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云骞，秉持后现代心理治疗理念的社工师，心理与社会学院研究生，

INFP&INFJ灵性成长同修者。

考拉读书会发起人，我将余生献给中国的心理社工、心理治疗事业。

这篇文章，我将带你进入神奇的后现代叙事心理治疗的殿堂，在对话中自我疗愈抑郁症！如果你通过叙事疗法的学习，半年不到就好转了，那么我敢肯定，你之前的诊断重度抑郁症，一定是被误诊了！你其实你根本就没患抑郁症，只是神经衰弱，或根本就没有生病！只是有点懒！所谓抑郁症不过是“医院用语”方便称呼你而已！让你感到无力的不是抑郁症，而是你对自己是长期患病者的身份认同！

如果你想学习自我心理治疗，叙事疗法是必须要掌握的！我看崔永元最近情绪不稳，我给他写信让他把《叙事疗法》加入他的必读书单！我自己也在学！当然其他疗法比如认知行为疗法、精神分析，也要懂一点，这些疗法之所以我要大家放在后面学，是因为它们太锋利，要揭伤疤，回溯过去不愉快的经历，爽的是治疗师，痛苦的是患者。我建议大家还是先学叙事疗法，因为叙事疗法反对权威压制，更温暖更有力量。

当崔永元拿范冰冰的那点破事说事的时候，我感觉是他的抑郁症要复发的征兆，我有个很奇怪的问题一直想问问专家们：“为什么重度抑郁症患者康复以后，都会变得和以前不一样，语言表达能力会增强，言论会很偏激，很容易受刺激，有攻击性，但又总是给人很有智慧的样子！很难恢复到以前那种平静的状态。”老崔作为一个文化人，读书蛮多了，不应该只有这一点心胸。他应该是被情绪激起了，《手机2》勾引起《手机1》的伤痛。老崔抑郁一发作，股市都要跌三天！可是靠攻击和愤怒的发泄，能缓解抑郁吗？心理学家实验证明：“不能！”之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发泄愤怒解压无异于火上浇油！心理学家缓解压力的6个方法》,里面讲述了愤怒不能缓解抑郁的实验证据。

老崔啊老崔，你读了那么多书，天文、地理、传媒、社会无所不通，可是唯独就没有读几本心理治疗领域的专业的书，尤其是代表心理治疗新时代取向的《叙事疗法》，如果你能读懂创始人麦克·怀特及大卫·爱普斯顿的书籍，或许你就不会乱发脾气了！发了脾气，是伸张了正义，影视股票也暴跌了几天了，股民也跟着遭殃了，但是你的心理健康指数也跟着跌了，你离抑郁症复发又近了一步。

叙事疗法提倡去专家化和去标签化，我们不应该给老崔贴上一个抑郁症康复者的永久标签，但是攻击他人的做法，确实只会让本来就“愤怒和缺乏成就感”的状态更加雪上加霜。

为什么我要建议崔永元学习《叙事疗法》，它真有那么神奇吗？为什么以前没有听说过？之前我有写过两篇关于叙事疗法的文章，我先贴在这里，大家有空找来读。可能一开始你读起来特别吃力，有点晦涩难懂。不要着急，慢慢来。按照我的指引，去图书馆借书，借不到就买，然后慢慢领会这个疗法的神奇之处。许多慢性的抑郁症患者，医院判定所有主流疗法均无效被送疯人院的患者，经过几周的治疗，竟然渐渐恢复了。这里面的奇迹，很难讲清楚，也许叙事疗法真的有力量，是真正治好了他。也许患者根本就没有病，是在权力专制的禁锢下长期自我身份认同导致，叙事不过是帮他找回了自己。

神奇之处，只能意会，不能言全。虽然我的文章也有治疗的作用，但是我担心我的转述，会丢失叙事疗法真正的光芒，还是需要你借书买书来学习。我的文章作为一个交流的媒介，一直学，一直学，你就能看到希望。

允许我将书中的精彩段落，一字不漏转摘在这里，让你们自己阅读，思考，我作为一个引路人，分享人，陪伴者，在这里静静陪大家读书，陪大家思考，帮大家答疑解惑。我，一个不是治疗师的治疗师，通过对话，启发你大胆思考，陪伴你获得新的和过去截然不同的生命体验，开启你自我疗愈的新征程。

