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词说起来很宏大，比如民族、历史、消逝、文明，当这些词组合在一起的时候，甚至会催人泪下，可是，你有没有真的沉下来感受，其实，真实生活都是那些细碎的小事组成的，当一种文明要替代另一种文明时，被碾压的是一个个鲜活的人。
鄂温克民族有诸多“之最”的头衔，最经常被人拿出来说的是——最后一个从原始森林走下来的民族，一个从落后的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这个定位很有传播性、画面感，故事如果拍成电影、写成书，特别适合放在腰封和预告片里的“料”。
“枪”是他们生活的必需品，就像冬天御寒的棉袄，夏天蔽体的汗衫一样。“驯鹿”是他们生活的经济来源，也是鄂温克人跟大自然相通的链接。鄂温克民族根据驯鹿的繁衍、生活习惯迁徙，他们也有自己的生活之道和法则，不同于办公室里的厚黑学，他们的法则是自然教的，比如休养生息之道、和谐相处法则，对于他们来说，这是敬畏自然的一部分，不是红头文件规定的，也不需要某纸文书来束缚，他们有信仰、有敬畏。
维加，是一名画家，也是一个诗人，他画画的时候很安静，作诗的时候很亢奋，以他的才情换个好条件的生活，应该不是困难的事。姥姥是民族最后一位萨满，他是民族为数不多的青年之一，留过学、受过专业训练。现在的维加过着怎样的生活，我无法知道，只能在纪录片的镜头里了解一些他的过往。
他自己也纳闷，不喝酒就说不出话来，可是写诗就能写出来。维加有很多不满，关于自己、关于族群、关于环境的都有，他眼睁睁看着原来的生活坍塌，他们被迫从原始森林深处搬到固定居所，枪支也被收缴了，就连驯鹿都变成了圈养，大批驯鹿城市化失败，成群倒下，同样无法适应环境的还有人，生活被彻底改写之后，青年们不知道还有什么能够赖以活着，他们以往时代遵循的那一套突然变得“落后”了，变得不合时宜了。
有更多见识的维加，对这些看得更清楚，他痛心疾首地说，“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就等于失去了一切”，艺术家维加也救不了他的族群，甚至连他自己都救不了。他终日酗酒，大概只有在半醉半醒、半生半死间他才不会被无力感侵蚀吧。
“喝死拉倒”，维加跟导演说，自从下山之后，鄂温克的青年已经喝死八个了。我有活，我不能死，我得干活。维加说的“活”是喂养驯鹿，他感谢驯鹿让他又回到了山上，因为驯鹿无法圈养，政策不得不调整，让一些人带着驯鹿回到森林生活。
后来，维加又下山了，这次下山是“因为爱情”，他从东北一路南下到三亚，他逐渐戒酒、又拿起画笔，甚至还开始学英文字母。他画画的题材除了多年来印在他脑子里的鄂温克生活，还有其他寨村、其他民族的生活，他说自己对城市的楼宇建筑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寨子村落里那些人的生活。
看似融入现代社会的生活，再次被打乱，生活家维加和爱人分手了，他再次回到了鄂温克，他的内心很受伤，无法接受亲人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治疗这件事。他一定想不通患病的、需要被治疗的到底是谁？
我猜想，作为顶级且有象征意义的保护动物，早晚有一天，驯鹿会被驯化，它会乖乖地在围栏里被参观，被合影，被用来回忆一段历史，一些人。可是，那些人呢，他们后来怎样了？
维加说“狩猎文化消失了，社会进步了，工业文明带来了一个悲惨的世界，如果有更文明世界的警察向我开枪，那就，开枪吧。”
什么是文化？什么是生存法则？厚黑学、尔虞我诈、八面玲珑不叫进步，滋养人、能够告慰精神的才算是养料，否则就是垃圾，甭管它披着怎样与时俱进的外衣。
文明社会的法则是谁建立的，它的枪口指向了谁？这道题，不知道有没有标准答案。我不知道，我不敢看。
维加去海南三亚的时候，纪录片摄制组又找到了维加的妹妹（或是姐姐？），让她对着镜头用鄂温克语跟维加说几句话。她呢喃了两句，开始用汉语说出了下面这段话。在我看来，这和诗一样美，因为它真实，不施粉黛。
我很想你，维加
我在山上太想你了，
你离开我们已经，
不知多少年了，好久
我太想你了，
因为老翟自己干活太累了。
你什么时候能来，
我就不知道了，
还是这个，还是这块
你什么时候能来，
那我就不知道了。
你能不能懂我的语音啊？
我们还在这待着呢！
下雪了，我们要搬家了。
要离开这个地方，
我要离开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埋汰了，
全是驯鹿粑粑还有人的粑粑，
驯鹿不愿意在这待着，
要往上走。
还是这个地方，
冷也得搬，
冻死也得搬。
维加写了一首诗，他说：
大兴安岭，是鄂温克人的祖先
留存的地方
我记得幼时
跟随母亲
敖鲁古雅河而上
现在驯鹿来到了金字塔式的乌立楞
我记得那时候的人们
与大自然交谈
仿佛她也有灵魂
我还记得
他们向着东方火红的太阳
唱起了感恩之歌
歌声包含着鄂温克语言的全部魅力
“没了，我就是这么写的”维加就是这么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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