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咱继续以行政体系为例，考察五行在与生理医学完全不相干的另一领域内，是如何作为指导社会基本阶层的构建和治理的方法论的。
在我们眼里，一个国家作为独立的社会存在，其中至少要有五种不同的群体组成：作为国家主体和劳动力来源的广大百姓、作为专司文化理论和哲学思想传承人的学者团体、作为国家统一意志的代表或代言人的皇族及君王、作为国家管理者负责下情上达和上令下行的官僚集团、作为国家秩序捍卫者负责外御敌寇内惩凶顽的军警部队。以上五种人群就组成了一个国家的五行系统，百姓属水、学者属木、君王属火、官吏属土、军警属金，五股势力既互相支持也互相节制，当他们各司其职并保持力量的相对平衡的时候，国家便能正常平稳地运行。
具体来说，普通百姓无疑是任何社会里最早的成员了，原始社会里的百姓可能会比较野蛮，而文明国度里的百姓则一定是多少具有德行并自觉遵守礼仪的，国家的文明程度主要就是以百姓们的德行和仪表为衡量标准的。通常情况下，普通百姓都是一个国家里数量最大的群体，他们包括各行各业的普通劳动者，也包括从刚出生的婴孩到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病人等等所有不参与国家治理、不从事学术研究、不受军事命令管制的人。他们有最庞大的人数，当然也就蕴藏着最为巨大的力量，这份力量足以排山倒海、改天换地，正是这份力量产生了整个国家的绝大部分财富和权力，也正是这份力量支撑着国家的运行。如果缺少了这份百姓的力量，纵使再怎么先进、正确的政治理论和高效的生产技术也只能沦为空谈和泡影，对于国家来说这是一份能够创造世界的力量，是一股“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大海般深不可测的力量。“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即百姓的授权，亦即王者之权，能得到百姓们的信赖、授权的人才能真正掌握这份力量，而应该怎样最好地去驾驭和使用这一力量，就是治理国家的终极问题了。
这股力量是巨大的，但也是消极的，他们自然倾向于分裂和离散，甚至会相互攻击，因而无法实现自我治理，也许这只是暂时的，也许有一天百姓们可以实现完美的自我管理，不过至少在我们那个时代，这是不可能的。原因咱前面已经说过，是因为人天生只能以个体的形式存在、受个体性的局限，导致他们很多人会习惯性地将别人当作单纯的物来看待，总是试图用自己的意志对别人实施单方面的控制，令别人感觉遭到了侵犯，从而引发冲突。所以，我们只能寻求对这股力量进行统一的约束和管理，以此推进社会的文明化建设。
这股消极的力量倾向于离散，因为每个人都具有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的“小我”心态——你们一般叫“自私”。我们认为，自然之道向来以大众者、坚强者、精细者、专一者、积实者为优先，若仅以小我的姿态立于世间，早晚会自然地消于无形。因而消极的力量必要向积极的方面有所生发，方能使自己不致被消灭，百姓的力量也是一样，其必会有所催生。
单独的个体是孱弱的，很容易被外界更为剽悍的力量所左右，百姓虽拥有最为巨大的力量，但这力量却因不能自治而离散、消极，所以这巨大的力量其实并不坚强。有力，却不坚强，听起来似颇矛盾，实际不然，举个例子，山洪暴发之时，大水一路奔流摧枯拉朽，洪水力量极大、势不可挡，但水本身却极为柔顺，毫无坚硬之感。百姓的力量与大水相仿，如果他们团结一致联手协作，向着共同的目标全力以赴，那力量将无可匹敌，但是他们每个人本身却一点都不强大，或许有不少人还相当懦弱。因此，他们需要有能够把他们组织起来，并且最好有专门负责保卫他们的这样一些人员。
同时，百姓们的消极、离散的力量对于过分激进和独裁的势力也是一种极好的克制，一旦有任何人失去了所有百姓的信任和拥护，那么他的任何想法和主张都将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就连他的理论也有可能被人们抛弃并遗忘。
水的本来面目是清澈、明净的，百姓们的共同追求也不过是各自希望得到健康、安宁的生活。然而，作为国家财富和权力的主要贡献者，百姓们梦想中那不用整日辛苦劳作便可得一日三餐饱饭，每天轻松欢快地游玩亦能四季寒暑不侵，这样的好日子想要变成现实，对我们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不过，就像你们的先辈革命者那崇高的信仰一样，美好的愿望不应当因现实的困难而黯然失色，对吧？
