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笔祸》，其实就是写文字狱。
文字狱之罗织，株连，残酷与荒谬，有些读之觉得匪夷所思，还有些可笑，可叹。
“文字狱”三字，清初就有了。方孝标《钝斋诗选》有诗：客从西湖来，必知西湖事。株连文字狱，杀戮无老稚。妇女裸且髡，连樯如鬼魅。
后来在龚自珍《咏史诗》：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那时，清代笔祸的高潮已经过去了。
历史上笔祸开始于何时呢？西汉的时候，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因为作了《报孙会宗书》而被腰斩。
明初的朱元璋滥杀无辜，但是也只限于洪武前期，可是清代却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
乾隆临朝六十年，笔祸持续四十七年，酷虐之极，以至于乾隆时的梁诗正就以“不以字迹与人交往，无用稿纸亦必焚毁”。
清代的皇帝能够接受汉族文化，发扬汉族文化本是好事，但是因为深得其中三昧，所谓“人之情伪，尽知之矣”。
虽然笔祸大部分属于莫须有，但是，却还是要引经据典，让对方觉得确实有罪，得到惩罚完全是应该的。
作者说，难怪仓颉造字时要天雨粟，鬼夜哭，汉字在文化建设上起了卓越而积极的作用，想不到几千年后，还可以用来杀人。
在读过的这些笔祸中，我觉得最有代表性和最热闹的是钱名世一案。手段和方式之奇特，不在刑法的残酷，最具独创性。
钱名世，字亮工，官居翰林院侍讲，与年羹尧为南北乡试同年。雍正二年，钱写诗相赠，“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歌颂他平藏有功，应该刻碑于圣祖的平藏碑之后。
金刚倒地一堆泥，年羹尧倒台后，钱名世获罪。
获罪的罪名是“以文词谄媚奸恶，为名教所不容～～～朕书“名教罪人”四字，命地方官制造匾额，张挂钱名世所居之宅”
而且还要“令在京现任官员由举人，进士出身者，仿诗人刺恶之意，各为诗文，纪其劣迹，以儆顽邪”。
要发动在京有功名有学问的官员，大家都写诗文痛骂钱名世，写完给我看，然后再送给他仔细读。
有意思的是这样骂人的诗也不是那么容易写的，侍读吴孝登以诗作谬妄，被发配宁古塔，处分超过了钱名世。
侍读学士陈邦彦，陈邦直因乖误而被革职。
其实，钱名世只是写诗投赠权贵，对清皇室也没有什么悖逆之处，整个事件显得很乌龙。
所以，刘禺生在《世载堂杂忆》里称世宗“喜怒以为儿戏”。
赐匾额是他常玩儿的游戏。
大学士揆叙，尚书阿灵阿生前因为朋比阿其那，在墓碑上还树了碑，揆叙的是“阴险柔佞”，阿灵阿的是“不忠不孝”。
想想，皇帝做这样的事也挺无聊的。
有罪可以国法治罪，这样成何体统呢？不过是宣泄情绪，发泄一时意气吧！
另外一个查嗣庭就更倒霉。
本来一个礼部侍郎，只是正常的出考题。题目出自《论语》：“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三题出自《孟子》“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廷旨说他有意讽刺，居心殊不可问。
还有的说他出题为《大学》“维民所止”，去“雍正”之首。
其实，最后上谕写的很明白“查嗣庭向来趋附隆科多，隆科多又复荐举”，这才是关键。
隆科多是国舅，清圣祖离世的承顾命大臣，天子近臣，国之勋戚，去“趋附”也没有什么错，当时官场的风气就是如此，错就错在后来隆科多成了罪人，坏人。
结果就是查本人已经六十二岁，在监狱就病故，还要戮尸枭首，儿子，兄弟，侄子流放三千里。
查嗣庭的儿子也是死于狱中的，父子只差一天，他的兄长查慎行在监狱被赐归不到两个月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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