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著名美籍华裔历史学者黄仁宇所作的《万历十五年》中，讲述了一个皇帝(朱翊钧)和他的五位大臣（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的故事，该书从政治、军事、财政、思想等方面徐徐展开，讲述了明朝末期统治集团以道德解决制度问题的弊端，挖掘出历史深处凝积的无法逆转的症结。而万历皇帝最终心灰意冷，躲进深宫一直到死。而五位大臣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可以全身而退，实在是历史的必然。
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从小就是一个“三好学生"，长大后也是有一番雄心壮志的，可是真正想做点事的时候，他才发现种种的掣肘，根本无法按自己的想法来做事。那些文官集团不断以劝谏的名义，批评他奢侈懒惰、只顾个人享乐，甚至连他的私生活也要批判一番。文官集团所代表的，正是千百年来的封建礼教思想，是一种巨大和沉重的道德观。
在重重的束缚和管制之下，他发现手中的权力不仅不是万能的，还会给自己带来无数的烦恼。他已经不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存在着，而只是一种机器上的零件。最终万历皇帝无法摆脱这种精神上的桎梏，于是他选择了一种怪诞的对抗方式，从此躲进深宫，再也不过问政事，一直到死。
张居正
张居正是有明以来最为卓越的政治家、改革家，治国理政能力无人出其右，在他担任首辅的期间，深获万历皇帝的信任。所以作为内阁首辅的张居正改革旧制，颁布新政，整顿赋税，进行了一场继秦代、隋唐、宋朝之后最深刻的改革，开创了万历新政。
为了有效贯彻他的改革，他选择安排自己的亲信官员担任各地方官员，让他们协助自己推行新政。最后却落了一个滥用私臣、任人唯亲的口实。而且，张居正的新政严重触犯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使他受到了文官集团的极大怨恨。他去世后，很快就受到了文官集团对他的清算，奢靡腐化的生活也确实给人留下口实。就如当年明月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生活奢侈，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最终张居正在死后，遭到了身败名裂的下场！
申时行
张居正死后，申时行接了他的班，他深刻地认识到，文官集团的利益平衡，是关乎这个政治体制能否继续运行下去的核心问题。他明白，一项政策能否顺利实施，主要在于它能否令文官利益集团整体感到满意，而并不在于政策本身是否合理。整个帝国只要能够在基本保障全民温饱的低标准下，维持长治久安就行了。正是抱着这种妥协、左右逢源的心态，申时行在各种利害关系上吸取了张居正的教训，选择做个和事佬。
申时行坚定地采用妥协和调和的态度，即所谓”从中调剂，就事匡维”。这种圆滑的处世方式并没有让他落得太好的下场，最终在文官集团的不断攻击下辞职下台。
海瑞
海瑞是一位底层出身，但却有带有传奇性的人物。他毕生恪守儒家道德思想，同时也极度重视法律，他尊重法律、执法不阿，主张忠实地执行法律。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他试图以一己之力来证明法律的价值，并以法治的标准来管理所辖区域。可惜个人道德之长，不能弥补政治体制之短。他的作为已经触动了众多官僚的既得利益，性格耿直的他在官场更难以与他人相处。
公正廉洁的海瑞无私奉献了一生，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体制上的问题，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社会，是不可能改进这个帝国的政治体制的，更拿不出强国之策。
戚继光
戚继光，是一个猛人，一个军事奇才，他一生战功卓著，军法严明，军事著作《纪效新书》体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他组织的新型军队沉重地打击了东南沿海一带的倭寇。但是，戚继光的军队带上了浓厚的个人色彩，从“戚家军”之名中就可见端倪，这和明朝的军队制度是相冲突的，在文官集团眼中，他的新军已经成为国家的威胁。
在文官集团的观念中，不可能把军事力量作为权威，这必然导致文官和武将的对立和冲突。武将更喜欢用武力解决问题，而文官崇尚中庸之道，标榜稳健和平。此时，帝国的政治思想基础是孔孟之道，军队在这种一元化的制度下，地位必然沦落到历史的低点。在整个帝国重文轻武的风气下，戚继光的悲哀命运是可以预见的。
李贽
李贽是本书提到的最后一位人物，他从小就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长大成人，他看出了当时的伦理道德已经极度僵化，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西方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运动是无法在这样的社会中孕育。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可是另一方面，从他非法收入的获得、对宗族的照顾中又明显看出他难以和心中固有的传统僵化思想决裂。他们所受到的教养，都要求发扬为民众服务的精神；然而一旦接触实际利益问题，这种精神常常只是海上神山，这使他成为一个极为矛盾的哲学家，最终他也在这种自相矛盾中自杀于监狱之中。
在万历十五年，帝国表面风平浪静，可惜这只是粉饰出来的太平，维持帝国运行的体制已经僵化，以文官集团极度推崇的道德观念来取代真正的法治，其实在本质这是一种伪道德，以这种伪道德的来解决体制问题，只能导致在治国上的种种弊端。“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替代法律，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这种弊端也最终将明帝国推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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