基于百姓的力量所催生出的就是以文化学者为代表的学术研究团体，包括哲学、玄学、宗教神学、伦理学、文学、史学、天文、地理、民俗等等各种有专门理论体系的纯理性学问的继承和创造者，在我们那时，这一群体主要由政治、文史、宗教等方面的学者组成，在你们这个时代，恐怕此群体的主要构成部分已经变成了经济、科技、文艺等理论方面的专家了。工匠、商人、医生、艺人们在我们看来一般是不算作学者的，除非他们在职业相关或不相关的纯理论上做出了出类拔萃的重要贡献，以职业而论，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从业者只能算是普通百姓，他们的工作也只是普通的社会劳动，产生的基本都是临时的使用价值，而不是永恒的理论知识，只有极少数顶尖的行业精英可能会在普遍的知识领域有所贡献，其他人只是根据实际情况重复作业罢了（重复地进行加工、买卖、诊疗、表演等有价值的活动）。
学者指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所创造或传承的东西本身既不是可以用来与人交换或直接享受和消耗的财富，也不会带来任何的权力和便利，但这些东西却可以帮助人们摆脱野蛮的纠缠和个体性的局限，它的价值是永恒的也是无限的，只要有人群的存在、只要人们还拥有人性和智慧，这种东西的价值就不会消失，因为它是在超越时空限制的反思世界中打造出的宝贝——文化知识，能够创造或深刻理解它的人就是学者，我们习惯上称之为“读书人”。学者与悟道者的区别在于，学者掌握的文化知识是社会性的，而悟道者的感悟是纯粹自然的——既可以是社会性的也可以是私人性的，也就是说一个合格的学者必然同时是一个悟道者，而一个悟道者却未必非得成为一名学者。凡是寻求超脱偏见的束缚而与自然沟通者皆可悟道，但要成为真正的学者却必须对社会做出实际贡献——创造或传承文化知识。文化知识的理解和掌握通常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及心血，至于创造性的突破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很多学者都为此付出了大部分甚至全部的精力，所以学者们经常是没有多余的功夫去应付普通的生产劳动的，那些烦琐的事情确实会在很大程度上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不利于他们一心一意地思考问题。正所谓“术业有专攻”，学者们专心致志的求知活动使他们与进行日常劳作的普通百姓之间区分出了明显的不同，百姓们是随遇而安的水流，学者们就是向往阳光的巨树。
百姓们为了对抗自身消极、离散属性的局限，其中有一部分人便会试图摆脱“小我”的心态，以积极、理性的态度去看待世界，这些人就成为了最初的学者——水生木。但学者也是要吃饭的，他们自身又经常抽不出足够的时间去从事农业生产，尤其在文明初期，要想果腹是需要付出很大的体力并承担一定的危险的，这对以思考见长的学者来说是很困难的情况。因此学者们离不开百姓的供养，百姓们就是学者的根基，学者们所做的一切都不得损害百姓的利益，倘若有学者忘记了这一点，那么此学者根本不配为学。
学者们的力量来自于理性，来自于不可违背的自然之道，因而他们天然地是欲望和强制性的克星，任何强求、强为、强迫之意图皆不能通过理性的审查，也不能得到自然的支持。可是，自然之道是统一的，学者们却依然只能以个体状态存在，地域和族群间的矛盾与误会是他们要努力解决的课题，而他们作为个人又无法否定自己的地域和族群归属。对理性的不懈追求会促使他们想出办法，彻底解决百姓之间普遍存在的对立问题。
学者的本职是消除个体性导致的对立和矛盾冲突，可是总有一些学者最终迷失在物欲和“小我”的局限中，非但不反省私心、抵制偏见，反而居心叵测地宣扬歧视、鼓吹奴役，对于其中的执迷不悟、顽固不化者，显然需要一种克制的办法。必要时，我们会不惜使用实实在在的武装行动向堕落者证明，作为个体的他们是多么的渺小无力，他们休想主宰任何人的命运，也不能永久地占有任何财富资源。不管他们是被匪徒强盗收买，还是建立了自己的邪教组织，都注定逃脱不了王法的制裁。“大学之道（学者之正道，大学即大学问者），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凡有学者违背此言，即为堕落。
