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9_贝斯特_07_新生活_5_王睿刚_9_北京团圆年_6_北

当时王睿奇对北京的教堂基本一无所知，这次是因为父母要在京和他们同住一段时间，他才临时抱拂脚百度了一下，对在京的教堂做了一个初略的了解。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信仰从无到有，他对北京的教堂也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

普通人口中的基督教，更多的是指狭义上的基督教，也就是新教，其实广义上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东正教。由于欧美国家多半都是建立在基督信仰之上的国家，因此教堂风格的建筑艺术在西方非常普遍，但东方和西方由于信仰的不同，因此教堂风格的建筑并不常见，北京却由于在政治和文化方面的独特地位，也有一些此类建筑。历经百年的沧桑变化，星星点点的教堂分布在北京的各个角落，基督教会建筑形成了老北京建筑具有独特风味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一说北京的教堂，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天主教东南西北四大堂。

北京天主教东堂

东堂位于王府井大街，堂体占地面积约2387平方米。这座教堂始建于1655年，是继“南堂”之后的北京第二座天主教堂。这是一座罗马建筑风格的教堂，是中西建筑风格共融的典范，它是由意大利籍利类思和葡萄牙籍安文思两位传教士创建。

明末两人在四川传教，清初被清兵虏至北京，在肃王府当差。顺治十二年（1655），世祖福临赐给他们一所宅院和一块空地（即今址），他们即在空地上建筑一座教堂，也就是最早的东堂。东堂院内，中间为天主堂，坐东朝西，共约30间，堂顶立十字架3座，中间大，两旁小。堂内有18根圆形砖柱支撑，两侧挂着耶稣受难等多幅油画。堂南、西有教室，东有一院，内有花池、平房、楼房，为神父住处。东堂内曾保存有多幅宫廷画师郎世宁绘的圣像，嘉庆十二年（1807年）失火后均被焚毁。1884年，重建罗马式大堂，在义和团运动中又被烧毁。1904年，法国和爱尔兰两国用“庚子赔款”重建，即现在的东堂。东堂占地近一万平方米，整体建筑风格为罗马式的砖木结构，灰砖清水墙，在西洋古典风格中融入了中国传统建筑特点。如今东堂得到了彻底的保护，不仅是北京天主教重要活动场所，而且是北京王府井大街的一处精美景观。入夜，东堂被射灯照得通明，释放出暖暖的色彩。

北京天主教南堂

北京天主教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元大都时期，来自欧洲的罗马天主教方济各会修士孟高维诺，于1294年在北京修建了第一所天主教堂，此后天主教得到元朝皇帝的宽容，在北京建立了许多教堂。元代传入中国的天主教被称为也里可温教，在组织形态上借鉴了佛教的一些做法，这些也里可温教堂大多被称作寺，采用中土佛教建筑常用的建筑形式，其风格与欧洲本土的教堂迥异。元代天主教在中国以社会上层为主要发展对象，因而信徒主要是居于统治地位的蒙古人和色目人，汉人信教者极少。因而1368年元朝灭亡后，也里可温教也从中国销声匿迹，其修建的教堂大多改作他用，存留下来的极少。现仅有门头沟区后桑峪村天主堂一所教堂是元代所建，该教堂也是北京地区现存最古老的教堂。

明万历年间，以意大利籍传教士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传教士，经由澳门再次进入中国，万历三十三年利玛窦获准在宣武门内兴建天主教堂，这就是民间俗称的南堂，宣武门天主堂也是时隔三百余年后在北京出现的第一所天主教堂。因此南堂有一项值得骄傲的记录，它是我国历史最久的天主堂”。自从利马窦之后，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非常迅速。

清顺治七年（1650年），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在旧址上重建。除了新建大堂外，据说还有天文台，藏书楼，仪器室和传教人员的住宅等，规模很大。因此南堂实际上是和汤若望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汤若望1622年被耶稣会委派到中国，在北京学习汉语，后被派往西安等地传教。1630年，经徐光启推荐参加《崇祯历书》的编纂工作、并受命管理历局，修造天文仪器。以后，又奉旨为明朝政府设厂铸造大炮，很受崇祯皇帝的信任。清兵入关后，他又受命掌钦天监印信。1646年，将徐光启主编的《崇祯历书》进行修改进呈，清政府将之命名为《时宪历》。1650年，清政府为表彰他修历有功，赐黄金一千两，并赐地在宣武门内原天主堂一侧建造大堂。这就是当年汤若望重建南堂的由来。两年后，南堂竣工，汤若望便立石碑记述了受赐建造这座天主教堂的经过。

其后一百多年中，该堂一直是天主教北京教区的主教座堂。经历了清朝时期的两次地震，和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的火灾，损毁严重。直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才重新开放。1900年在义和团运动中，南堂又一次被烧毁。南堂现存建筑为清朝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修建。教堂堂顶为拱形，正面有精致砖雕，柱顶有木刻浮雕镏金花纹，彩色玻璃镶嵌门窗，堂内有描绘耶稣受难的巨幅油画和圣母像，富丽堂皇，祭台上高高地立着圣像，整个教堂建筑颇为壮观。

