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的家乡，冬天很冷，每年都会下几场大雪。到了十月，北风准时吹过来，出门在外，手如果不缩起来，很快就会冻僵。
那个时候没有鸭绒袄和羽绒服，农村人喜欢用棉絮做一个厚实的棉袄，外面蒙一个大褂子，再做一条同样厚实的棉裤来御寒。人们出去，习惯双手交叉，放在袖笼里。
在冬天，最苦的可能要算孩子们了。他们要顶着寒风，穿过旷野，到两三公里之外的学校去上课。
到了学校，坐进教室后，几乎是他们噩梦的开始。那个时候的学校，教室窗玻璃总是被调皮的孩子给打得稀巴烂，偏偏学校不肯修，到了冬天老师会找来一些薄膜蒙上，北风一吹呼呼地响，有时候破了，北风就直接吹进来，教室的气温和实在几乎一样。学生们冻得受不了，总是不由自主地跺起了脚。这时候老师总是严厉地大喝一声：“不许跺脚！”教室里立即安静下来。
有时候老师也被冻的受不了，便会对学生们说：“现在给你们两分钟跺脚时间，两分钟后大家都必须安静下来。”话音未落，教室里便响起了噼里啪啦的跺脚声。老师放下课本，也跟着活动，整个教室沸腾起来。
下课后，同学们会自觉的跑到教室后面，蹦蹦跳跳来取暖。很多时候他们顺着墙根挤在一起，用身体撞击对方，被撞出的人回到队尾，再去挤別人。这个游戏叫“挤油”。还有一个游戏也相当盛行，叫“叨鸡”。两个人蜷起一条腿，蹦跳着用躬起的膝盖去攻击对方，跌倒的算输。这也是很好的取暖方式。
到了隆冬时节，气温急转直下，大地出现了冰冻，水里开始结冰。这几种取暖方式似乎失去了效力。很快每个学生都多了一个小火炉。
那个年代，家俱都是砍倒自家的树，请木工来家里做的。家俱做好后，去镇上买几桶油漆，由木工漆上就是。油漆用完，大人们就把油漆桶收拾起来。所以在那个年代，孩子们在自家的墙旮旯里总能扒出几个油漆桶出来。油漆桶上都有一个铁的椭圆形提把手，正好可以提着走。大的提着太重，孩子们就选择中小型的，直径大概20公分左右，在底部靠上2公分的地方挖一个直径2公分左右的洞，往桶里放一些干枯的小树棒，用火点着，提着就可以取暖了。
小树棒是田野里捡的，农村最不缺的就是这些，树下地上到处都是，孩子们可以随地取材。
每到冬天，田野里、小路上到处可以见到提着小火炉的孩子，他们有的弯腰拾着柴火，有的提着桶到处跑，好让火烧得旺一些。
到了学校，学生们都会主动把小火炉放在教室的后面。老师们并不会说什么，默许学生们的举动，这样还可以让教室暖和些。但是如果哪个炉子冒出了浓烟，老师就会勒令马上提出去。
一般情况下，一节果过后柴火早已经燃烧完毕，小火炉和教室都重新变得冰凉起来。学生们都会带上火柴，放学后在路上捡一些枯草和干柴，重新把炉子里的火生起来，提着小火炉满地跑。
冬天的天气变化很快。有时候早上坐进教室的时候还是阳光普照，放学后外面已经是白雪一片了。
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的雪下起来就没个完，不及膝深就不会停下来。银装素裹的世界，万物都躲藏在雪下，孩子们再也不能随地捡树枝了，他们会折一些家里备用的柴火，燃着了提着上学去。放学后他们的柴火用完了，只能雪里刨柴了，刨不到只好提着空火炉回去。
那个年代还不流行雪地靴，家家户户都会做几双厚实的棉鞋，大人小孩到了冬天都会穿着它。下雪后，棉鞋不能再穿了，人们只好穿上胶鞋。胶鞋就是一层橡胶，穿上它刺骨的疼。很快脚会冻得开花，到了春天热了的时候，冻坏的部位钻心的痒，有时候狠不得拿刀剜了它。
为了防冻，母亲每天都会烧上一大盆热水，有时候会放水里放一大把棉籽，让我们把脚放进去浸泡。水差不多70来度，脚放进去感觉瞬间就被烫熟，我们本能的把脚抽出来，放到盆沿上。这时候，母亲会逼我们把脚再次放到水里去。虽然很烫，用热水浸泡过的脚过后真的很舒服。
有些大人打一些细长的草腰子，缠在孩子们的脚上，从脚踝一直缠到膝盖。孩子们被缠得像过草地的红军，再到雪地里走，确实暖和了不少。
一尺多深的雪，孩子们再在雪地里寻找枯枝会很困难。不过这难不倒我们。学校附近有一大片梨园，很多枯树被雪打断，斜挂在树干上，我们想办法把它们扯下来，掰成一节一节的，塞进小火炉里。
虽然是枯枝，经过一场大雪，早已经被雪水浸透，想点着它很不容易，需要拿一些干燥易燃的材料来引燃它们。为了引火，我们经常在书包里放一些写过的作业本，把它们放在油漆桶的底部，上面覆盖上枯枝。然而，一本作业本撑不了几天。有些同学毫不吝惜地撕破自己的课本，拿它来当引火材料。
没有了课本，上课时只能双手盘起来，装做很认真的样子。但是，老师经常会突然走到某位同学的课桌前，抬起他的胳膊，指着空空的课桌问：“你的书呢？”学生总是说：“找不到了，我也不知道是被谁拿走了。”一脸无辜的样子。
小时候的我很乖巧，上学很认真，从来不撕书，不过经常会发现书被人偷偷撕掉几页拿去引火了。愤怒之余，我会裁几张白脸纸（一种很薄的白纸，有些透），摊在别人的书上，一页一页地拓出来，贴到课本上，补齐被掉的部分。
被雪水浸湿的树枝燃烧起来会冒出很浓的烟，偏偏北风无常势，一会儿往南吹，一会儿往西吹，又会儿又回头往北吹，无论我们站在哪一边，浓烟总能吹到我们脸上，呛得我们禁不住流下泪来。
在北风呼号的雪地里，小火炉几乎没有一点作用，提着它基本是自我安慰。除了提着它的手暖和一些外，整个身体都是凉的，脸也早已经被冻得通红。一个冬天下来，大部分学生的脸和手都会被冻坏。有些人的手会被冻开裂，渗出鲜红的血来。
为了防冻，母亲总是在早晚我们洗漱完毕，往我们的手和脸上涂上蛤儿蜜和雅霜。但是冬天里，我们的脸总是冻得像树皮一样粗糙。用母亲的话讲，像猪屁股。
临近过年的日子，天气越发的冷了。老师终于也耐不住寒冷，叫同学们去外面寻些砖头或者土坯，在教室里围两个50公分见方的格子，再去外面寻些断枝来，在方格子里面生两堆火。老师坐在火边讲课，同学们围坐在方格子四周，一边烤着火，一边听讲。
在我的记忆里，小学五年都是这么过来的。残破的窗户、发黄的墙壁、土围的“火盆”和油漆桶小火炉，成为儿时冬天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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