拯救抑郁症、焦虑症的《叙事心理治疗》，你的生命将被重新点燃！

停止抱怨，抑郁的孩子们！学会用后现代叙事疗法为自己疗伤！

别再攻击我写文章只为卖书了！有脑子的人好好想一下吧。我要真想卖书，卖畅销书不好吗？我推荐的书，淘宝上没啥销量，我卖一本没销量的书，我傻不傻？好书，不做推广，没销量，但是可以救你性命啊！好东西总是被埋没!三十年经久不衰的东西，我帮大家挖掘出来了！你再攻击我，那就真的没人愿意帮助你了！

以下内容是我转摘的加拿大叙事治疗先驱麦迪根著的《叙事疗法》一书中的精彩段落：

《和汤姆一起前行》

---

被送疯人院的汤姆如何12周摆脱药物依赖的？

本地一家精神病医院的医生曾经电话联系我，问我是否愿意给一位名叫汤姆的男士做咨询。汤姆被描述为“有自杀倾向、抑郁”，医院已经在他身上“尝试了各种可能的治疗方法”。 这里的“各种方法”包括，在12个月内，他接受了 40次电休克治疗（简称ECT）、6种选择性血清再吸收抑制剂（SSRI） 和抗精神病药物，在这一年中，他还接受了团体和个人的认知一行为的谈话治疗。

汤姆，一位66岁的白人男子，身体健康，属于中产阶级,已婚，异性恋者。对他的情况，医院的一位工作人员解释说，他们已经尽全力了，但是不得不放弃治疗。他们说汤姆已经以“不成功案例” 的身份在医院里生活了一年多，他很依赖目前这种生活，尽管他被安排接受了各种不同形式的心理治疗技术,但是“没有一样有效果”。待在医院的这12个月里，汤姆作为一个社会人接受了医院对其异常情況所做的一系列系统的分析、分类和控制。我和医院工 作人员（即过去一年中治疗过汤姆的医生）进行了讨论，汤姆的“慢性病”已经被归类并界定为一种特别的心理意义（即严重的抑郁类型）。这让我想到，汤姆的情况恰好反映了心理学史上的典型 的时刻——阅读某些专家的文献，然后就汤姆的情况建立一个专业的文档。

当我第一次见到汤姆时，有关他的病例记录居然重达6膀，我站在外面看着这些资料，仿佛它们铁证如山，汤姆就是毫无争议的、典型的慢性抑郁障碍患者。记录在病历中的汤姆（档案中描述的汤姆），医生是在本质主义、内在（现代）自我的层面上来看待他的。 我与汤姆进行了电话谈话，加上医院对汤姆的解释以及病例档案的记录，我更清楚地找到医生对汤姆的情况给出上 述专业解释的背景。

在和医院人员的接触中，我发现他们有一个明显的矛盾，就是我意识到医院将汤姆定义成（慢性的）自我死亡的生命（慢性意味 着他是不可能被治疗的；但与此同时，医院又希望他能通过心理学的治疗技术而“康复”。不幸的是，汤姆被界定为不适合的，因为他没有办法让医生们满意（主要因为医生的心理治疗对他不起作用）。正如医院工作人员有限的描述揭示的，汤姆成了医院的知识产品和文化对象。

在科学化的医学与知识的模式下，精神病病房把汤姆这一主体 (即汤姆这一个体）看作是被动的一块板，医生可以在这块板上写下病人患有的障碍。换句话说，医生的知识就是用来写出汤姆这一个体的病理。解码写出病理的过程就是明确病人所患障碍的病因， 并且要在符合主流的诊断文本的前提下，解释病人的症状。

汤姆被诊断为患有《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中的某一项障碍，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一名受过训练（即特定）的专业人士，他 有权对汤姆的障碍进行解密。特定的知识是由一群所谓的权威人士及不同层次的专家协商而来的，他们允许医院的专业人士用这些知识来对汤姆进行有意义的描述。

上述能力和故事命名的权利是由权威机构进行协商而来的，并且在专业文献中进行传播命名的过程表明了控制权，即谁有话语权去判断谁是正常的、谁是不正常的，判断之后又要根据何种权威来采取怎样的措施。叙事疗法对于现代心理领域展开批评（包括对《精神疾 病诊断与统计手册》技术的批评）的核心正是，分析出谁不应 该被赋予合法的话语权，因为他们并没有进行系统的思考，也没 有开展一系列的调查，自然无法提出正确的、合理的询问和探究。

按照上述说法，汤姆因为个人目的被看作是一个没有知识的个体，医生在处理他的问题时没有考虑到他所处的情景，或者把他所处的情景看作是空洞无意义的，只是按照性别、 种族、年龄、性倾向和“机能障碍”对其进行了分类。从我与医生的接触来看，汤姆仅仅在特定的制度矩阵中获得合法的话语权，来传播和协商（在此案例中，就是心理学、精神病学的）知识、权力以及个体讲故事的权利。

