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只花了30万美元，大部分镜头都采用手持拍摄的电影，拿下了第6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最佳影片，并获得第84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等众多大奖。当然，其中饰演特梅的演员由导演的亲生女儿出演，这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成本。

总之，《一次别离》以如此低的成本取得的成绩令人赞叹，而电影的内容又更加值得品味。

电影以中产阶级家庭夫妇纳德和西敏因为出国问题“闹”离婚为始，以女儿最终归属于谁为终。从始至终都在展示“分离”的主旨——始于婚姻的分离，终于女儿抉择下一个精神的分离。

尽管，电影最后将女儿选择父亲还是母亲的问题通过镜头抛给了观众，想必大部分观众和我一样在电影结束那一刹那都无法得到一个确切答案。这也成为我写本篇影评想解决的问题。

在电影中，纳德和西敏被一层玻璃阻隔，焦急却又带着一丝畏惧地等待着女儿的抉择；观众与电影中的人物也被一层银幕阻隔，我们都为特梅的最终选择久久感到为难。

这双重的隔离通过镜头起到一个特别的效果：观众对电影中的故事，或者说我们对生活中他人的类似故事是无奈的，但我们通过银幕得到了这种共情，理解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面临“分离”时表现出来的无奈——如同特梅的无奈。

只是，《一次别离》中的“分离”值得我们从男性的“理性”与女性的“逃避”去做一些分析。其中理性源于我对电影中纳德的所有行为作出的判断，而“逃避”则源于他在与妻子发生争吵时的对话。

纳德在妻子因为他不同意出国，而以出国为名住娘家为实之后，纳德不得已找护工瑞茨来照顾患老年痴呆的父亲。

虽然纳德的责任感和西敏的“逃避”心理在此时通过各自的行为来相互博弈，但考虑到对女儿的共同爱护，他们内心都寄托这次博弈的结局是对方妥协而得以继续十多年的婚姻。然而来自底层的护工瑞茨的到来，将这层分离给扩展了。

在这部以伊朗为故事背景的电影中，宗教信仰是所有人都根深蒂固的伦理准则。相对来说，作为中产阶级接受过科学教育的纳德一家更理性，更具交易观念；而作为底层阶级，或者用电影的话是“普通民众”的瑞茨一家，宗教信仰则是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个抉择当中的，道德观更强。

瑞茨因为性别的不便，她在工作中为老人洗澡遇到了一些难堪，但仍然尽力去做好，而怀孕看医生外出的需要，她选择把“不安分”的老人绑在了床上，使得遭受纳德对她“虐待老人”的怀疑，最终使得纳德将她推出门外跌下楼梯导致流产（尽管不一定是事实）。

而这一事件的发生，却成为纳德与西敏彻底“分离”的导火索。显然，电影在这个事件导致的中产和底层的冲突也表现了阶层之间的“分离”，但我无意探讨。

理性延伸开来的冷血

这次事件之后，原本离家住进娘家的西敏考虑到女儿的生活会受到影响而回家帮助纳德，她的回归是建立在个人对女儿的关怀上的，但也正是这回归让纳德的心理卷进了与两个女人的博弈当中——理性与“逃避”的博弈。

而特梅，在该事件中更多的是充当旁观者或上帝视角（如同观众）的角色，她在该事件中的作用是提醒父亲是否过于理性，以及提醒母亲是否过于想“逃避”，并在关键时刻提醒他们，从而促进他们的道德感并改变自身对将要做出选择的态度。

毫无疑问，镜头中的纳德是极其理性的，即便是他在面对父亲“被虐待”之后所表现的冲动都显得刻意，在将瑞茨推出门外后，那回头往门外的一瞥暴露了他知道她怀孕的事实，也为随后在法官面前说谎进行了佐证——尽管他在女儿的追问下回答是为了不让她和患痴呆的父亲陷入生活困境，但他丝毫未提及妻子愿意主动帮助的可能性，掩盖了他说谎时的理性与自私。

随后，他与瑞茨丈夫的一些口头上的争辩，与不顾女儿的心理进校接送，以及提前通知邻居帮忙作证等行为上的博弈更是体现了他极度理性下的自私。他做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得出“自己是否谋杀佣人肚中的孩子”的证据，而忽略流产对佣人一家造成心理伤害的事实。

