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辞赋包括西汉辞赋和东汉辞赋，首先要谈的便是西汉辞赋。西汉辞赋的兴起，与春秋战国时期的《诗经》、楚辞及战国策士、诸子相关联，又受西汉文化与帝王好尚的影响，西汉辞赋主要分为两大类，分别为骚体赋和散体赋。
西汉骚体赋因屈原《离骚》而得名，它继承楚辞的抒情性，铺陈的表现方法及典型的楚语“兮”的标识。它以哀婉为基调，或抒发自我的人生失意之情，或悲悯屈原，代屈原立言而寄托一己情怀，主要是仿屈原《九章》而成的“九体”。西汉辞赋家在创作上因袭楚辞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帝王的好尚和楚声的传播，二是一些文人因仕途坎坷，有感于屈原、宋玉的人生际遇，接受楚辞的表现形式和风格，抒发自我人生失意的情感。代表作有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贾谊是西汉骚体赋最具代表性的作家。贾谊以屈原的悲愤表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的操守，流露了强烈的参政意识和不满情绪。在《吊屈原赋》中，贾谊反复诉说社会的贤愚倒置，将自己的矢志不午尽寓其中。而《鵩鸟赋》论辩的则是人生福祸相依，吉凶同域的道理。他说自然无常则，然这只是他的自我安慰，并未真正超脱。
西汉散体赋赖于诸多文学手法和风格的影响。其一是《诗经》的影响，其二是楚辞的影响，其三是战国策士游说诸侯形成的骋辞之风的影响。除了文学的传承之外，西汉辞赋的产生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本来汉武帝之前，重经术而轻辞人，至汉武帝既重经术又好以辞赋彰显功德，以满足自我娱情的需要，自然推动了辞赋的创作。西汉散体赋的先行者是枚乘，他的《七发》是散体赋成熟的标志。《七发》引导了其后散体赋的基本表现方法和格局，《七发》假吴客谏楚太子的形式结构全篇。《七发》确立了西汉散体赋的基本体制，这有两个鲜明的标志：其一是虚拟人物，设为问答和卒章显志的结构形态；其二是“比物属事，离辞连类”的铺叙手法，同时《七发》还诱发了“七体”的创作。
西汉灭亡，并没有削弱西汉辞赋家对东汉辞赋的影响。但东汉迁都洛阳后，偏离了西汉散体赋的游猎主题，仅在表现京都时兼及游猎，故称京都赋。东汉的京都赋往往铺叙京都地形，帝王功业及包括宫宛，校猎在内的帝王生活。最终仍采用卒章显志的表现方式，归结为关于帝王道德与礼制的思考，其歌颂与劝诫的基调，导致赋京都本质上都是赋帝王，与西汉游猎赋赋帝王殊途同归。其中班固的《两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最享盛名。《两都赋》由《西都赋》和《东都赋》两篇构成，规模宏大，且虚拟了“两都宾”与“东都主人”作主客问答，卒章显志。《二京赋》即《西京赋》和《东京赋》。《二京赋》以《两都赋》为范本，虚拟了凭虚公子和安处先生的对白，以表现京都状态与自我的道德精神。张衡的《归田赋》改变了汉赋以骚体抒情的传统，以体制短小，语言骈化，清新及明丽俊爽的风格，开启汉代抒情赋的新风。
汉代的辞赋反映当时辞赋家表现自我的情怀，和社会景观，展现了自我的学养，也体现出当时社会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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