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原文豆瓣链接：李银河的《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
来源：网络
文章概要
文章首先就阐明了李银河在研究中提出的新观点：传统文化的本质，来自于村落。其中一个现象是文章讨论的重点，即中国村落的紧密性导致了信息共有，产生了一种特有的村落文化，不严谨地说，就是耻感文化。相对于西方，相信上帝的西方人认为自己有罪，依此恪守各种准则以期忏悔和赎罪，他们要求有自知之明和良心；而在中国传统村落中，“三姑六婆就是土地神，无所不知，又无所不传”，信息的流通程度之高使得他人的眼光变得极其重要，无论做什么都会被人说三道四，渐渐就演变成“办什么事都要大家说好，最好让大家都羡慕”。
而这种文化的影响是消极为主的，结果是让“人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到眼前的自然村里，把宝贵的财力全用在了婚丧嫁娶这样一些事上，生活的意义变成了博取村里人的嫉妒、喝彩，缺少改善生活的动力”。
其次，文章对李银河的调查研究方法进行了说明和评价。王小波认为，虽然李银河的调查对象不多，不够有说服力，但是她做得够扎实，坚持面对面交谈，强调第一手资料。这种研究态度和做法是相对于大多数的另一批人来说的，这些人更注重题目是否有人重视、一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和学术专著数量等等表面的东西。我认为，王小波谈到的研究方法的不同，某种程度上也是与上文提及的文化有关系，那些更加注重表面东西的人，莫不是因着在意他人的看法？他们的研究目的似乎变成了博取他人关注，而不是有所发现。记得王小波在另一篇杂文里说过的：人若把学问当作进身之本来做，心就要往上浮。不止是科学研究的学问，做任何事情若把他人的看法和意见看作主要的，我想很可能会失去本心。
读罢该文，我认为，村落文化表现出来的这种现象在现代城市中也依然存在。就拿离我最近的大学生群体来举例。我们之中大多数的视野可能都不长远，只专注于眼前的生活小圈子，若要拿一个什么东西来描述这个日常生活圈，只要从近几年流行的社交软件“微信”里面的朋友圈功能就可见一斑了。我相信朋友圈功能开发的原意是提供一个平台，亲友之间可互相分享信息，包括生活的点滴以及自己的见解等，还可以在对方分享的图文下方进行评论或者为对方的内容“点赞”。不可否认的是，我们都期待看到别人的回应，包括我自己，一般情况下，反馈都饱含着羡慕、鼓励、称赞等积极的文字，因为发表者很可能会把那些可能发出不同言论的人拉入黑名单。久而久之，我们发朋友圈的目的似乎变成了取悦别人，每收到一个“点赞”便沾沾自喜一回，这跟文中谈到的“生活的意义变成了博取村里人的嫉妒、喝彩”又有何不同呢？也难怪，这本来就是一个典型的“信息共有”的网络世界。
有一次，我在书店的免费座位看书，迎面走来个女生捧着两本书，在我对面的座位坐下。她首先一只手掏出手机，另一只手正经地将一本书翻开，斜放在压在另一本书的封面上，之后双持手机，静默1秒，接着在手机上打字。最后，收起手机，翻了翻书，便离去了。
在那静默的1秒钟，尽管她将手机调成了静音，我敢保证她在拍照。那是因为我面对着一杯漂亮的拉花咖啡时也会干这种事。
若大家在做一些明明只属于自己的事情时，比如看书或喝咖啡，更多的是考虑别人怎么看的，沉溺在等待别人赞赏的怪圈里，我为你点赞，你给我评价，这种循环不免就会减少我们改善生活的动力。正如那位不知是来看书还是来拍照的女生一样，依靠别人的积极评价，糊弄着自己也觉得把书看完了，便容易失去真正看书提升自我的机会。
与此类似的，是一个流量为王的时代。 “网红”，一开始这是一个稍显贬义的词语，随着这种人的数量增多和明显的收入，越来越多人开始正式研究这一新现象。有位专家老师就提出：现在的“网红”只不过是替代了传统电视电影明星的新明星罢了，但他们与传统明星的最大区别就在于——门槛低。而红火程度的最明显衡量标准就是点击率。在目前，“网红” 明星制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时，这种相对单一的评价机制容易使网红们过大关注他人的认可和承认，而不是把重心放在提升自己上面。
由此文我还联想到人生之中必须面临的种种选择，当我们在面对重大选择时，依据的判断是他人，还是自己？我们是否会由于担心他人嘲笑或怕引起他人的不解而放弃心中真正想追求的事情？就我自己来说，今年22岁，我想，一生之中大概不会有比现在这个年纪更加迷茫的时候了。大学即将毕业，我们被给予的选择太多，而一旦选择了，就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未来的道路。长辈之言是最让我内心纠结的建议，他们常说“我是过来人，你最好听我的话……”，但事实上，在我们还未尝试之前，很难打心里相信长辈推荐的选择。同时，我们也容易受到同辈人的影响，大家做什么你也做什么，反正随波逐流是最不怕出事儿的。
但我认为，成功的定义、快乐的定义和价值的定义都应该是个人的，在还不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的时候，不妨多去试试，多去感受，这可能是一段漫长的路，但我相信最后我们一定能收获到最刻骨铭心的经历。有时，走点弯路，也不见得是件坏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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