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绿皮书》的理由很简单。在我看来，它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呈现了对抗歧视的两种方式——消灭和消解。
唐是为白人演奏的音乐家，他对普通黑人的生活毫不知情，过着比很多白人更好的生活。唐本身将自己定位为黑人，但艺术家天生的敏感让他意识到自己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
在确立自我认同的过程中——当然也为了更新黑人群体的社会刻板印象，他选择南下巡回演出，向白人展示黑人的钢琴技艺。这一行为的目的很明显是为了消灭歧视。然而在旅途中，他的自我分裂不断加强，他也真正意识到自己“不够白也不够黑”，他从未被这两个对立的群体之一接纳。因而他的自尊是有限度的，他的快乐也是不“街头”的。
有的影评说唐最后在黑人的酒吧里找回了作为黑人的自己，但我觉得这个表述并不准确。唐的分裂源于他的皮肤和当时的社会背景，前者天然存在，后者难以改变。自我定位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并不会因为一个偶尔的、快乐的夜晚就彻底解决。唐在最后停止自我分裂，不是因为他消灭了歧视，也不是因为他把自己归入了某一阵营，而是因为他的旅伴是托尼。
托尼绝对是大家都喜欢的那种人。简单、义气、有责任感，尽管有些不礼貌和不道德的行径，但总归无伤大雅。他是一个问题解决者，不在乎所谓理论，所谓大局，当下对他来说最重要。在唐说到黑人时，他完全不以为意，甚至觉得自己比唐像黑人得多。因为他想到的是生活本身，而不是黑人和白人这两个符号。
托尼是个有趣的人，他的有趣在于他的简单，这种简单是对意识形态的最自然的消解。他可不在意谁是黑人谁是白人，只要能一起喝酒，一起听歌，一起撅着屁股跪在地上玩游戏，那大家就是好朋友。这个逻辑类似于儿童的逻辑，给他人轻松愉快的感觉。唐也正是被托尼感染，最后选择了其乐融融的圣诞聚会，而不是高贵却孤独的寒夜。
对宏大叙事的消解并不新鲜。对中国人来说，王朔的作品是一个代表。他写“顽主”和痞子，他们不务正业、打架逃学，怀疑一切，嘲笑一切，在九十年代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我印象很深的是，在《顽主》中，王朔写：“衣冠楚楚的男女……像攻进冬宫的赤卫队员们一样黑鸦鸦地移动着……像是国庆检阅时的步兵方阵，对前面桌上的啤酒行注目礼。”把军人和饮食男女作为构成比喻的两部分，在当时是很叛逆的。王朔通过这种不成体统又无伤大雅的方式否认了所有的旧道德、口号、信仰，消解一切时兴的意识形态。
知识分子的消解，是否认已经知道的。托尼的消解，是根本不知道也没兴趣知道。《绿皮书》的成功就在于影片以一种轻松自然的方式消解了“黑白矛盾”，当观众所期待看到又厌烦看到的对立的两者被消解，“唐被歧视”让位给了“唐的孤独”，后者使两位主角的互动构成了一部温暖亲民的喜剧。
这样的处理是讨巧的，但讨巧必有其风险。消解不是一件做了就皆大欢喜的事情——如果无法建立起新的意识形态，对旧的意识形态的消解就大打折扣。托尼的胜利被有些人看做是避重就轻，也有人认为这是白人救世主原型的再现。其根本原因是，托尼是立足当下的事件解决者，却永远无法解决本质的、社会性的问题。唐看似无力、孤僻，一直需要托尼的保护，但他实际上才是更有勇气的那个人。
影片中，唐没能消灭歧视，反而被愈演愈烈的歧视打击，但谁能说为他的演奏鼓掌的人中没有被感动的呢？谁能说他的琴声没有动摇哪怕一个人的种族观念呢？他的演奏必然有意义，虽然微弱、艰难，但是必不可少。
生活中我们常常能听到这样的言论：
我不歧视黑人，但是我觉得黑人影响治安。
我不歧视女性，但是很多事情就是男人才能做好。
我不歧视同性恋，但是我不能接受。
这是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工作之余，休闲是第一要务，人们常常懒得去思考和自己无关的事情。这样的生活是快乐的，你不能指责不关注的人就是冷漠，不思考的人就是邪恶。
但是他们，托尼们，的确总是摇摆不定，发出上面那些言论，再继续自己的快乐生活。托尼的胜利是喜剧的结局，但生活不总是喜剧。《绿皮书》是一部好电影，正像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幽默而好看的人。我们喜欢这样的电影，而同时我们也期待真正触及本质的、振聋发聩的，这个时代更缺少的声音。
作者：小熊谭妮，看世界，爱生活，一只心有千千结的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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