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历代统治者的目的只有一个，维护自己或自己阶级的统治，这是不变的真理。中国古代自从“家天下”开始，国家已经不是人民的国家，而是一个姓的国家，刘邦所谓“非刘氏不得称王”者正是此意。他们统治国家，要的是维护自己的统治，国富民强只是这个要求的副产品，如果国贫民弱有利于国家统治的话，他们也会毫不犹豫的这样做，比如现在某胖国家。
所谓“上治下愚”，民众怎么才好管理呢，明太祖朱元璋有个最极端的想法，他希望所有人都种地，而且最好是像木桩子一样深深插在土地上，如果种过地就知道，种地是件苦差事，按时下种，按时除草，按时收割，过了农时没有做完的话，今年就没有收成，就会饿肚子。中国是个农业立国的国家，种地使国家安稳，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人民失去自由，被绑定在自己或地主的土地上，历史上每每有农民起义，无非两个原因，一是徭役繁重，二是土地兼并，也可归为一点，就是农民没有土地，没法种地，吃不上饭。
历朝历代都实行愚民政策，最远古夏商时期，崇尚的是巫蛊文化，都信奉一个虚构的神，国家有大祭司，每当发生天灾人祸，大祭司都会出来用巫蛊的一套道理给民众讲解，国家战败，或者皇帝无道，也会用一套理论来说明，总之就是一切神说了算，以此让民众无话可说。
久而久之人民不信这一套，于是有了更先进的办法，那就是周朝开始，延续至今的礼乐制度，重点在丧葬制度上。周朝初立，周武王问姜子牙治理国家的办法，姜子牙说：“如果想长久的占有天下，最好的办法就是蒙住老百姓的眼睛，堵住老百姓的耳朵，引导他们多做一些无用功，同时，用繁琐的礼乐来教化他们，让他们各自安于本职工作，养成安逸的心态，让他们的脑袋从清明变成浑噩。”
关于礼乐制度不展开说了，太过繁琐，从亲疏远近有不同的讲究，还有守孝三年等各种限制性规范，繁文缛节越多，就越使人丧失天性，而且那时候崇尚厚葬，使活着的人耗尽家财。这个风气到汉朝仍十分盛行，就是一般人家，通常都会把家财的三分之一送给地下得人，曹操崇尚薄葬，是做了件好事。
秦朝是繁琐的劳役和徭役，让民众苦不堪言，这也是一种愚民政策，秦国先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铸以为金人十二，以若天下之民，然后就是无穷无尽的徭役，徭役繁重，轻罪重罚，百姓就没有多余时间考虑别的（造反）事情，秦国全盛是2100万人，需要服徭役的就有600万，几乎所有成年男子都去了。致使土地荒废，民不聊生，导致暴秦二世而亡，仅仅15年。
汉朝的做法要“温和”多了，在于一个措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朝统治者很懂文化对人的影响力，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社会充满活力，思想碰撞，出现无数大家，一片欣欣向荣，到了汉朝，为了维护统治者的需要，把儒家尊为统治者正统思想的地位，从此，别的学派都成了“旁门左道”，社会是稳定了。可也丧失了活力。
隋唐时期在这个基础上发扬光大，开科举，让天下读书人都有了过独木桥的机会，这个制度很难判定是好是坏，它确实挖掘了一部分有识之士，但更多是是很多人“穷经皓首”一辈子，在青灯黄卷下了此一生，唐太宗看到天下学子来长安应考的场面，得意的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 彀的意思是圈套，牢笼，各位自行解释。
宋朝更加变本加厉，从传统儒学中发现出理学，理学博大精深，本身是好的，但被统治者加工利用，成了有效的统治工具，最臭名昭著的两句，“存天理，灭人欲”和“饿死是小，失节是大”，不需多言，明者自知。
元朝不比多说，本是外族政权，汉人是四等公民，都谈不上愚民，直接当牛做马了。
清朝禁锢思想达到顶峰，众所周知的文字狱，使多少人噤若寒蝉，随便说点什么“清风明月”之类的话，都要被盖上“反清复明”的帽子，而且闭关锁国，不与外界交流，沉浸在自己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民众愚不可及，其实何止民众，连官员，统治者都自欺欺人的当起鸵鸟，结果上愚下也愚，直到被列强船坚炮利攻破后，才知道世界变了。
民众愚不可及，在近代中国文学先驱们便纷纷开始以唤起民智为己任，代表人物鲁迅，用自己如手术刀般的笔杆子切入民众骨肉，不遗余力的奔波着，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可谓国家脊梁。
无农不稳，不工不富，无商不活。商业是社会的润滑剂，可以更好的交流发展，可中国古代一直都是“重农抑商”，因为活跃，意味着不稳定，统治者只希望民众老老实实的种地，不要搞这些对统治无益的事情。
一个好的社会，不是所有人都发同一种声音，那是专制。而是要每个人都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就像一场交响乐，各种乐器发出不同的声音，美妙的旋律交织在一起，给人以赏心悦目的感觉，这才是理想的大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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