早期天主教堂在北京的建设非常低调和本土化，南堂在建设之初就是一座中式四合院，仅仅在一些主要建筑上装饰有十字架等宗教标志。王府井的东堂建设之初也是由民房改建，在建筑风格上与周围的中国传统建筑别无二致。看来任何信仰想要在一片新的土壤上生根发芽，都要和本土的政治、文化、建筑等各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融合才可以。

北京天主教西堂

西直门天主堂又名圣母圣衣堂，俗称西堂，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内大街，是北京四大天主堂中历史最短、规模最小的一个，也是四大天主教堂中唯一一个不是由耶稣会士建立的教堂。教堂由遣使会意大利籍司铎德理格神父在1723年用俸禄购地兴建，当时称圣母七苦堂。清嘉庆1811年因禁教被强行拆毁，到1867年由孟慕理主教构筑恢复重建。1900年6月15日因义和团掀起的反洋、反教运动，本堂金司铎遇害，教堂再次被焚毁。1912年由仁爱会修女博朗西耶氏筹资恢复原貌，改名圣母圣衣堂。

由于创建西直门天主堂的德里格神父是受到罗马传信部指派的神职人员，因而西堂直接隶属于罗马教廷。北京四大天主教堂的另外三座则均为耶稣会士创建，直到1773年罗马教皇宣布解散耶稣会之后，才转归为味增爵会士管辖，成为直接隶属于教廷的教堂。

现在西直门天主堂的内部西直门天主堂为哥特式建筑，面积较小，原本建有一座三层高度的尖顶钟楼，从文化大革命期间钟楼拆除后，仅仅在教堂主体建筑北侧余下一座一层楼高度的八角形墩台，教堂建筑的表面被浓密的爬山虎覆盖，整座教堂在周围建筑的映衬下显得颇不起眼，但教堂内部高大的科林斯柱，和尖顶券窗使得从内部看来教堂依然高大华丽。现在教堂正面的北墙是倚着原来的北墙后接出来的，圣母山建在了门内，成为北京唯一一座建在室内的圣母山，重修后恢复原貌。新中国成立后，这里还先后用做过工厂，文革期间又改为仓库，期间钟楼被烧毁，直到1994年国家宗教政策落实后才重新开放，恢复其正常宗教活动。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西直门天主堂是后来再次翻修后的成果。祭坛已改为大理石地面，祭台像是一幅三折式金碧辉煌的、尖拱形圣母加冕像，白色中文祭台形似诺亚方舟，而最前边的拉丁祭台是早期教会遗留下的珍贵遗产。侧廊两边的彩色尖窗描绘着救恩史和圣人史迹，取代了以往的花卉图案。与祭台形成中轴线的后方，是北京教区所独有的一个蓝白两色的八角形洗礼池，这是入门圣事的第一步，人须经过水和圣神获得重生加入基督教会。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把最新的射灯、中央空调等现代化设备巧妙地隐藏安装在西堂内，减少了视觉上的障碍，使教友在弥撒中更能全神贯注。堂院的一侧，用大理石砌成的喷泉水池环抱在圣母脚下，有红花绿草的点缀，也有飞翔栖息的鸽子。

北京天主教北堂

西什库教堂，本名救世主教堂，俗称北堂。 1703年开堂，曾经长期作为天主教北京教区的主教座堂，是北京最大和最古老的教堂之一。1984年它被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后又被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西什库天主教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由于两位天主教教士洪若、刘应治愈了康熙皇帝的疾病，因而获赐皇城西安门内蚕池口一带的一块地皮，得以建筑教堂，这所教堂便是今天西什库教堂的前身，名为救世堂。清朝中叶，民间反对天主教的势力与天主教会不断发生摩擦，清政府于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查封了蚕池口天主教堂，并没收了全部教产。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向教会归还了教堂的土地，同治三年（公元1868年），主教孟振生主持在北堂原址建立了一座高大的哥特式建筑。由于蚕池口临近皇家禁地，高大的教堂钟楼引起了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的不悦，经过与罗马教廷和法国政府的交涉，教会同意将教堂迁往西什库，由清政府出资修建新的教堂建筑，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新教堂正式落成。

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6月15日傍晚，由端王载漪所率领的一队义和团开始进攻西什库教堂。6月17日起，清军也参加了进攻。但是教堂依旧顽强坚守。由于缺少粮食，经过半个月的围困后，教堂内的人员将作役用骡马和战马全部吃光，并且开始食用院内的树皮和野草。驻守部队的指挥官和副指挥官以及教堂的主教陆续战死。同年8月16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组建了专门的解救队，才将轰动一时的西什库教堂事件告终结。庚子议和后由清政府赔偿出资重修了损毁严重的西什库教堂建筑，形成了如今的西什库教堂的建筑群。

在1958年的“献堂献庙”运动中，西什库教堂被上缴国家，教堂收藏的教会藏书，各语种的“摇篮本”早期印刷图书和和一批稀见文献，被运出教堂移交北京图书馆收藏。1985年中国拨款重修，教堂修缮一新，更加光彩夺目，成为北京最绚丽的教堂，此后北堂恢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

