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昌航天杨周
法律作为调节全社会权益和经济利益分配的国家强制手段，其核心功能在于惩罚与震慑。惩罚是对违法行为的直接否定，而震慑则通过惩罚产生的威慑效应，遏制潜在的违法冲动。当法律的震慑力因惩罚力度不足而削弱时，社会成员对法律的敬畏感将大幅降低，违法现象随之滋生，进而冲击社会秩序，威胁社会稳定。
以校园暴力伤害案件为例，这类案件频发却面临诸多困境。每年全国各地发生大量校园暴力伤害事件，但真正进入司法程序并得到公正判决的少之又少。
在个体与学校法人的法律对峙中，个体天生处于劣势。一方面，个体证据收集能力有限，学校作为具有组织优势的法人，可能利用其资源和影响力，介入证据处理过程，导致证据灭失或造假，使得个体难以获取有利证据。另一方面，即便个体克服重重困难收集到证据并起诉，受地域管辖限制，案件需在学校所在地法院审理，当地法院能否保持司法公正，不受地方权势干扰，成为一大疑问。
即便证据确凿、事实清楚，且法院秉持公正原则审理，现行的对等赔偿原则在实践中也难以保障受害者权益。对于学校这类法人主体，对等赔偿的经济责任往往无关痛痒。
现行判决存在诸多局限性：受害者因侵权行为遭受的机会损害通常不被纳入赔偿范围；精神损害赔偿因缺乏量化标准，依赖法官自由裁量，赔偿金额往往与实际精神创伤不匹配；无票据但真实发生的费用难以得到支持；无法举证的损害、鉴定结果未明确的损害均被排除在赔偿之外。经过这些“折扣”，受害者实际获得的赔偿远低于其遭受的损失，所谓的对等赔偿沦为一纸空文，实质上是对受害者的一种伤害。
更令人担忧的是，学校凭借其在当地的权势，可能影响判决公正性。2017年，我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法院所遭遇的司法腐败就是权钱交易的结果。宁夏理工学院常务副校长姚远带领4名校工在学校内殴打我的孩子，在一审法官肖占斌的一手操作下，一个有多达100项证据证明的人身伤害事实被篡改为——只存在学校管理的不文明行为，只存在对我孩子的拉扯行为，不能证明学校实施了隐私、人身侵权行为，学校不需要承担因为我孩子被殴打、被隐私、人身侵权而不得不退学的损害结果。
学校可以通过诸多办法影响当地法院和法官，导致违法收益与违法后果严重失衡。当违法成本低廉到让学校认为违法获利比守法经营更有利可图时，法律的权威性将荡然无存，违法行为必然会变本加厉。法律的生命力在于严格执行，法律的权威在于有效震慑。我国法律应坚定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以果断的态度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维护法律尊严。
个体在与学校的维权博弈中，本就因举证弱势而艰难前行，加上复杂的政务环境和法治现状，维权之路布满荆棘。在此情况下，若法官仍固守对等损害赔偿原则，判决结果将无法对学校这类违法主体形成有效震慑，等同于姑息纵容违法行为，进一步加剧社会法治困境。
法院需站在法治建设和社会安宁的高度，突破传统对等赔偿原则的局限，对侵权人实施惩罚性判决。惩罚性判决不仅要求侵权人承担违法的直接法律责任，更要通过超出实际损害的赔偿，让违法者付出沉重代价，从而实现法律的震慑功能，遏制潜在违法犯罪行为，构建公平正义的法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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