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狗年，新平妈妈的本命年。
“活这么大年龄做啥呢？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我咋就不死呢！”
新平的妈妈独自坐在自家的门墩上自言自语的说。她今年或者八十四岁了吧。
新平是我儿时的一个同学，和我同岁，不过他已经死了二十多年了。印象中他似乎小学没毕业就停学了。那时村里老百姓大多不重视娃娃的上学，到我上初中的时候，小学时的许多同学都停学去帮父母下地干活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到了七九年，村里施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家户户分到了土地，为了尽快结束缺衣少食的日子，大人们都拼命的下地干活，多个人就多份劳力嘛！再说文革中学校也天天批斗，闹革命，娃娃们在学校也没学到什么东西，家长们也就没在意，现在学校虽然正规了，不上了就不上了吧。不过新平的停学不是因为家里缺少劳力的。
新平现在姊妹四个，两个姐姐，一个哥哥，都比他大许多。据说他出生前还有两个姐姐都夭折了，父母最后又得一老来子，一家人对他疼爱有加，不过集全家宠爱于一身的他，后来却成了家里的灾难！
新平是被学校开除的，原因是盗窃。具体说是盗窃了校长房间的东西。偷了校长一盒好烟，一包点心，半瓶好酒，最要命的是还在校长的床上留下了一滩尿，然而并没有写“某某到此一游之类的话”，却还是被查出来了，他也认了，还说“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不知道校长是怎么查出是他干的，不过我知道他多次被校长教训过，原因大多是他和其他同学打架或者偷了同学们的铅笔、文具盒、作业本等等这些坏事情。那时班里若丢了什么东西，同学们都会看着他，我知道这种事情多半都会是他干的。
我俩是一个队（现在的组）的，两家距离也不远，放学后经常在一起玩。一次班里的一个女同学领着家长来找他，说他偷了人家的文具盒 ，看到大人找来了，新平也很害怕，很快就承认了是他偷走的，交给了妈妈保管。于是就去找新平的妈妈，新平妈妈一脸不悦地说：“谁见了是我娃偷走的呢？我娃怎么会偷你娃的东西呢？你看我屋是缺钱的家吗？”新平着急地说：“妈，你快拿出来给人家吧，我都承认了呢！”新平妈悻悻地说：“真是的，值几个钱呢！还来要。”于是只好不情愿地还给了人家。
新平家在队里确实还算不错的。新平的父亲很能干，有多门手艺，会做风箱，会绑笤帚，是村里少有的能人。风箱是老百姓家里烧火做饭用来鼓风的一种工具，谁家的风箱坏了，或者是不好用了都会找新平的爸爸去修，新平爸爸从不拒绝。我记得有一次我家的风箱不好用了，新平爸给修好后还变戏法似得弄出来一块糖给我吃，那种沙甜的味道我几十年了都难以忘记。妈妈要留新平爸爸吃饭作为感谢，新平爸说：“多大点事情呢，下次吧，下次修再吃饭。”那年月粮食太金贵，新平爸帮人很少在别人家吃饭的。
我几次看到队里人对新平爸说：“中堂哥，能给弄个笤帚吗？”“嗯，我给你记着。”
那年月老百姓除了能在生产队里参加生产劳动外，是不允许干其它事情的，新平爸是个例外，不过他绑笤帚也从来不能卖，因为他只能给生产队里绑。每年秋后，队里就把割下的高粱顶端部分脱去米粒后的那些材料集中起来晾干，然后让新平爸给队里绑笤帚。
绑笤帚可是技术的活，不光是费劲，还有许多技巧，一般人是不会弄的。新平爸绑完后，队里除了留下一部分集体用的，就把剩余的大部分分给队里的每户人家，一家一把，有些家用的快些，新平爸就悄悄多给一把，反正是人家自己多干的活，大家也就没啥意见，都记着新平爸的好。
新平爸给队里绑笤帚，队里给记工分，有时别的队也请新平爸去干，恐怕给钱吧，我猜的，不然他家怎么就比其他家宽裕呢，还有糖块给我吃！
分地了，新平爸年龄也大了，干不了重活了，他又做起了米花糖的生意。新平被学校开除了，我们见面的机会也少了，即使是礼拜天也很少见他，听说他在城里混。开始时他父亲带着他去城里卖米花糖，有时他回来我们偶尔还在村里见，他总不会忘记塞给我几个米花糖，那天忽然听说他被公安局带走了，我非常地吃惊，听说他偷了村里的电视机。
啊！那可是全村人的命根子啊！一千多块钱呢！彩色的，全村就那一个呢。每天晚上我们村里的许多人都挤在大队部的院子里看霍元甲的电视剧呢，前两天听说丢了，怎么是新平偷走的呢！他可真有本事啊，恐怕我还不一定能抱得动呢，我真替他捏了一把汗。
新平爸病倒了，反复说：“我没脸啊！都怨我啊！干嘛带他去城里呢！”新平被判了四年劳教，新平爸一病不起，一病呜呼了！新平没能送丧。
新平在城里结交了一群大偷，他年龄最小。村里的电视是他伙同其他人一起偷的。