文化知识的传承即学者的培养离不开教育，但我们认为这种教育活动只能由百姓们自发地进行，而不能由国家统一代办。原因有二：一来我们那时受生产条件限制，农业需要消耗大量的劳动力，务农者完全不需要读书识字，强制普及教育不仅会耗费国家的大量财力，而且几乎不产生正面效益，甚至可能会使少部分德行败坏者在偷奸耍滑时更加善于强词夺理，毕竟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创造出像你们现代社会这样令大多数人学有所用的生活环境。二来由国家代办教育有可能使百姓与学者群体之间的紧密联系发生断裂，导致学者对普通百姓感到陌生，无法诚心替百姓说话。我们原本是打算利用民间学者的存在使民意可以快速、有效地反映出来，避免民怨累积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受过良好专门教育的学者肯定能比不识字的百姓更能清晰、准确、有条理地陈述实际问题，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在政治开明的时候有声望的民间学者常常可以直接申请面见各级官吏，甚至接受召见向皇帝陈情。这一切都离不开百姓与学者间的紧密联系，保持这种联系的最好方法无非是让百姓自发地培养学者，这样由百姓亲自培养出来的学者才最有可能真正地替百姓说话，哪怕是一个家族或一个村庄只培养出一个学者，此学者也足以为这一方百姓发言了。可是，后来百姓中出现的贫富对立使得富豪之家培养出的学者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大大超过出身贫寒的学者，加上地方官员与富裕百姓的非法联合，致使贫穷的百姓们倍受压榨，最后只能依靠暴动来争取社会的公平对待。
关于统一国家意志的王道思想和对王权进行托管的中央集权制度，咱在前面已经详细谈论过了，王道和王权便是我们那时的学者们想到的彻底解决百姓之间普遍存在的对立问题的理想方案，即木之所生的火。
君王作为国家意志的代言人，执掌王权，拥有对一切危害国家和百姓的罪行加以审判、惩戒的权力，也拥有支配大部分国家力量及资源的权力，对于本属国家机构却有意破坏国家运行的群体或个人而言，君王的存在无疑是对其意图的最大威胁。当然，君王本人也只能以个体形式存在，尽管我们采用了各种预防补救措施，亦无法保证君王完全不受个体性的驱使和摆布，昏君、暴君的一再出现也证明了这点。所以，君王也需要在必要时有能够克制其意志的方法，君王属火，百姓属水，任何没有给国家百姓带来和平生活的不称职的君王，都将被百姓愤怒的浪潮吞噬。
纵使君王有高尚的德行和超人的意志，其一人之能力终究过于单薄，不可能对全国百姓实施有效的组织调动，因此君王少不了要任命他人辅佐自己，火须有所生。
不是随便什么统治者都能被冠上“君王”的称号的，前面说过，理论上我们只承认华夏王道思想治下的君王，不在乎民族、不在乎出身、不在乎性别，只要他认同王道思想、能给天下百姓带来和平与安定，他就可以成为君王。“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当孔子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的确是一个骄傲的国家，哪怕当时我们事实上是处在分裂和内乱之中，我们依然可以藐视周边的那些野蛮民族，对他们中以奴役自己手下人为乐的国王不予承认。华夏纵然无王，亦有守德识礼的千万百姓，蛮族百姓即使有了国王也还是难脱奴役之身。
得到君王任命负责辅佐皇帝行政的就是官僚群体了，官吏们之所以能具有对一方百姓的管辖和治理权限，不是因为他们直接得到了来自百姓们的授权，而是由于君王的任命。百姓不能直接任命官员，因为官员本身是对百姓进行统一的组织和管理的，如果由百姓再回过头去管理吏治的话，倒不如直接让百姓自治，地方上完全自治等于是对国家的分裂，分裂的后果咱前面已经谈过，地方割据——相互攻击——长期混战这样的经验我们已经反复经历过多次了。所以，直接被地方百姓任命的不是官员，只能是山大王、军阀或起义领袖，正式的官员必须由朝廷任命。沙土可以治水，唯火能生土，于是先有君后有臣。
