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内阁成员，前排左一为宋教仁。
文/宝木笑
1913年3月20日晚10时45分，上海火车站，当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友人陪同下准备乘车北上时，突遭枪手袭击。宋教仁不幸中枪，虽被及时送往附近的沪宁铁路医院，但终因伤势过重于3月22日凌晨4时48分去世，年仅31岁，史称“刺宋案”。百余年后的今天，我们很难想象“刺宋案”在当年的影响，用“举国震动”来形容并不为过，清帝国被取代后的中国仿佛一下子进入到政治斗争白热化的高速公路，各方矛盾被加速激化。在国民党内部，分化被公开化了，围绕如何为宋教仁报仇的问题，实质上是围绕如何实现民主中国的问题孙中山、李烈钧等人与黄兴等人最终明确地摊牌。在袁世凯方面，“刺宋案”让其加速了自身的垮台，此案之后的一个月“二次革命”爆发，战争之外袁世凯于当年10月就任临时大总统，第二年解散国会，第三年称帝，直至败亡。英、法、德、日、俄五国在给袁世凯集团巨额借款的同时，加快在中国的势力侵入，物色各自的代理人，民初乱象始成。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关于“刺宋案”的主谋到底是谁显得更加重要。因为，这直接决定着在当时的国家政治角逐中，谁能够占领道义上的高点，进而紧紧掌握“人和”这种历来权力之争的终极杀器，让己方的一切“师出有名”，让己方的主义“奉天承运”，最终战胜政治对手。事实也正如此，在“刺宋案”发生之后，全国舆论哗然，各方推测激烈碰撞，洪述祖、应夔丞自然是直接谋杀者，人们争论的焦点是在洪、应二人背后的主谋到底是谁，有人说是袁世凯无疑，有人说是赵秉钧，有人说是陈其美，可谓众说纷纭。直至百年之后的今天，那件民初震惊中外的中国第一大案、民国史上的第一要案和第一疑案仍然没有定论，北大历史系教授尚小明集数年之力撰写《宋案重审》，将北大历史系尘封数十年的“袁世凯密档”解密，为此案在今天的研究拓展了新的维度。
聚光灯下的猜测与误读
尚小明之所以将书名定为《宋案重审》，实在是前面所述的种种谜团让百年来的宋案研究如坠迷宫，不能达到“重审”之境，也许真的无法实现破立之实。甚至这种重审连带着关乎对于此案本身概念的更正，尚小明在《宋案重审》中反复强调了此事，即“宋案”≠“刺宋案”，“刺宋案”只是“宋案”的一部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尾声。整个宋案是一个体系，错综复杂，包括收抚共进会、调查欢迎国会团、操弄宪法起草、构陷“孙黄宋”、“匿名氏”攻击、低价购买公债等，“刺宋”是宋案最后一个环节。这也是为何尚小明的《宋案重审》实质上走的双重研究路线的原因，一方面尚小明坚定地坚持考据在史学研究中的关键地位，即历史研究和科学研究是一样的，结论必须建立在事实依据的前提下。另一方面，我们还需要考虑到历史研究自身的学科特点，即需要将研究对象放置在当时的历史生态中考量，不对刺宋之前的来龙去脉进行考证和掌握，就无法得出令人信服的历史解释，也无法对“刺宋”发生后的一系列矛盾现象进行可靠的解释。
之所以要如此大费周章，盖因当年的宋教仁遇刺实在影响过大，举国震惊之下，几乎所有方面的聚光灯一齐照来，然而诡谲的是，纵然是在当时，关于到底谁才是“刺宋案”背后的主谋也没有一个真正的结论。袁世凯成为最大嫌疑人，因为刺杀宋教仁的枪手为武士英，武士英是时任江苏驻沪巡查长、共进会会长应夔丞雇佣的，应夔丞的背后是时任内务部秘书的洪述祖，而洪述祖又是“袁世凯的人”。当时的内阁总理赵秉钧被时人怀疑的程度绝不比袁世凯少很多，人们认为是赵秉钧指使洪述祖去刺杀宋教仁，因为宋教仁一旦北上，以其当时在国民党和全国的地位和声望，代赵而成为新总理并非没有可能。当然，当时国内还有很多人怀疑宋教仁实在是死于国民党内部“战友”之手，作为当时孙中山最为重要的政治盟友的陈其美嫌疑最大，为了抗衡宋教仁、黄兴谭人凤一派的湖南帮，陈其美选择了刺宋，虽然无人敢直接将矛头指向孙中山，但含沙射影之势早已不言自明。
