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全球医药智库信息平台 Informa Pharma Intelligence发布了《2022年医药研发趋势年度分析》白皮书。报告中提到，去年全球有一半以上大型药企的研发管线规模在缩小，而中国医药企业的研发管线却在大幅增长。所谓“研发管线”，是指一款药从研发到上市的全流程，可以简单理解为产品线。
白皮书统计了全球5000家医药公司的研发情况，从中评选出2022年全球研发管线规模Top25榜单。其中有两家中国医药公司的排名大幅提升，首次挤进了前25强，分别是：排第16名的恒瑞医药和排第23名的复星医药。另外还有一家百济神州，也排到了这份榜单的第26位。
白皮书还显示，在过去一年中，中国医药研发公司在全球医药研发公司中的占比从9%上升到12%；目前中国药品研发数量已经占到全球研发数量的20.8%，仅次于美国。白皮书作者认为，中国药企的医药研发能力已经追上来了，正在挤进全球第一梯队，有极大的竞争潜力。
消息就是这样，来看看能学到什么知识。
我注意到，上榜的几家中国药企，百济神州来自北京，复星医药来自上海，而榜单上最靠前的恒瑞医药却来自一座四线小城市——江苏连云港。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中国医药看江苏，江苏医药看连云港”。
连云港这个在江苏省内都不太起眼的小城市，却是中国医药创新重镇，被称为“中华药港”。这里长出了恒瑞医药、正大天晴、豪森药业、康缘药业这四大上市药企，它们每年将10%以上的销售收入用于研发，远高于全国药企1%—2%的平均水平。截至去年年底，全国所有获批上市的国产1类新药当中，连云港药企就独占了12%。
你知道，医药研发是一个风险极高的事情，业内有个“双十”说法，也就是，研发一款新药，要花10年时间、投入10亿美元。一般的药企，还真不敢砸钱搞新药研发，生产点仿制药能赚钱就行。为什么连云港药企在新药研发上这么“激进”呢？我看了很多相关报道，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一点：除了当地药企自身的创新意识，还有很重要的一环，就是连云港市政府舍得拿出真金白银来支持药企。
连云港政府每年配套5%的财政收入，专门用来支持医药企业的创新研发。此外，针对药品研发周期长的特点，企业研发每取得一步进展，都会获得政府奖励。比如，获得1类新药临床试验批准，奖励100万元；完成1期临床试验，奖励200万元；完成2期临床试验，奖励300万元；等等。当地药企说，正是有了政府“撑腰”，他们才舍得在研发上下血本，这也才有了连云港药企今天的成就。
那么，连云港政府资助药物研发，这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特例”吗？还真不是。以美国为例。我们通常以为，美国的各大知名药企是新药研发的主力。但实际上，在获批上市的全部新药当中，有2/3的最具创新性的药物，可以追溯到政府资助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各个实验室。美国政府每年会拿出约300亿美元预算给到国立卫生研究院，用于新药研发。相比来说，那些知名跨国药企更喜欢投资于风险较小的“创新仿制”药物。
我在文稿区放了一张图，这是英国经济学家马祖卡托提出的“创新回报曲线”。这张图的横轴是时间，纵轴是回报，一项技术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创新回报是呈S形曲线的。可以看出，在技术创新的早期，风险极高、回报极低；慢慢地，当技术趋近成熟，已经接近商业应用的时候，就像图中标出的A点，这时候再花一点钱添一把火，创新回报收益就能获得指数级增长。
马祖卡托说，我们通常认为，美国的科技创新之所以这么牛，是因为有活跃的企业家和风险资本家。但实际上，无论是商业企业还是风险资本，都很少介入A点之前的创新阶段。特别是风险资本，他们会耐心等到A点出现之后，在最合适的时机介入，以最小的创新投入获得最大的创新回报。风险资本其实并不承担技术创新的早期风险。
那么，是谁那么傻，在风险极大、回报极低的创新早期阶段，持续投入大量资金呢？答案是政府。除了刚才提到的制药领域，还有IT领域同样如此。比如谷歌的算法，最早是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苹果智能语音助手SIRI，最早是由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资助研发的；GPS系统，最早是由美国海军资助研发的；触摸屏技术，最早是由中情局资助研发的。
所以结论是什么呢？马祖卡托认为，外界认知的美国创新体系当中，风险资本的作用被大大高估了，而政府的作用被系统性低估了。如果其他国家只知道学习美国的风险投资经验，而没有一个有远见的政府来承担技术创新的早期风险，创新就成了无源之水，这个国家是不可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创新体系的。
为此，马祖卡托提出了“创新型政府”的概念，也就是，政府不仅仅是为创新创造条件，政府本身就是创新的主体之一。国家之间的技术竞争，不仅仅取决于企业的创新能力，更取决于政府对前沿技术的预见能力和投入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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