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迪亚死了，可他们还不知道。”这个开头一下子让我想起加缪的《局外人》。“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一样的单刀直入，简洁有力。
这个“他们”指的是莉迪亚的父母、哥哥和妹妹。莉迪亚是个刚刚过完十六岁生日的女孩。接下来的故事就由这个女孩的死展开，抽丝剥茧，她的生前身后事在作者笔下铺陈开来。她父母的反应，她兄妹的心理动向一一呈现出来。没有过于戏剧化的情节，但是每个人的心里描写都细致入微。
小说的字数不多，但是呈现了很多庞大的主题。首先是种族问题。这是一个看似普通的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却又蕴藏着巨大的不普通——父亲詹姆斯是早年跑到美国来讨生活的中国人的后代，母亲玛丽琳是白人。黄皮肤黑头发的有色人种和白人，冲破世俗偏见结合成家庭，写在历史上是光辉典范，可活在现实中就是妖孽。“你应该和更像你的人在一起生活。”玛丽琳的母亲从最初就不祝福这样的婚姻，而她在婚礼上送出的这话，似乎预示了这个小家庭的不幸。种族歧视的障碍贯穿了他们共同生活的始终，从詹姆斯人格上的自卑，到他职场中的受歧视，他们邻居的各种窥探和好奇，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孩子，继承了东方的姓氏、黑头发和黄皮肤，在学校中是那么扎眼。詹姆斯的“不合群”，几乎是以梦魇般的方式转移到了孩子们身上。
其次是性别问题。玛丽琳，这个从小说的开端就被放置到“不幸”位置上的母亲，在爱女失踪、死亡的这段时间里，表现出所有传统女性的脆弱和无助。可是随着作者的追述，我们惊讶地发现，她竟然曾经是那样前卫大胆的女权先锋。她是最早追求平等渴望成为科学家、女医生的先驱。她冲破家政课的束缚，到只有十五个男孩子的化学课课堂上去，哪怕有人恶作剧、朝她的量杯里撒尿，她也能从容不迫地倒掉尿液，继续做实验。那是她的梦想，她坚信时代的发展会给女人更多认同，她坚信“妻子”“母亲”不是女人唯一的身份。然而事与愿违，她终究因为结婚怀孕而放弃了梦想，将学业一再往后拖，直到最终放弃。她曾经鼓起勇气想把这条路走完，但是职场排斥她的性别，而她的先生也希望她为了孩子、为了他的面子，留在家里。被折断了翅膀的玛丽琳把未完成的梦想转移到了女儿身上，她坚信女儿所处的时代已经进步，能够给她更广阔的天空。她只是忽略了一点：女权，是让女人有权选择做什么，也有权选择不做什么。她剥夺了女儿至少一半的权利。
还有重要的一点是身份认同。五个人的家庭，各司其职，表面上看起来近乎完美。可是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团浓得化不开的愁。父亲詹姆斯背负着自年幼时期就根深蒂固的自卑，循规蹈矩地在职场中营造教授的形象，“要让别人喜欢你，要多交朋友，即使笑不出来，为了融入圈子，也要笑”，这是他的人生信条。母亲玛丽琳，揣着一颗半途而废的事业心，曾经为了回到校园而抛夫弃子离家出走，却又因为意外的怀孕而回归家庭。内斯，大儿子，背负着“上哈佛”的愿望却不被父母重视，渴望得到爱又漠视最爱他的人。莉迪亚，活在母亲的殷切期待里，学不爱学的学科，接受不喜欢的礼物，结交不到朋友，得不到爱情，永远处在害怕失去的阴影里，每一天如履薄冰。而小女儿汉娜，看似天真无邪，却也满腹计较，姐姐失踪的日子里，她盘算的是如果姐姐不回来，她可以住到姐姐的大房间——而这不过是因为父母兄姐都不够重视她，她太渴望寻找到存在感。每个人都希望找到自己的位置，可又不知道自己的位置究竟在哪里。小心翼翼地，或者任性无赖地索取爱，呈现出鬼魅的病态。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另外一部展现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中纠结、痛苦、无力感的小说《革命之路》。作者理查德•耶茨说：“我笔下的人物都在自己已知与未知的局限内，风风火火地想要做到最好，做那些忍不住要做的事，可最终都无可避免地失败，因为他们忍不住要做回自己原本的样子。”而伍绮诗这部小说里的人物，就像是听到了耶茨的召唤，经过一番彻头彻尾的痛苦之后，都开始找寻自己原本的样子。
“莉迪亚明白了要怎么做，如何重新开始，从头开始，这样，她就再也不用害怕孤独了。”的那个她许下新的誓言，当她终于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当她十六岁的双手松开缆绳撑起那条小船驶向湖心，她和所有人的生活都将重新来过。那个奋力想找到社会地位的家庭，那位奋力想实现人生价值的母亲，以及千千万万和这个故事中彷徨的人一样的迷茫的人，都在关于死亡这件事上得到了活第二次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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