官僚群体的成员们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现成的，因此官员的选拔也就成了政治上的常规事件，关于要从哪些人当中选拔出各级官吏，孔子的弟子有句话说得很清楚：“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优秀的官吏肯定可以成为学者，学者中的优秀人才也将可以成为官员，这话被你们曲解得很厉害，对政治理论的陈述却被当成了鼓励性质的话语。对，这句话里的“学”既是学术的意思，同时也是学者的意思，从事学术理论研究的人可不就是学者嘛。从学者中选择优秀者作为官吏是我们一贯的政治传统，学者中的“优秀者”不像你们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指学术方面的优秀，更重要的是品德的优良，虽然在封建后期我们选用了以学术素质为主要考察对象的“科举取士”制度，那是为了避免血缘和人际关系造成荐举选拔的不公平，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了对被选拔者的德行评估，而原本的我们是更看重学者的德行甚于其学术素质的。
咱刚说过，我们那时的学者通常都是百姓们自发培养出来的，培养出一个知名学者对整个家族都是非常有荣誉的事情，加上民间学者可以替地方百姓发言、申诉百姓们的需要和困难，并因此而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人们的信赖，所以我们根本不用担心民间不愿意培养学者。百姓们的生活大多都不宽裕，培养一个不出劳力的学者往往很费力气，但这正好可以一般地保证被选为学者培养的人员的质量，天赋资质不高的、德行不好的、不爱学习的都很少会被选为培养对象，即使不识字的百姓们也很清楚哪些人更容易培养成出色的学者，并且知道如果让品行不良的人掌握了文化知识和话语权的话，恐怕那些人是不大可能尽心回报百姓的。除开选拔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舞弊情况不谈，从优秀的学者当中选拔官员理论上是我们那时能够找到的最好选项了。
当一个学者接受君王的任命变成一个官员的时候，虽然他依旧是原来那个人，但他的社会身份和职责都将发生很大的变化。学者和官员的区别主要在于两点：一是供养来源，二是肩负的责任。学者的供养大部分由其家族及乡民们负担，学者本人也会从事一些类似调解矛盾纠纷、监督礼节、主持仪式、教书育人这样的事情，较少有学者亲自参与体力劳动或经营买卖，那是不名誉的。民间学者的重要责任就是替地方百姓说话，帮大家辩明道理，还有培养下一代民间学者。官员的俸禄则是由朝廷发放，朝廷的赋税是以王者对国家资源的拥有为依据收取的，所以官员收税只是执行君王交付的任务，其中不包含官吏的收入，尽管行政经费确实是用税收支出的，但那是朝廷给予官僚们的薪水，是以王权的名义对国家财富的支配，不是官员们的自主营收，官员们除了俸禄外一般不允许有其它私人收入。官员的行为只须对朝廷负责，职责包括依法行政、维护地方治安、据实上报各地民情、秉公执法断案、执行朝廷指令、维持王权在百姓心中的威严等等。
由于学者来自百姓之中，即使他成为了一方大员，也不会对百姓们的生活和思考感到陌生，这样在执行王者命令的时候他便能够灵活地向百姓们解释以征得百姓们的理解和支持。理论上，官员是不能随便对百姓实施强制手段的，作为王权的执行人，官员当然有权使用强制措施来达到正当目的，但众怒难犯，如果因官吏行为的简单粗暴而致使百姓对君王失去信任甚至取消对朝廷的授权转而拼死相抗的话，此官员将面临严重的处罚。官僚属土，主管将王者的指示转化为百姓的行动，百姓属水，土虽能克水但贵在导向，如江河之堤坝，疏通而不堵塞，一旦河道堵死，任再多的土也挡不住洪水的肆虐。官府与百姓虽然对立却不能为敌，跟百姓为敌无异于自绝生路。土克水，亦须克之有道。