在我与医院的专业人士接触后，我对汤姆开展了为期3个月总共8次会面的治疗。在咨询进行到第7周也就是我们第5次会面后，汤姆出院并再也没有入院。因为此前他接受了无数次电休克治疗（ECT），汤姆说起话来总有一些口齿不清，但是总体来说，他 与家人都报告说他出院回家后还是相当成功的。汤姆被错误地界定为严重抑郁，他的身份认同就是长期患病者，我们的对话关注于将汤姆和这一身份分开，帮助他回忆起生活中的其他能力和方面，问题的身份认同让他忘记了这些。

在这8次叙事疗法中，我并没有使用任何世俗的魔法或者科学的药物来帮助汤姆从抑郁中恢复到正常的生活。非常简单（正如我向医生报告的那样），汤姆明确地指出，在我们的对话中以及在他所关心的人们写给他的一系列治疗性的信件中，他感受到了赞许、 共情和倾听。他还说他喜欢我们“迈出盒子”的做法，让他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与问题的关系，以及我们重新看待他生活中的一些方面和故事，而这些是无法用问题和医院对他的定义来进行解释的部分。

在我们治疗到第12周的时候，汤姆（在医生的指导下）决定停止使用医生开给他的所有精神类药物。他还在治疗的第12周， 成为一所艾滋病医院的志愿者，耕种了几块蔬菜地，和孙子辈们相处得十分开心。在温哥华叙事疗法学校所开展的为期一年的叙事疗法培训中，汤姆还成为抗抑郁症的顾问。

和汤姆一起前行——叙事疗法对话案例

在本节，我将再次向读者讲述汤姆的例子。之前我提到医院建议汤姆来找我咨询，因为之前接受的某些治疗的原因，汤姆说话有 些含糊不清，他说自己因为在65岁退休（提前一年半退休）之后 感到抑郁而住进了 “疯人院”里。他说自己曾经尝试了“两次自杀” 但“没有成功”（一次在入院前，一次在入院后）。

第一次见面时，我一开始就问汤姆，抑郁是他自己的词汇还是 别人的词汇。汤姆的反应是，抑郁是“医院用语”，他自己的‘‘真实感受”是“无聊和缺乏成就感”。在第一次会面中，我问了汤姆一些质疑性的小问题，目的是能让他自己有所怀疑和反省。

我：“汤姆，你是否认为用“无聊和缺乏成就感”就能将你的全部都 描述出来？”

汤姆：“或许不能。”

我：“汤姆，为什么你觉得不能完全用“无聊和缺乏成就感”来描述 你自己呢？”

汤姆：“或许因为电击治疗的原因，我反应变得慢起来，而且 记性也不好。我退休了，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我觉得自己就像 系在绳子末端的一块石头，悬在那里。”

我：“像系在绳子末端的一块石 头，悬在那里，这种感觉到底是怎样的？”

汤姆：“很糟糕的感觉，好像自 己无路可退，只能悬在那里。”

我：“你宁肯待在其他什么地方吗？”

汤姆：“就像我贴在汽车保险杆上的纸上写的，我想做名园丁。”

我：“你想种点什么？

汤姆：“我觉得医院应该不允许我种东西吧。”

我：“汤姆，如果你重返自己的生活，想要种植点东西的时候，你想 种什么呢？

汤姆：“我想重新开始种些百年传家宝番茄，然后欣赏它们神奇的颜色和外形，还可以看着孙子辈成长。”

假如你想要去种点东西的话，你觉得自己应该首先做些什么？ (我得离开这个疯人院。）

我：“你觉得自身有哪些独特的地方，它们能够特别想要或者特别支持你离开疯人院？”

汤姆：“想要重获自由的那部分我。”

我：“你能否回忆起最近或者很早以前的某个时光，那时候你感到了自由？

汤姆：“是的，这种时候有很多，当我种植东西时，当我和老朋友在星期二的晚上一起打曲棍球时，甚至是在於除路上的积雪时。”

这次见面的谈话还包括以下部分：

我：“汤姆，医院描述你是慢性的抑郁症患者，你认为这是否是一个准确的界定？”

汤姆：“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他们让我的情况变得更糟。”

我：“你觉得医院让你的情况变得更糟，他们做了什么让你有这种感觉？”

汤姆：“嗯，和他们一起一年多了，我并没有好转，我觉得他们也放弃了——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把我送到了你这儿来的原因（笑起来）你是最后一站了，他们没有办法了。他们大部分人都很好， 当然你也知道这一点。

我：“汤姆，你觉得医生也有些困惑，他们想或许你来找我谈谈，有可能让你重新获得希望？

汤姆：“是的，他们告诉我你帮助了一些和我类似的人。

我：“你为什么觉得他们认为并希望我能够帮助你，而他们自己不能呢?