西什库教堂是一处中西合壁的建筑，教堂的主体建筑为一座三层哥特式建筑，顶端共由11座尖塔构成，建筑平面呈十字形，建筑面积约2200平方米，高16.5米钟楼尖端高约31米，曾经是北京内城最高的单体建筑，教堂建筑的正面有三个尖顶拱券形入口，入口拱门之间雕刻有圣若望和圣保禄等四圣像，建筑正立面上的门窗均用汉白玉石刻装饰，正门中央主跨上有一扇瑰丽的圆形玫瑰花窗，礼拜堂四周则有大小不一的八十面玻璃花窗。围绕哥特式教堂建筑的是传统的中式台基，环以汉白玉栏杆，栏杆和栏杆上的装饰均为传统的中式设计。堂前左右两侧各有一座碑亭，为黄顶琉璃瓦重檐歇山顶设计，庭内安放乾隆皇帝手书御碑两统，碑亭内侧则是四尊中式的石狮子，还有一对石供。 一西一中、一高一矮，巧妙搭配，令人叫绝。主入口两侧的圣者雕像，是北京各教堂中绝无仅有的。

堂内有明柱三十六根，柱顶俱镂菘菜叶形，柱高4丈9尺。大堂内有正祭台和配台，大堂正门内建有唱经楼。大堂主祭台的北边是苦难堂，苦难堂西墙上镶有樊国梁墓碑，在修建西什库北堂时还建有主教公署、修道院、育婴堂等。

除了主体建筑之外，西什库教堂还有面积很大的附属建筑群，包括图书馆、后花园、印刷厂、孤儿院、医院以及光华女子中学、若瑟修女院和天主教华北教区主教府。如今这些附属建筑大多都被其他单位占用，只有位于教堂西北侧若瑟修女院还保留使用。

北京新教教堂

同天主教相比，新教进入中国的时间要晚一些。但是进入中国之后，尤其是在1860年之后发展迅速。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和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先后来到中国，从此开启了新教在中国的传播。1870年，美国卫理公会在崇文门建立了北京第一所新教教堂亚斯立堂，现名为崇文门教堂）。亚斯立堂建筑属于美国现代折衷主义风格，内部设施豪华先进，曾经是北京最大的新教教堂。

此后新教在北京的教堂建设处于停滞状态，直到1901年《辛丑条约》之后，掀起了一波建筑教堂的高潮。这一时期建筑的教堂，规模大多较小，建筑风格也趋同于中国本土建筑，其中尤其值得提出的是1907年在佟麟阁路设立的中华圣公会救主堂。这所教堂是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建立的，其建筑风格特异，教堂的建筑平面是常见的双十字形，但是教堂整体建筑均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元素。屋顶为中国传统的硬山顶，教堂大门开设在南侧山墙上，双十字平面的两个交叉处各自建有一个八角形的亭子作为教堂的钟楼，门前竖有石碑，记述教义。中华圣公会救主堂将中国传统建筑的元素与基督教教义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即突出了其作为教堂的特殊性质，又与周围的民居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是基督教建筑与中国传统结合的典范之作，有着很高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同一时期建设的八面槽救世军中央堂、协和礼拜堂等教堂也极大程度的融入了中国建筑的元素，本土化是1910年代教堂建筑典型特征。

北京东正教教堂

东正教是中俄雅克萨之战后，随着俄国战俘“阿尔巴津人”一起进入中国的。1710年康熙皇帝特别批准，将胡家园胡同的一座关帝庙改建为教堂，供阿尔巴津人使用，这就是北馆。北馆建立后不久，俄国本土就向中国派出了东正教北京传道团，从事东正教传教工作和针对中国和西欧的情报搜集工作。由于传道团身兼传教和刺探情报的双重任务，加之东正教在中国的本土化工作进展不理想，东正教在北京乃至中国的发展都非常缓慢，直到1860年后，才在东交民巷俄国公使馆附近建立了第二所东正教教堂，这就是南馆。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东正教的两所教堂均毁于战火，此后传道团又利用他们在政治上的便利，用庚子赔款在紧邻北馆的地区建立了另外两所小型教堂。

1949年之后，新中国对境内的各教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教会与其海外的母会脱离关系。在此之后，北京的基督教和佛教道教等与马克思主义理念矛盾的宗教一样，无论使教会还是教堂都呈现明显的萎缩趋势。1958年，中国大陆基督教实行各教派联合礼拜，将信徒集中在少数教堂中，大部分教堂都被“献堂献庙”，“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后，教会组织被彻底解散，仅剩的少数教产都被“革命群众”以各种方式没收强占，很多教堂成为工厂、学校的厂房教室，不少建筑和教堂收藏的文物受到严重破坏。1980年代开始，中国大陆逐渐恢复教会组织，一些被企事业单位占据的教产被发还教会，老四堂等北京的主要教堂经过整修，重新开门迎接信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