说到这里，顺便提一句话，一句指导为官者应如何组织、引导百姓的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话的重点不在于怎样欺骗、蒙蔽百姓，而在于怎样相信并激发出百姓的善良本性，以达到不动用强制手段就完成行政任务的目的。借用咱前面用过的一个例子：某官员接到一个救灾并防止暴乱的任务，受灾最重的村庄已经彻底断粮，朝廷的赈灾粮得几个月后才能运到，只能就地筹粮应急。附近的村庄大多也都颗粒无收，存粮只够自己勉强糊口，只有距断粮村庄百里外的另一村庄有些余粮，假如由两个村庄共同分配这些粮食的话，或许可以等到朝廷的赈灾粮运到。此官员由于肩负防暴任务，所以带了一支足够镇压整个村庄的武装部队，军粮自带不得挪用，否则军队有哗变的危险。有余粮村庄的百姓与断粮村庄的百姓素无往来，彼此互不相识，有粮的百姓眼见周边灾情的严重，都非常紧张和担忧，根本不愿意把自己的粮食与人分享。试问官员此时应当采取什么行动？百姓们的粮食都是他们自己劳动所得，纵兵强抢于理不通、于法难容，还会造成额外的粮食损失和百姓伤亡。倘若无粮救急，断粮村庄的百姓只能选择饿死或暴乱而后被镇压。这种类似囚徒困境的情况非常考验官员的政治水平。“民可使由之”——必须想办法让有粮的百姓把粮食交出来应急，必要的话可以夸大断粮村庄的悲惨状况、把暴乱的后果说得严重一些，甚至可以说自己的部队数量不够镇压暴乱，总之必须想尽办法筹措粮食救济断粮灾民。“不可使知之”——不能让百姓们了解到只要镇压了断粮村庄的百姓，整个地区便可以相对轻松地等待朝廷的赈灾粮，这样一来不仅有粮的百姓更不容易交粮，甚至可能刺激到断粮村庄的百姓，令他们在绝望中提前暴动。百姓的不团结是无罪的，否则也就不需要国家政治的存在了，但王者绝对不能放弃拯救自己子民的努力，作为辅佐君王的官吏，滥施淫威者罪不容诛。谎言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可以采用，我们不实行宗教式的道德评价，不会简单地把谎言列入绝对禁止的行为，但若有以谎言损公肥私者，理当问罪。
官僚们的个体性主要表现为对王权的篡夺并意图主宰百姓们的命运，徇私枉法、贪污受贿，将一方百姓视为个人的私有物品任意驱使。君王虽能随时罢免和惩治贪官污吏，却很难及时准确地知晓各地官员的实际作为，派遣自己身边值得信任的高官们去巡查很多时候也不能做到对不熟悉的地方事物的明察秋毫，所以需要有一个独立于行政吏治之外的团体对官僚们形成节制。此团体就是受过政治教育的民间学者们，他们生长在民间，完全依靠普通百姓生活，没有比他们更清楚地了解地方事物的人了。比如上面提到的那个救灾和防暴的例子，如果接到任务的官员表现不积极，导致原本可以筹到的救灾粮未能筹措到位，致使出现饿殍、暴乱现象；或者筹粮手段过于粗暴，直接命令士兵武力强征；或者中饱私囊，筹到的粮食与发放的粮食数量不符，甚至无偿收取的救灾粮被有偿倒卖；在发生这些情况的时候，当地学者们便可以替百姓们进行调查、记录、搜集相关证据，向该官员的上级或朝廷另设的专门衙门及巡查官员提交书面的检举、控告，代表当地的人们向朝廷反映官员的失职或违法犯罪行为。木能抑土。
当然，对于官员的政治动员宣传及其他履行职责的行政行为，民间学者是无权干预的，即使有学者发现官员为了尽快筹到足够的救灾粮而谎报了自己带来的实际兵力，或是计算到了只需镇压一个重灾区的村庄就能缓解整个地区的粮食压力，该学者也不应鼓动百姓抗拒交粮救灾。学者自当具有不同于普通百姓的操守，百姓可以只重视自身的利益，学者则须以大局、王道为重。话说回来，要是真的有很多无良学者总是与行政官员对抗，百姓们通常是不会向着官员们说话的，毕竟百姓与学者的关系更紧密、也更熟悉，利益上也会有更多的共同点——尤其是在家族和局部的地区利益上。但负责执行君王命令的官吏们也不能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就知难而退，那样的话国家的分裂将是迟早的事。另外还有国内的暴力犯罪分子和国外的武装敌对势力需要君王和官僚们处置，那些人不比有德行的百姓和知书达理的学者，跟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常常是根本没用的，这时就需要一支强有力的专门队伍来捍卫王法的尊严和国家的安全。土常需有所化生，方能自保。