按照尚小明在《宋案重审》中的观点，这种聚光灯下多重的怀疑最终导致了多重误读，而这正是民初政治生态的产物。武昌起义之后的1913年，当时的中国正在激烈的党争角逐中，在反复的谈判、斗争与交易后，暂时的政治格局是清帝退位、孙中山退职、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这是一个满清败北、革命党虚胜、而袁世凯的北洋系获得大胜的局。孙中山一系原本想以定都南京和让袁世凯在南京就职限制北洋系，但很快曹锟便“心领神会”发动兵变，袁世凯以“维稳”为由拒绝了孙中山退职的条件，北洋系再胜。当时看来，中国的政治格局只能寄希望于《临时约法》，按照约法，正式的国会选举应在1913年2月前完成，只有真正意义上的国会诞生，中华民国真正意义的第一任大总统才能产生，这一条之所以让北洋系感觉掣肘，因为这一条得到了当时西方列强的普遍首肯，故而成为各方角逐的焦点。
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中，猜测和误读显然是一种必然，这种猜测和误读与其说是探寻真相过程中的不明，倒不如说是一种夹杂着浓厚政治因素的运作。然而，我们仍然难以想象这样一个事实：即便“宋案”≠“刺宋案”，但宋教仁遇刺这件事本身已是当年中国的第一大案，可以说全国各界的聚光灯都集中在了那里，何以此案在当时就成为悬案。如果回归案件本身，枪手武士英很快死于狱中，袁世凯放走洪述祖，又派人刺死了应夔丞，当然这似乎足以让人认定袁世凯是“刺宋案”的主谋。但这中间又不排除其他的可能，最重要的就是尚小明在《宋案重审》中提到的，因为袁世凯参与了之前的“宋案”，即授意洪述祖、应夔丞采用“金钱联合”等不法手段操弄宪法起草以及图谋购买所谓“劣史”诋毁“孙黄宋”等，所以袁世凯为了防止洪、应二人狗急跳墙咬住自己，不让自己背上直接杀宋的最大罪名，只能出此下策。
更甚者还在案件之外，“刺宋案”的主谋枷锁落在谁身上，谁将直接落入政治的绝对下风，因此各方明知是猜测和误读，也会全力以赴。尚小明认为，这种种误读的根子就在将“宋案”等同于了“刺宋案”，说白了，就是将政治生态代替了法理自身，基本的史学态度应该是以租界捕房自应夔丞宅搜出的五十三件宋案关键证据为核心。但是遗憾的是，即使在今天，人们依然抛开证据链条，直接从所谓“动机”出发去进行猜测，这种误读本身就已经偏离了客观的历史观和法的精神。尚小明在写《宋案重审》过程中，除了将北大尘封的密档研究梳理透彻，更是将近年来几乎所有关于宋案的史料甚至有影响的网络文学作品都进行了翻阅研究，可以说如果单从史料考据方面说，《宋案重审》已然是关于那段史实的研究高峰。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当然期待着尚小明能够给我们一个“震撼性”的结论，然而，在数十万字的考据推理之后，尚小明的结论似乎让普通的历史爱好者有些“不解渴”。因为最终的结论是“刺宋案”的凶手是枪手武士英，幕后的谋杀者是洪述祖和应夔丞，单就“刺宋案”而言，袁世凯、赵秉钧、陈其美均非主谋，但袁世凯、赵秉钧应该对“刺宋案”之前的“宋案”部分负责。
重审之外的意味
于是，我们似乎可以在尚小明的《宋案重审》中读到另外的意味，那是聚光灯下真相难寻背后的民初政治风云，正是那段历史中的波与诡谲造成了各方都仿佛成为了密室杀人的嫌疑人，那些我们今天在课本和小说中读到的历史人物，其实有着更为复杂的多面性。袁世凯早已成为我们历史课本中的刺宋主谋，然而尚小明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就在于将这种“定论”推翻。推测袁为主谋不但从法理上实在缺乏证据支撑，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种种关于这个方面的误读，实在是一种历史印象的惯性和长年宣传的渗透使然，在不知不觉中从当年的政治生态角度猜测以至认定袁世凯为主谋。因为“袁世凯对宋教仁到处发表演说批评政府，并宣传其政党内阁主张，心有不满；袁世凯指使洪、应构陷‘孙黄宋’，以损毁其声誉，亦为事实，但他却没有从肉体上消灭反对党领袖的想法”。为此，尚小明列出了五条袁世凯无需杀宋的缘由，尽最大努力还原当时的政治生态。
