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经，若无《左传》，恐亦难晓。”
先生曰：“《春秋》必待《传》而后明，是歇后谜语矣。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左传》多是鲁史旧文。若《春秋》须此而后明，孔子何必削之？”
爱曰：“伊川亦云：‘《传》是案，《经》是断。’如书弑某君、伐某国，若不明其事，恐亦难断。”
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未得圣人作经之意。如书‘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更问其弑君之详？征伐当自天子出，书‘伐国’，即伐国便是罪，何必更问其伐国之详？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则尝言之。或因人请问，各随分量而说。亦不肯多道，恐人专求之言语。故曰‘予欲无言’。若是一切纵人欲、灭天理的事，又安肯详以示人？是长乱导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此便是孔门家法。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的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因叹曰：“此非达天德者未易与言此也！”
这里徐爱问王阳明的事情，是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件事情。
《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的旧史所编写的，里面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或“微言大义”。以至于后人去理解春秋，常常需要借助于春秋三传（《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来理解，这也是开头徐爱所说的，写书一定要材料完备，不能缺少具体的内容，就比如春秋这一本书，如果没有《左传》，恐怕是不能理解的。
王阳明说：“如果读《春秋》，一定要参考《左传》才能读懂，那就变成猜歇后谜语了。那《春秋》都是微言大义，清楚明白，圣人何苦要给你搞得艰深隐晦呢？那《左传》的内容，大多是鲁史旧文，孔子著《春秋》，就是从那儿笔削删减而来。《左传》又给他加回去，那当初孔子又何必删减编辑呢？”
徐爱说：“伊川先生程颐也说：‘《左传》就好比一件件案子，《春秋》呢，就是对案子的裁断。’如果就写三个字，弑某君，伐某国，读者也判断不了。”徐爱问的，正是孔子著名的“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就写个“弑某君”，一个“弑”字，就给你定罪了。但不具体写事情经过，所以徐爱说要读《左传》，才知道那案子是怎么回事，才能了解是非曲直，才能断。
王阳明说：“程颐老师说这话，恐怕也是跟着大家人云亦云，没有深刻理解孔子著《春秋》的理念。比如写某某人‘弑君’，那弑君就是大罪，何必问他的详细过程？礼乐征伐，是天子的权力，如果说某诸侯‘伐国’，擅自攻打别的诸侯国，那便是大罪，又何必去问他怎么伐的呢？“圣人删述‘六经’，是要正人心，是要存天理、去人欲。对于存天理、去人欲，孔子也曾经说过，要等有人具体来问的时候，根据对方的心智情况，因人而异地进行讲解。而且他也不肯多说，怕人不切己体察，只是专门来求些说法，道听途说，误人子弟。所以孔子说：‘哎呀！我真是不想说话！’因为你知道自己说了什么，却不知道他听了你的话之后会想什么。他往往会根据自己的喜好挑拣曲解，到头来还说是跟你学的。所以，这存天理、灭人欲的事，孔子都不想多说，那‘纵人欲，灭天理’的事，他还会去跟人津津乐道吗？那是一个字都不想说！因为说了就是长乱导奸，教人学坏。“齐宣王问孟子：‘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就是问孟子能不能给他讲讲齐桓公、晋文公称霸的事迹。孟子回答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孔子门生不讨论齐桓晋文的事，所以没有传下来，我也没有听说过。霸道我不懂。您要问，我就给您讲讲王道吧！“这就是孔门的家法，孟子的态度。现在的儒者，只是讲解霸者的学问，所以就要去了解很多阴谋诡计。这全都是功利之心，与孔子删述六经的宗旨背道而驰，他们怎么能够想得明白呢？”孔子不是历史作家，他著《春秋》，和司马迁写《史记》，或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理念目的不一样。司马迁是要著史，好事坏事都要写清楚。司马光是要资治，亲贤臣，远小人，好人坏人都要剖析辨别明白。而孔子呢，他是要正人心，所以坏事一概不说，最好都不要传下来，这样就没人知道可以怎么使坏。
王阳明叹息道：“孔子这番苦心，除非是与天同德的人，否则没法理解这些道理，你也没法跟他说！”
很多人不断地追问答案，实际上仅仅是为了知道答案，在别人所讲解的答案中寻找自己感兴趣的点、喜欢的点，掰扯掰扯融入到自己的想法中，并在以后的生活中去和别人讲解，对了就说自己悟道的，错了便说自己和XXX学的，没想到竟然是错的，XXX真是误人子弟呀！所以说：“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正因为如何孔子便很少去说这样的事。真正的学习与追问，应该是知行合一、切己体察，在自己的身上去感受理论的正确与否，而不是停留在思辨的地方。对于错事，科学或自己的生活经验证明是错的事情了，一定要学会远离，不要去猎奇和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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