事实上，在我们整个历史的中后期，作为土的官僚阶层时常处在对作为木的学者团体的反侮状态中，以至于到了末期，学者团体完全成了官僚的后备军，对官僚集团的节制力已彻底丧失殆尽。土之壅盛阻塞了作为火的王权与作为水的百姓间的联系，水火不能相济，政治体系完全改样了。在皇帝比较清醒、得力的时候，官僚们还有所收敛，一旦皇帝变得昏庸无能，大批作威作福的士族豪门便会把整个国家搞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与你们盼望着明天比今天的日子更好不同，我们那年月的百姓大多只期望明天能吃饱穿暖而已，可生活越来越好、财富越聚越多的只有官僚和地主们，直到国家内部动乱或遭到外敌入侵，彻底打垮腐败的上层阶级为止。造成这种情况最重要的原因不在于五行方法论本身，而在于一个我们无法妥善处理的问题——该如何解决百姓中出现的贫富分化现象。尽管我们一再强调重农抑商的政策，用各种办法抑制财富和土地在民间流转过程中不均匀的积累、兼并进程，可是自发的贫富分化还是一次又一次不可遏制地发生了。富裕的百姓一方面利用财富作为权力中介奴役穷困的百姓，另一方面大力培养自己的子弟成为学者，垄断民间的发言权，并且预定未来的官僚位置，还会拉拢腐蚀地方官僚、培植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最终架空王权体系将某个区域彻底纳入个人的掌控之下，形成非法的割据政权。对地方富户豪门，我们强力打击过、分化瓦解过，甚至尝试过把他们全部教育成学者或收入官僚阵营进行重点监管，结果无论哪种方式都不能长久抑制他们的势力膨胀，最后一定会演变成富裕者奴役贫穷者、贫穷者拼命反抗富裕者的局面，文明荡然无存，只剩下单纯的争夺财富和资源占有权的冲突。国家是百姓的，可正是百姓中自然发生的贫富分化的异变令我们没法应对，官僚们贪赃致富可以撤职抄家，但民间富豪的兴起则根本找不到理由处置，他们与腐败官僚的相互扶持以及对学者培养的垄断更是让人束手无策。“金钱乃万恶之源”是我们发自内心的感慨，“民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道理我们知道，但财富流动的本性倾向于集中这一点我们无法改变，个体性的贪婪面前，要让财富的存在如天道般“利而不害”，要让人们像圣人那样“为而不争”，何其难也。
接着说最后一个群体。由于官僚们无法亲自到战场上去保家卫国，也很难让他们直接面对穷凶极恶的歹徒去惩恶扬善，那有点超出他们的能力范围了，而把这些事情交给君王、学者、百姓们去做也都很不合适，所以任何国家都少不了要有一些人武装起来，担负起国家防卫和抓捕、惩治罪犯的暴力任务，这就是五行属金的军事化群体。前面说过，我们所处的地理位置使我们经常遭到游牧民族和野蛮部落的骚扰、侵袭，加上我们时不时地暴发内战，使我们对战争从来不感到陌生。关于军队和战争的理论各种兵法著作中已经有了充分详实的论述，古今中外基本差不多，咱就不多做考察了，只简单说说军警集团与其他四大主要人群的基本关系即可。
首先，军队必须有完善的指挥和命令传达机制，否则那就不是军队而是土匪。军队指挥当然是由隶属于武官系统的将军们担任，武官也是辅佐君王的官吏，因此可以说军队存在的前提就是官僚系统，毕竟君王一人即使再厉害也不可能自己指挥所有的部队、亲自传达所有的作战命令。因此先有官而后有兵，有土才能生金。
军事和治安部队都是为保国安民存在的，是百姓的护卫者，只有在他们强力的保卫中百姓们才能远离野蛮的侵略、屠戮和犯罪的危害，才能安居乐业、过太平生活。所以金生水，有了强大的守护力量，百姓安宁才有保障。然而小股部队的叛乱和哗变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叛乱的部队已不再是王者之师，威胁到国家和百姓的武装只能被视为敌人加以消灭，军队亦需要有受到节制的时候。君王执掌王权，拥有国家的最高权力，其命令即是国家意志的体现，任何官吏不得违抗，作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军人，抗命就等于叛乱，君王的命令必须令行禁止，此是火克金。
对妖言惑众、混淆是非之人，任凭其巧舌如簧、能言善辩，执法者自当像利斧砍断虫蛀的枝条般将堕落的学者或邪教传播者及其他一切犯罪者制服，迫使他们停止扰乱秩序的行为，彰显金对木的克制。
如上，五行人群各守其位、各尽其责，则国政可兴、国运昌隆。若一国之学者不关心百姓、百姓不服从官员、官员不效忠君王、君王不重视防务、军队全无战意，如此乱象若遇强敌进攻，鲜有不亡之理。
你们熟悉的西方文明主张“三权分立”实现对法律公平的保证，我们则更习惯用“五行生克”的标准维持国家内部势力的平衡，目的都是为了保持政权的稳定性和正义性，只是各自的理念及方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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