而纳德以上种种的理性行为，如果去除对自私心理和掩盖谎言的探究，对“谋杀”的真相追求尚可接受的话，那么最后他在接受妻子的建议同意赔偿签字前，还坚持让佣人手按可兰经宣誓她孩子的死亡不是他造成的这一行为，可谓将他的理性延伸至冷血。这无法原谅！

纳德在整个过程中都应用自己的理性撒谎、求证和捍卫自己的自尊，即便女儿的追问唤起了他的部分道德感，但最终他还是让自己的理性取得了胜利。只是，他不自知的是，这些理性最终让妻子彻底失望，甚至让女儿也感到恐惧。

以“逃避”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电影开始就交代了西敏想离开这个国家的意图，具体原因导演并未言明，但她忽视纳德对父亲的责任感却也显得“逃避”问题。她以老人无法认出纳德作为“逃避”责任的依据也站不住脚。当然，在后续事件中，她的所作所为却表现出她所谓“逃避”的意志并不坚定。

此外，无论是西敏、特梅还是瑞茨和她的小女儿，甚至公交车上那许多裹着头巾的眼神黯淡的女性，都让观众看到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让这个电影中的女性显得“无知”而压抑。

具体表现就是纳德对妻子的强势，以及瑞茨丈夫对她缺乏尊重与慰藉——即便她怀孕工作是为了帮助家庭还债。此外，瑞茨会因为是否帮助老人洗澡打电话询问教士，在为了救老人被车撞后却不敢对别人言明，以及最后在面对自己的谎言觉得有罪而不敢去当着纳德宣誓。

西敏虽然没有瑞茨那么强烈的宗教信仰，但女性的共情能力让她得以理解西敏这一系列“逃避”事实行为背后的畏惧和善意。她尽管承受了纳德盗窃的诬陷和“虐待老人”的怀疑，但若非丈夫强烈得报复心理，她只希望得到该拿到的工资，并不想将这件事的影响扩大。这是她的“逃避”心理。

纳德的理性与西敏与瑞茨的行为成了完美的对照，一种是在掺杂着谎言之中追究事实依据，一种是在追求道德纯净中被迫说谎。而这“被迫说谎”，又成为了纳德口中的“逃避”。

什么是逃避？为了让女儿获得更好的教育条件和生长环境，而选择出国的西敏是逃避吗？为了摆脱瑞茨丈夫的烦扰“威胁”，选择以赔偿尽早去除女儿上学途中的担忧，算逃避吗？

同样的，为了掩盖因为救人而被车撞导致流产的事实，以避免被丈夫谴责的瑞茨算逃避吗？害怕因为说谎而让孩子受害而拒绝手按古兰经宣誓，换来无法获得赔偿的结果算逃避吗？

显然不是，在西敏和瑞茨，甚至包括特梅等女性视角来看，选择以温和善良的处理方式，选择规避极端而掩盖会导致更大纠纷的事实来处理问题是尽快解决问题。

但在极度理性，且是错误的始作俑者的纳德看来，查明“真相”避开赔偿才是解决问题，至于女儿的安全和心理伤害等，他自负地认为他能保护得过来，以及能安慰好女儿。

分析至此，回到导演最后留下的问题，很显然我倾向于认为特梅最终会选择跟母亲一起生活。

她是整个事件对真相最清晰的旁观者，起初她站在父亲一边是认为母亲真的在逃避，主因是母亲忽略了爷爷。但是当这次事件之后，她发现父亲口头时常说是为了爷爷和她，更多却是为了自己责任感的满足。因为她多次追问之后，父亲的妥协和之后的行为都显得矛盾而虚伪。

而最令她畏惧的，父亲的理性已经因谎言转变为冷血。当母亲遭受他“逃避”的谴责摔门而去，并用威胁的语气告诉她“坐上母亲的车就证明她认为他有罪”时，特梅真实地感受到了来自父亲“冷血”的压迫，他只能选择母亲！

此外，母亲虽然在之前为了她的学习环境而执意出国，不顾及爷爷的身体有逃避问题的嫌疑，但瑞茨流产事件之后母亲尽力解决问题，父亲却仅仅为了隐瞒自己的谎言而逃避事实，最终给所有人带来了一系列困扰。纳德有罪的同时还不自知！

而出于善良，只能选择“逃避事实”不拆穿父亲的特梅，也就只能选择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