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前

李前是我的族亲，论辈分，我该称呼他一声前爷。为了叙述方便，当然不是不讲礼貌，就直呼其名了。他大概不会生气吧。

李前在三个月前的除夕之夜，在春节以后的初七初八日，还可以大摇大摆的漫步在村里，还可以在酒桌前畅饮聊天。但在一个月前，当他从集市回来以后，就突然倒地了，他有高血压，还有别的许多种病。他随即被送往医院。远在新疆的小儿子暂时回不来，给他寄钱看病。因为疫情暂时出不去的大儿子忙前忙后，照顾他的饮食起居。他病以后，很少说话了，只一个劲的躺在床上流眼泪。陪着他的是前奶奶，前奶和他一样多病，甚至比他还要虚弱，她的白发中虽然浮出黑色，但在黑眼圈的衬托下更显憔悴。她坐在床边，呼吸着，吞吐着，似乎每吸一口气都要费很大的气力。

从前，旁人如去他们房间，一般不会久留，这样会打扰他们休息。他们有时会把客人送至门外，有时则站在门口，说声走吗？别人挥挥手，回吧。

李前有兄弟四人，他排行老大。他有一老母亲，今年九十八岁了。在我们整个村里，数他母亲高寿。那时他母亲住在老四家。前两年还能够自己做饭。她吃得很简单，一碗米茶，一个馒头。一顿饭就这么过去了。兄弟四人，各家都有各家的忧愁和烦恼。但他母亲一切都不往心里去。很少生气。简单的饮食和简单的心情大概就是她长寿的秘诀吧。有一年夏天的中午，我去四爷家探望。四爷家的母猪刚刚下崽，小猪一下有十多只。正午的太阳光很好，晒得人暖暖的，十几只猪崽挤在母猪的乳房那里争相吃奶，好不壮观。他母亲就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看着那些小猪。那两年，李前与老四家有矛盾，即使他们住对门也不说话。但这九十多岁的老人是我们都关心的。他十五岁嫁到这个村子来，见证了这个村子八十年的历史。八十年，是几代人的成长与凋零。

李前和前奶是朴实的庄稼人。在村庄桥东挨着柏油路的三四亩地。他们老两口一直到六十多岁的时候还种着。雨天了，担心青苗的长势，李前要去看看，他戴着竹帽蹲在田里忙碌着。到了收获时节，他和前奶顶着火辣辣的太阳还是在田里忙碌着。他不仅要忙碌自家的庄稼地，整个家族，无论那一家需要他帮忙。喊他他都会去的。有时候是他的两个儿子。在拖拉机的轰隆声里，粮食装进了袋子，入了仓。青壮们都外出了。老家的许多杂事，都需要李前拿主意。他也总会忙前忙后，而没有任何怨言。只是这几年，他们在自己家开了个小卖部，田可能让给了别人种，农活的劳累才得以减免些辛苦。

小卖部支起以后，生意并不好。村里平常时节都只剩老人和孩子。别人需要买的吃的用的，乡镇上都有卖，也很方便。另外，小卖部并没有多少进货的本钱，连烟酒都少得可怜。一天下来的收入，能合住他们一家大大小小的生活开销，就很不错了。

李前的小儿子娶的媳妇是邻村的，刚嫁过来的时候，漂亮贤惠懂事。那几年，老两口常常笑得合不拢嘴。后来，小儿子远走新疆打工，把媳妇孩子老人都留在家里了。积年累月的乡下生活让这个婶婶过于操劳，她不再年轻了，皮肤晒得黝黑，嗓门老高老高，尤其在训小孩的时候。为了增加小卖部的收入，她买了麻将桌在家里放着。天黑了，还能听到磕碰声，嘻笑声，声声淹没在夜色里，兴奋而悠长。

婶婶后来成了村里管事的了。不知道是不是正式的。总之，村里面的事情，她有了说话的分量。别人去找她，她也能说出个一二三来。因此在家里的地位就高了。李前的小儿子只是农忙时回来，有时不回来。婶婶要负责家里的里里外外。在她成为村里管事的第一年，婶婶也许是忍受不了这种生活的重担了。就把李前和前奶赶了出去。赶到了村小学挨着的一间小破屋住。

我去过那个小破屋。屋里除了床和一些必要的炊具，几乎没有其他什么摆设。墙上拉了一根绳，绳子上摆满了衣物。一年四季的都有。前奶一直是病怏怏的状态。李前缓慢的从床上站起来，他变得骨瘦嶙峋了，身上的老年斑到处都是。由于没有窗户，光线也透不进来，屋子里漆黑一片，白天和晚上几乎一个样。

婶婶因为赶走公婆受到了村里人私下的议论。但没有谁当面指责她。这是他们的家事，清官尚且难断，何况婶婶彼时就已经是“官”。

他们再回到原来的家里时，还是一如往常照顾着孙儿，照顾着小生意。能尽力的还是会尽力。

经济的发展，在冲击着乡村固有的道德伦理。外出的人一年一年在疲于奔命，留守的人一年一年在盼望失望。

城市和乡村，就这样发展着。

李前最后一次操心家族的事情，是二十里路以外的村里一个姑父病逝了。因为在疫情严重，几乎所有的礼仪都免掉了。土一埋，人一辈子，就走完了。

现在老两口也不再去医院治疗了。就这样互相守着。

村庄，依旧热闹如常，寂静如常。

——写于四月，八月修订

八月二号中午

河北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