为什么说“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呢?难道“晓寒”能掂斤论两的称吗? “红杏”会争斗出声音么?若按常理解释，这两句的确近乎不通。怪不得李渔在《窥词管见》中说：“争斗有声之谓闹。桃李争春则有之；红杏闹春，予实未之见也。闹字可用，则吵字、斗字、打字，皆可用矣。” 相反王国维《人间词话》则盛赞此词，说：“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究竟谁是谁非呢?
李渔之所以觉得闹字不妥，那是由于他忽略了诗词审美的特征，不能用形象思维去领悟词人的意趣。宋祁此词之所以脍炙人口，关键就在于词人用感觉移借的手法来描绘春色。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感觉本就可以相互转换。如听音响，闹时会觉得热，静时会觉得冷。这是一种生活的直觉。这种直觉一旦被诗家写进诗词作品中，注往就能收到出奇的效果。
“闹”字本是一个极其平淡的词，但用在此处，虽是口语，但比之书面语里的“盎然”、“浓”要好的多，因为“浓”突出的仅是色彩，而“盎然”则比较抽象，又是两个音节，和“闹”相比，缺乏动态美。
又比如李清照的《如梦令》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李清照虽然不是一位高产的作家，其词流传至今的只不过四五十首，但却“无一首不工”，“为词家一大宗矣”。这首《如梦令》，便是“天下称之”的不朽名篇。
这首小令，有人物，有场景，还有近乎口语话的对白，一句"试问卷帘人”，一答"却道海棠依旧"把主仆二人的神情面貌描写的栩栩如生，充分显示了宋词的语言表现力和词人的才华。
小词借宿酒醒后询问花事的描写，曲折委婉地表达了词人的惜花伤春之情，更惜自己那逝去的青春年华，语言清新，词意隽永，令人玩味不已。
正是得益于这近乎口语话的对话，让这首词读来清奇隽秀，与众不同。
当然，词中多口话表达是较正常的事情，并不罕见。但要用的适到好处，确实要有一番语言功底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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