事实上，1913年与袁世凯争夺大总统之位的是黄兴而非宋教仁，如果袁世凯真的要行刺杀之事，当时黄兴和宋教仁都在火车站，何不直接去刺杀黄兴？因此，当时的不少报纸都对此是有疑问的，比如1913年3月24日的《亚细亚日报》就撰文《对于枪击宋君遁初之疑问》说道：“宋君于政治上虽不无关系，但视黄克强则大有不同……宋之声望尚不及黄，宋、黄同行，何以不刺黄而独刺宋？”更为重要的，袁世凯作为城府极深的政客，他早就明白他要对付的是整个国民党，是国民党大多数人欲实行政党内阁主张，杀一个人不但不能改变什么，还会刺激整个国民党同仇敌忾。更让今天的我们想不到的是，我们本以为袁世凯与宋教仁是关系一定是针尖对麦芒的形势，其实则不然，两者虽然有政治的绝大分歧，但也正是从政治上袁世凯非常需要宋教仁，即使不能完全拉拢，也比国民党其他的领袖要强，因为宋教仁是当时国民党领袖中稳健派的代表。所以，历史学家唐德刚才会这样描述袁宋之间的关系：“宋其实在早年的同盟会中，一直被他的同志们视为亲袁派，所以袁也一直对他是加意笼络，甚至视为子侄。”
当我们重审一段历史的时候，其实往往是对我们印象中的那些历史人物的一次再认识，更是对我们自己如何知事识人的一次再升华。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被告知的历史人物大多是扁平化的，好就是完全好，坏就是完全坏，即便如今情况有所改善，但总体上说我们仍然处在这样的历史认知的惯性中。正是在这样的意味中，我们才发现在对宋案的重审过程里，那些我们本以为很“熟悉”的历史人物正在展现其复杂的一面，这其实对我们未来以更加客观全面的视角进行历史阅读和研究是很有益处的。前面举了袁世凯的例子，那是注定的历史反面人物的另外一面，而在我们印象中的正面人物，或者说正面群体却有着复杂的其他维面。我们印象中，国民党是孙中山先生一手造就，国民党是对孙中山完全信仰和紧密团结在其周围的，其实，在宋教仁时代情况绝非这样简单。
当时，国民党却是宋教仁一手改组，其在党内的声望和地位并不比中山先生弱，遗憾的是，宋教仁与孙中山无论是大政方针还是具体策略都有着极大分歧。在辛亥革命前，同盟会内部曾发生过两次“倒孙风潮”，宋教仁都没有站在孙中山一方。到了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宋教仁与孙中山出现了更多分歧，说“处处对立”其实也不为过，比如孙主北伐，宋主南北议和、推袁做总统，孙主定都南京，宋和章太炎都主张定都北京，孙主张革命手段治国，宋主张议会手段依法治国，孙主张实行美式总统制，宋主法式责任内阁，孙坚持要做大权独揽的大总统，不愿受人制约，宋则坚持议会制，把总统的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更为重要的是，孙本人就是洪门里级别很高的人物，在上海的政治盟友陈其美等都是青帮大佬，而宋坚决反对黑社会组织加入同盟会。日本外务省政务局有关宋教仁的秘密档案解密后，人们发现早在1907-1908年间，宋教仁对于孙中山已是彻底的否定：“孙逸仙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相信，在真正的大首领出现之前，努力钻研有关的政治的书籍是得体的。”
以上种种凡例，并非要说明我们要怀疑某些人成为刺宋的新主谋，我们只是感慨一旦以重审的眼光回望历史，我们将看到更加丰满鲜活的人物，也将看到更加立体客观的史实。这也是《宋案重审》在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意味，尚小明和王晓秋等学人反复强调：“要认识历史事件是错综复杂的，切忌把它简单化和公式化，历史人物是多面多变的，切忌把他们脸谱化和固定化，历史史料是混沌粗杂的，切忌不假鉴别，不辨真伪，或随意曲解、误读，必须追踪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摸清历史人物之间的真实关系”。尚小明等学人之所以如此谨慎凝重，盖因历史观并非仅仅指代着过去的人和事，其往往影响着当下人们看待问题的眼光，特别是客观思索的能力和独立精神的涵养，诚如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所说：“一些可以轻易在群体中流传的神话所以能够产生，不仅是因为他们极端轻信，也是事件在人群的想象中经过了奇妙曲解之后造成的后果，在群体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最简单的事情，不久就会变得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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