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母亲

我和母亲

母亲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她生了我们子妹八个。我是最小的女孩，在农村都叫老丫头。

母亲一生勤劳，节俭。在那个物资缺乏的年代，母亲沒让我们饿着，冻着。

春天，母亲经常领我去采野菜，朱毛菜、线菜、灰灰菜、刺菜。采回后，朱毛菜和上玉米面，做玉米面饼子，非常好吃。其它的菜炖土豆，滑溜的也好吃。

闲暇的时候母亲就给我们做布鞋，零碎的破布都用浆糊粘在一起，晾干了，做成鞋底。然后用麻绳纳鞋底。母亲要做十几双才够我们穿。所以每天都在煤油灯下纳鞋底，一直到半夜。母亲的辛苦换来了我们冬天脚下都穿上了暖暖的鞋子。

听母亲说：六十年代，为了还清苏联的债，我们农村三年收入的粮食都交国家了。大家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勒紧裤腰带，还清苏联债”那时大姐四岁，大哥两岁。母亲抱着一个，领着一个，跟生产队妇女去挖齐麻菜，因为齐麻菜多，春天是出的最早的菜。挖回后和玉米面一起做稀粥，做两大锅，孩子大人一起吃。齐麻菜挖不着了，就把玉米壤子用磨磨碎了做粥喝。母亲瘦得如干柴，还是挺过来了。

后来包产到户了，曰子一点点好起来了，我们也都结婚了，母亲却老了。

有一天，弟弟来电话，说母亲病了，让我快回去。我到家后一看，母亲嘴斜眼歪，已不能动，乡村医生说，是脑血栓，打着点滴。看着劳累了一辈子的母亲就这样倒下了，我无比心酸。想想我上中学时，因为住宿，每次星期天回家，母亲都给我做饼或粘豆包，炸咸菜裝罐头瓶里，带学校吃。那时我们上学，菜只是汤，非常艰苦。母亲的爱一点一滴都在我心里。做为儿女，这是母亲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责无旁贷。

由于，小弟还沒结婚，二弟是插门女婿，姐姐们都孩子多，哥哥已先逝，父亲也沒了。我这个老丫头也该为母亲尽点孝。我领着四岁的儿子，天天给母亲熬中药，一天喝三遍。母亲渐渐会说话了，嘴眼也正当了，我心中切喜。

最难熬的是，母亲体重一百四十多斤，我才九十多斤。拖着母亲沉重的身体上厕所，每次都累得我气喘噓嘘。上炕时，我得连推带抱才能把她弄上去。我想，这么也不是长法，我得让我母亲会走路才行。我就和母亲说：咱俩练走路吧？母亲说：走不了，害怕。我说：你别害怕，我就站在你面前两步远的地方，你站在炕岩边，站稳，然后向我挪动。如果你真站不稳，我也能及时扶你，一定摔不到你。母亲说：老丫头，行吗？我说：你放心，肯定行。母亲信任的向我走来，真走了两小步，扑到我怀里，我娘俩都笑了。

每天领着母亲练走路。让她扶墙多走，练腿的力气。三个月后母亲终于能自理了，她能自己吃饭，自己上厕所了，我很欣慰。

我离开老公也三个月了，母亲渐好，我也得回自己家了。二弟怕母亲跟前沒人侍后不行，就和她媳妇商量先回婆家照顾我母亲，弟媳的父母还年轻，先自己过。弟媳是蒙族人，诚实，善良，就同意了。

我也回到了婆家所在地，一个小城市。孩子该上学了，我也得干点啥，贴补家用。我就开了一个保健养生馆，自己学了三个月才开的。那时刚兴起养生行业，客人很多，天天忙忙乎乎的。

二弟有时会给我打电话，告诉我母亲的情况。这几年母亲的病也总反复，每年都打几个点滴。我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由于店里离不开人，总是想再等一段吧，不忙时回去看看母亲。母亲也让二弟问我，什么时候能回家。我都说，过几天吧。

有一天晚上，二弟打来电话，说母亲病重了，让我回去。我以为还象每次一样，打几个点滴就能好。就说：这几天太忙，我看看哪天不太忙就回去。二弟在电话那头沒好声的说：你别回来了，就挂了电话。我一寻思，事不好，这次一定严重。早晨早早起来坐上了返乡的客车，等我到老家时，下午三点多了。母亲已认不出我，糊涂了。听弟媳说：早晨我母亲还清醒，跟二弟他们说：我老丫头今天回来，不知啥时到家。可想而知母亲有多想我。听到这些话，我泪流满面。我后悔，我为什么不早点回来陪陪母亲。天天为了挣钱忙碌，钱有那么重要么？钱能买回母亲的时间吗？钱能买来母女的情意吗？我愧疚，我颤悔，我心如刀绞。

又过了一天，母亲终于离开了我们。临终也沒能和我说上一句话，就这样离开了我，让我这一生永远的内疚。我常常想，如果人生能再来一次多好，我一定陪在母亲身边，让母亲不再想念，让母亲沒有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