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的退化

士的退化

听易中天先生2007年演讲“先秦的士”，他说，先秦的士，是中国历史上最纯粹的士。国君和士是双向选择，此地不留爷、爷往他处去。法家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秦汉之后的世代，吏治日趋严厉，侠，是逐渐丧失了存在空间。西汉董仲舒提出的“外儒内法”是历史帝王的统治术。

先秦时代华夏文化的构架已经形成，士的精神伴随华夏文化薪火相传。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士以国家的兴衰治乱作为自己的责任。古时的士，是文武兼修、通“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

唐雎与秦王关于“天子之怒、匹夫之怒、士之怒”的对话表明，国士从来不畏惧王权：‘国士一怒，社稷倾覆’。典型例子是伍子胥，借吴师伐楚为父兄复仇，攻占楚国都城。爷有真才实学，是敢于把皇帝拉下马的。

士，则开始二级分化，一部分是文人，其努力方向是成为策士，学而优则仕，为求“禄”而已。另一部分则是文士，其努力方向是“修、齐、治、平”，以“国士”自居者，自视为“君王或宰相，为天下人造势、为天下人改命”。文人和文士虽只一字之差，正如文盲与文豪，相差了十万八千里吧。

秦朝末年，群雄并起。六国贵族之后与汉高祖刘邦分属二个不同的阵营。

刘邦领导的是无家世、无传统、无束缚的平民阶层，行事原则以‘实用有效、快捷达成目的’为导向。庶民集团，是怎么有利、怎么实用，就怎样来的狠角色。庶民，习惯向更强者屈从、以苟活于乱世为生存目标。刘邦起自社会底层，他知道老百姓要需要什么，能采取较接地气的政策（如‘约法三章’等）。他也更洞悉人性：‘黥布’、‘彭越’、‘陈平’之流与他的想法是相通的。韩信这个人，倒是一个奇特的存在，他更像一个“士”，他的军事才能，只可能源自于他早年受的良好教育、他穷到没有饭吃，却也不卖掉他的宝剑，他坚守着士的最后一点底限。生活迫使，他到亭长家蹭饭吃、接受‘洗衣妇’的食物，韩信当然谈不上保留了士的风骨。

而田横、项羽为代表的六国贵族，凡事‘讲尚武精神、重气节认死理、存贵族习俗’。“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失败的贵族，是绝不会惜命苟活的。贵族，或士，“尽人事以待天命”：只要自己把自己能够做的都做了，已全力付出了，至于结果如何，就留给老天去处理吧。项羽乌江自刎前说‘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同下文说的“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何其相似。傲慢是贵族的通病。贵族在某些方面可能有洁癖，项羽不可能重用‘出身低微’贪财的’陈平。在项羽看来，一个贵族也不会像韩信那样毛遂自荐（‘不在其任，不谋其政’嘛），急不可耐地想向上爬。贵族自大，看不清他的危险来自于何方。汉高祖成功，项羽和田横则成名。

上面说了，士以国家的兴衰治乱作为自己的责任，就是“以天下为己任”。这个观点，在唐朝宰相李泌看来，士的定位，其实是把自己放在后世“宰相这个层级的”-------“造命”。《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三，唐纪四十九，（788年）唐德宗、贞元四年。德宗与宰相李泌‘论即位以来宰相’。李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盖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则礼乐刑政皆无所用矣。纣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

孔子说的“士”，是文武兼修的；后世则‘文武分途’后来分为文士和武士。

唐朝前期，勋贵们是可以“出将入相”的。隋、唐代前期，政治精英倾向于“才兼文武“，最少，文武关系是互补而非对立、起码唐廷内部，文武官员的区分相对模糊。晚唐五代十国，是职业武将取代了文臣；宋代以后则科举出身的文臣取代了武将。到了南宋，岳飞又提出了一个“低要求却无法达到的高标准”-------“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天下太平，就是治世了。可武将的标准已下滑到了“不惜死”，这比一千年前吴起的“（战）士以进死为荣，退生为辱”倒退了一百步都不止吧？不爱钱、不受贿，这都触及到官员的底限了，还奢谈什么士的精神？

隋唐之际，“举荐、门荫、明经、进士科”等多种入仕途径并存；而宋以后，仅留科举（武举）一种入仕途径（清朝‘捐官’除外）。宋朝以后的文官占主导地位的“文治政府”，不要说像汉唐那样“拓土开疆”，就连“强军守土”都做不到。

贵族精神没有了、魏晋风骨也没了、简单粗暴地说，没有了“尚武精神”的民族，就是被抽掉了脊梁骨的软骨头了。宋朝之后的国人，是不是有点缺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