应该是一九八六年，或者是一九八七年的夏天吧，当时我上高中了，暑假里我又一次遇见了新平。当时他的两个姐姐都出嫁了，哥哥也结了婚，听说他妈妈和他的哥嫂关系特别疆，他妈妈要把他哥嫂撵出家（就是不让他住在自己家里），调解人说：“别对孩子过份了，必竟以后还要靠孩子养老呢。”，新平妈说：“我就不靠他，我就靠我新平呢！”最后在他家里的院子中间砌了一堵墙，他哥哥在院墙上开了一个土门进出，和他妈妈分开过生活。据说是新平劳教出来后还是不正干，不过没有偷别人家里的东西，没钱就偷自己家里的东西卖，粮食都偷卖差不多了，就连他妈妈的棺材也偷卖了，哥哥嫂嫂当然不答应了，就为此天天吵架。
我劝新平说：“怎么着也要劝你妈和你哥嫂搞好关系啊！别让别人笑话。”
新平说：“管他呢，我想做点事情，可是要本钱啊。他们（哥嫂）总不给，还不让干，也真倒霉的。干啥都赔本！”
我说：“你不是会修车吗？你在监狱四年没白过啊，监狱教会了你修车本事呢！”
他说：“我早干够了，出来本想干这行的，自己没有本钱，只能给人干，一天两手油，累地给贼一样，还来老板骂。最受不了的是还不被信任，嗨，不说了。你好好上学，别象我，过两年，你要是没钱了，来找我。”
我说：“好啊，等你发达了呢！”
新平后来确实干得很大，不过还是没能发达起来。后来我们又见了几次面，不过他都很忙，没有聊上几句话的。
那时候他在村南建了个养猪场，很大，很气派，据说投资了几十万。没过两年又听说赔光了，原因是猪得了猪瘟，从此后他就在村里消失了，没几年后突然听说他快要死了，我有一天回去了去看他。
病床上他眼窝深陷，骨廋如柴，脸都变了形，没了人样。我说：“几年不见，怎么成了这样呢？什么病，怎么不看呢？”
他叹了口气说：“看什么看，我早就不想活了，我这病看不好的。”
我说：“我还等你发达了资助我呢！”
新平说：“还都不是钱惹的祸。”
我问：“你的病和钱又有什么关系呢？”
新平眼睛闭住了，我看到他眼角似乎涌出了泪水。三五秒后他睁开了眼，说：“你一直学习那么好，我也想向你一样，可是我不行，还说帮助你，嗨。你知道我建养猪场的钱是哪来的吗？”
我好奇地问：“哪来的？”
新平说：“顺顺哥。我找他贷了三十万。”
哦，我知道了。顺顺哥比我俩大点，当年学习特别好。不过他和新平一样都有个毛病，就是眼热别人的东西了就悄悄拿走。那次顺顺哥偷同学东西被他爸知道后，被他爸打惨了，逼着退还给了人家，晚上也不敢回家，还是我爸爸和顺顺爸一起在队里大场的麦秸垛里找到了顺顺哥。以后顺顺哥再也没犯过这个毛病。再后来顺顺哥考上了省财经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了市财政局，再后来娶了副局长的女儿，当时顺顺哥的父亲还老大不愿意呢，因为副局长的女儿不漂亮。
“唉，该死的猪瘟让我赔的底儿净。猪死光了，火葬还收了我一千多。”
“你该一步一步慢慢来，一下子投资那么大，出问题了，就被打垮了。怎么还给火葬场扯上关系了呢？”我疑惑地问。
“你不知道啊！有规模才能贷到款啊！上面有规定呢！猪得猪瘟病死了，不能随便处理的，必须火化，火化后各种器具都要消毒处理，所有花费都要我掏。”新平慢慢地说。
一千块钱可不是小数目，赶上一个老师当时一年的工资了。
那时国家防疫能力还很薄弱，象猪瘟，鸡瘟这类情况还没有疫苗，一旦出现，基本上控制不了。
“那后来你干什么去了呢？你的贷款还了吗？”我关心地问。
“还了啊！我无论如何也要还的，我不能坑了顺顺哥啊！”新平答道。
“啊！三十万啊！你是怎么做到的呢？”我问。
“养猪场卖了十多万，那边有人的住房和仓库啊，设备也有些，不是很值钱，还有一口井，卖了两万多，其它的靠的是，是毒品。”说到毒品两个字的时候新平咬起了嘴唇。
“怎么又和毒品搅和到一起了呢？”我又迷惑了,继续问他。
“十来万的缺口，怎么还得了呢，我找到原来的朋友，他们在干这个，我也干了些。原本不想干的，也干了，原本不想沾它的也沾了。”新平他吸溜吸溜地说。我知道他又走回老路了，并且还吸毒了，这可不是玩的。
“年前还完了贷款，我开始经常胸疼，医院检查了，肺结核晚期。一切都是报应。”新平闭了眼睛。我们都沉默了。
一会儿之后，我看他平静下来了，就问：“你不是都结婚了吗？你老婆呢？”
“猪喂赔了，就跑了，这种只认钱的女人，就靠不住的。”新平淡淡地说。看来他早就不介意了。
新平的媳妇我听说过一些，原本就是做鸡出身，夜总会认识的，他这样的名声要找好女人确实有点难。
“当年若我妈或我爸能像顺顺爸一样就好了。”新平象是在自言自语地说。
我想起小时为了防止我和新平一样眼热别人的东西而去偷，妈妈还专门给我讲了一个死刑犯临死前咬掉了他妈妈奶头的故事。这个死刑犯临行刑前悔恨他妈妈在他小时包庇他偷东西而不制止，终使他犯罪至死。
这年的腊月里，新平死了。死的时候只有他的妈妈陪着他。新平的猪圈还静静地留在那里，隔一段时间人们或者能看到新平的妈妈在那里转悠，是在寻找那失去的记忆或还是回忆曾经的辉煌呢？不知道她有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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