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之战，李秀成书信曾国荃，建议让饥民出城谋生，到郊外喝粥。曾国藩不同意，还跟弟弟曾国荃吵了一架。曾国荃答应给食物，也有自己打算。
持续44天的与雨花台之战，曾国荃被李秀成击伤，左额鲜血直流。但是，太平军苦于缺乏补给，无法支撑持久作战，李秀成选择撤兵，湘军击退了太平军攻势。
战争，某种程度上就是拼后勤。在河道纵横交错的江南作战，失去水师优势的太平军想要获胜，难度太大。湘军控制长江，在持久战中，已经立于不败之地。
彭玉麟、杨载福水师封锁长江，曾国荃“堡垒战术”，断了南京内外联系。
想要打破湘军围困，有4种方法，但太平军都做不到。第一，水师优势，把粮食与兵马运送入城，则湘军战术不攻自破，围堵没意义。这点，太平军不行，因为没水师。
第二，正面强攻曾国荃的堡垒，摧毁湘军防御工事，从陆路运输补给。强攻坚固营垒，太平军缺乏重武器，短期内做不到；拼消耗，采取反包围策略，又没足够的粮食，也不行。
第三，围魏救赵，攻其必救，把战场转移到外线，攻打湘军后方。很遗憾，封地制下，太平军将领各自为政，自顾一亩三分地，缺乏大局观，没有相互配合。
第四，向洋人购买粮食，外商运送入城。湘军敢打太平军，但不敢招惹列强，洋人卖粮食给太平军，曾氏兄弟一点脾气都没有。可惜，这条路也被曾氏兄弟给堵死了。
曾国荃开出高价，比太平军多出一倍，向洋人购买粮食。外商为了利润，自然把粮食卖给湘军。太平军想拿出更高的价钱，无奈财力有限，支撑不起。
没有粮食，还如何守卫城池？武昌、九江、安庆陷落，不是因太平军在战斗中主力覆没，湘军破城而入，而是太平军被困死。
湘军铁了心拼消耗，封锁一两年时间，城内连野草、树皮、老鼠都被吃光。太平军饥疲不堪，连拿起武器战斗的力气都没有。此时，湘军在城根爆破，太平军无法堵住缺口，战局一边倒。
南京，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湘军围困近两年，城内粮草断绝。李秀成自述中说洪秀全自己都食用“甘露”，也就是野草充饥，并号召城内百姓一起“养生”。
南京城内居民十几万，能战斗的士兵不足3千。即便如此，太平军都不能保证粮食补给，百姓也要忍受饥饿，在死亡线上苦苦挣扎。
李秀成书信曾国荃，希望能让城内百姓出去吃饭，自谋出路。曾国荃在城外开设“抚恤局”，同意李秀成的方案，给饥民们喝粥。
但是，曾国藩不同意，拒绝让饥民出来。曾国藩让他采取当年李续宾在九江的策略，不让一人出城，以此增加城内负担，激化内部矛盾，为湘军破城服务。
《曾国藩全集》有记载：“城内放出之妇幼，迪庵前在九江一概不收，扔送进城内。一则城内饥饿者多可致内乱。二则恐贼之眷口从此得生也。望弟参酌。”
1857年，李续宾开始围困九江，外出饥民一概不收，全部驱赶回城内。城池陷落之后，李续宾心狠手辣，屠戮一万七千余人，守将林启荣被解剖。
九江之战后半年，陈玉成取得三河大捷，全歼湘军6千余人，李续宾阵亡沙场。
湘军喜欢屠戮，纪律也糟糕，曾国荃也是如此。曾国荃攻克安庆，纵容士兵劫掠三天三夜，以此来增加士兵收入，激发他们战斗的动力。
曾国藩、曾国荃对太平军的态度一样，但两人性格差别很大。曾国荃为人比较爽快，“挥金如土，杀人如麻”，还是有点正义感。
为了饥民问题，曾国荃与曾国藩吵了一架，在缺钱的时候，还向湖广总督官文提出拨款开设“抚恤局”，以及向老乡求助，增加南京城外米粥供应。
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中对曾国荃的抚恤有记载：“致函江宁藩司万启琛，请其助力”。又对曾国藩表示“抚恤局，万难裁撤”，曾国荃与长兄意见相左。
曾国荃接纳饥民，是为了瓦解太平军斗志，树立“王师形象”，便于湘军攻城。李秀成把饥民放出来，是为了减轻城内负担，以及因饥荒带来的矛盾，为坚守南京服务。
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总是救了一些饥民，也算行善之举。当然，曾国荃这人比较复杂，南京陷落之后，又劫掠一番，惹得民怨沸腾，成为朝野攻击对象，被迫辞去湖北巡抚，暂时回家“养病”。
曾国荃再次出山后，担任山西巡抚，又倾尽全力去救灾，在“丁戌奇荒”中救了数百万人的性命。曾国荃热心救灾，却纵容湘军劫掠，自己也参与其中，他是一个相互矛盾的人。
李秀成、曾国荃是劲敌，相互厮杀。南京之战，面对饥民，两人都希望给他们一条活路，这点比曾国藩强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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