汤姆：“我并不认为他们清楚自己到底在做什么，我实在受不了他们不停地电击我的做法。

简——汤姆的妻子，他们已经结婚和多年了。

我：“你也受不了他们电击汤姆的做法吗？”

简：“是的，我受不了，快疯了。但是我很高兴我们能来这里，因为我姐姐的侄女告诉她，你的做法是不一样的。”

我：“汤姆，对于你能够战胜缺乏成就感的无聊感觉，你觉得简是否有信心？

汤姆：“她有信心。”

我：“简最近是否做了些什么来帮助你去相信自己有上述的能力呢？”

汤姆：“简总是说我会好起来的，而且她也告诉其他人我会好起来的！但是我自己不知道怎么做。”

我：“你生命中有哪些人，如果他们对你注入一些希望和信心的话， 会帮助你去击败那种无聊的感觉？

汤姆：“嗯，我认为有很多人。”

我：“你能否说一些能让你觉得有希望的人的名字呢？

汤姆：“好吧，我的 孩子们，邻居，还有什么人呢，简和职业治疗师。”

我：“你觉得这些人是否能看到或记着你的某些特点，而这些特点最 近都被你自己给忘记了？”

汤姆：“电击让我变得健忘，或许他们可以告诉 你一两个吧。”

我：“汤姆，你曾经担任着很多角色一男人、丈夫、父亲、老板、 朋友、职员、园丁，这些都是你曾经着迷的职业，但目前你似乎什么也不做。”

汤姆：“或许吧，但是他们还在那里——只不过好像被隐藏起 来了。”

正是通过一系列的提问，我们才得以拨开医院所下的定论和各种各样的问题，努力找到一些能用来描述汤姆的可能性和断裂之处。我、汤姆和简之间展开了一场治疗性的重写对话， 我们谈论了医院的治疗，打破了医院给汤姆下的结论。我们抛弃了医院里医生的专业知识，我们放大了其他的局内人知识被釆纳、重视、重述和表现的程度（比如，汤姆和简以及其他家庭成员的知识）。

通过我们的面谈，汤姆和简开始重新用那些当时当地的、文化 的、社会的知识来描述自身，他们曾经因为各种问题、医生的专业 知识以及针对退休人员的文化论调而遗忘了这些。在他们的导引下，我看到了即使在最专制的情況下，颠覆性的反应是如何有可能发生的。我们的对话提供了反抗和转变的形式，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过程。我们分析和质疑各种讲述，找到叙述的线索来讨论以下话题，如退休、电击治疗、男人的身份认同、精神医学、为人父以及各种关系。

福柯强调说，权力关系从来不是无缝的，它会衍生出具有新形式的文化、主体性以及用于转变的新机会。福柯说，只要有权力的地方，就会有反抗。处于边缘的价值观、风格和知识也在不断地发展和聚集着力量，它们总是不断地渗透和重建着那些知识的统治形式以及持有这些知识的机构。

当我们（汤姆、简、我自己以及其他人）仔细审查那些主流的规范的范本似的讲述时，我们就会越加反对那些普通的、想当然的、长期存在的本质。当我们不再以专业的治疗方式来看待患有抑郁症住院的已退休的汤姆时，汤姆也就越发能够从那些被他自己遗忘的自我中返回正常的生活，突然退休带来的“震惊”和随后出现的无聊（他从13岁起就一直在工作），以及强烈的失去成就感的感受，这些都让他忘记了那些自我。

汤姆的重新发现至少部分得益于质疑性的叙事访谈以及用于治疗的、有30个人参与的写信活动（关于写信活动参见第4章）。正是通过一系列的提问，我们才得以拨开医院所下的定论，找到一些讲述汤姆的其他可能性和断裂之处。正如前面提到的，我、汤姆和简之间展开了一场治疗性的重 写对话，我们谈论了医院的治疗，打破了医院给汤姆下的结论。 我们抛弃了医院里医生的专业知识，增大了其他知识被采纳和执行的程度。

汤姆离开精神病院6个月后的某一天，他给我带来了一份礼物， 送给开展叙事疗法的温哥华学校。礼物是他亲自设计的，一幅素描画上写着“负面的观念只会让人记住负面的事件”。汤姆继续种着他的传家宝西红柿，除此之外，他还开垦了一小块辣椒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