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碌碌无为。
这是村里的老辈们，对父亲的评价。无论当面，还是背后，他们都这样说。
甚至在父亲去世几年后，偶尔提起他，还会有人说：“他真有福！玩了一辈子。”
祖父是教书先生，一生清贫。在我父亲三岁时，因病去世。
祖母出身大户人家，从没有为生计操心过，更没下地干过活。又逢土地改革，受曾祖父牵连，我家成分划为地主，被赶出原来居住的房子。
祖母就独自带着四五个孩子，不停地被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过着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
父亲跟我之间，很少有亲密的交谈。他也从来没跟我们提起过他的童年。我便无法猜测到，他的记忆里有多少童年的影子。
我现在仍不敢想，祖母是怎样颠着一双小脚（祖母从小裹足），用那双拿绣花的手，为几个孩子遮风挡雨的。
我不清楚是因为成分问题，还是家里条件原因，初中毕业的父亲没有再继续念书。不过在当时，打着灯笼也难找到几个初中生。
父亲当年的那些初中同学，一个个都在政府部门工作。只有他，是唯一一个永远战斗在农业第一线。
据听说，父亲是有过几次“脱产”机会的。
一次是县委某领导要他当秘书。现在领导，每天固定在政府办公。人民公社时期，县领导奔波于各个公社之间，吃住都在农户。由生产队安排，一般都是轮流。每顿饭要给钱和粮票。
有一天，县某领导（也有说是县长）来生产队驻队指导工作，看中父亲，让跟着他当秘书。父亲以祖母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离不开他为由，拒绝了。
还有一次是学校要父亲去当老师。父亲去了，站在讲台上面对下面叽叽喳喳的学生，讲不出话来。父亲跟我说，他是嫌那么多孩子烦。
我不认为是父亲没有口才，因为我见到他的小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写满字。有的是摘抄的毛主席语录，有的是《毛泽东选集》学习心得，有的是庄稼技术要点，有的是土农药配方。
那是父亲做为技术员，代表生产队参加学习的笔记。回来后是要给全生产队的社员讲解传达的。
听父亲讲来，对于这两次机会他好像从不后悔。
那时，伯父们都分家另过。所以我心里想，父亲一定是舍不得抛下祖母一个人。
我倒是感到惋惜。
不说给县长做秘书，哪怕“脱产”当老师，每月有工资拿，我们家也不至于那么穷。我更不至于差点小学都没读完。
其实父亲很勤劳的。尤其分田到户以后，父母更是起早贪黑在地里忙活。只是科技不发达，任他们再劳累，还是不够全家六口人（那时有了弟弟妹妹）吃饭穿衣。
农闲时，上山挖黄姜、找野生黄莲，或者砍毛竹，荆条。两个人辛辛苦苦一天，能卖到两块钱就不错了。
有时还空手而归。父亲烟瘾很大，吸旱烟。有一次他一个人上山砍毛竹，到了山上一摸口袋，才发现忘带旱烟袋了。瘾得不行的他，随便砍了几根就回来了。从那以后，他就烟袋不离身。
我们家每年需上缴农特两税、提留款（这些款项在税费改革后才全部免除了）三四百。所以，平常我们家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
我的学费都是等父母慢慢挣钱了，分好几次交给老师的。有时候，下学期了还欠着上学期的学费。
五年级下学期，学校正月初十开学。父亲初八就出门了没回来。我象往年一样，一个人先去找班主任报名。
老师说情况特殊，因为马上要毕业了（我们那时小学是五年制），不能欠着学费。自尊心很强的我，听到这话扭头就回家了。
三天过去了，父亲还没有回来。班主任请同学带口信给我，说要发书上课了，叫我先去上学，学费后面慢慢来。
直到元宵节过后，父亲才回到家。原来他是出门为我借学费的。
第二天，我高兴的把学费交给了老师。
本来是正月里，亲戚们又都不富裕。父亲一个星期，辗转了几十家，才凑够那十块钱。
初中时，班主任要求每个同学必须至少定一份报刊杂志。我对比了半天，定了最便宜的半年《中学生天地》。
中午回家吃饭时，支支吾吾半天，才敢跟父亲提这事。看到他拉下脸来，我便不再言语。
我放下饭碗，默默拿起砍刀，转身向后山走去。我打算每天砍些柴卖到镇上餐馆，凑够那一块七毛四分钱。
当我刚砍下第一刀时，听到父亲喊我住手。原来他早就悄悄跟着我，看我要干什么。
只见他从口袋里摸出旱烟包，又从里面掏出个塑料袋打开来。里面竟然装着钱，角币一叠，分币一叠。
父亲很仔细地，一张一张地数够了一块七毛四分钱。把塑料袋装回旱烟袋里，放进口袋。又仔细地数了一遍那一块七毛四分钱，直到确认没错，才递给我，摧我赶紧上学去。
后来，条件逐渐好了。种旱烟也麻烦，父亲便不再吸旱烟。他说，有那功夫还不如挣点钱买好几条香烟呢。
所以，从我挣钱开始，任何时候回家都会给父亲带几条香烟。父亲家里也从来没有断过香烟。他说，饭可以不吃烟却不能不吸。
该是我的疏忽，一直到父亲去世，我再也没有见过他的旱烟袋了。也不知道他那里面是否还装有舍不得用的毛币。
父亲一生平庸，但绝不是碌碌无为。遗憾的是，等条件好起来了，楼房盖了，他却离开了我们。
相信天国里，父亲不再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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