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精神”与心理健康

作者: 兴时态_198812 | 来源:发表于2026-03-11 16:50 被阅读0次

丁俊贵《论“中国精神”与心理健康》

那一瞬间,咨询室里的空气像是凝固了。

这个穿着校服的大男孩,刚才还在跟我冷静地分析存在主义哲学,此刻却突然像个迷路的孩子,蜷缩在沙发的角落,泪水无声地滑落。他叫小北,省重点高中的“明星学生”,竞赛奖牌拿到手软,但半年前突然拒绝踏入校门。

“丁老师,您说的那些‘自我实现’、‘寻找意义’,我都懂。”他哽咽着,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可我就是觉得……我是一个人在战斗。前面没有人拉我,后面没有人托我,左右没有人和我一起。”

我递过纸巾,没有立刻说话。

窗外的夕阳正好,斜斜地照进咨询室。我看着光柱里飞舞的尘埃,脑海里突然浮现出另一个画面——天安门广场上,那对凌晨三点就从千里之外赶来的老夫妻,在国旗升起的瞬间,老爷爷努力挺直了佝偻的脊背。那一刻,他的眼神和小北此刻的空洞,形成了某种刺痛人心的对比。

为什么有些人能在集体的荣光中找到力量,而有些人,却在时代的洪流中感到孤军奋战?

这不仅仅是一个少年的困惑,也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个隐秘的痛点:当“小我”与“大我”的联结断裂,当精神的根系找不到滋养的土壤,再光鲜的个体,也可能只是一棵随时会倾倒的浮萍。

正如当代中国心理学家丁俊贵先生所论:中国精神,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话听起来宏大,甚至有些遥远。但坐在我对面的小北,他此刻缺失的,恰恰就是这股精神在个体心灵层面的投射——一种能让他生根、站立、前行的心理力量。

一、根脉:家国,是心灵最深处的“安全基地”

小北的问题,表面上是厌学,深层是归属感的缺失。英国心理学家约翰·鲍比提出的“依恋理论”告诉我们,一个孩子能否勇敢地探索世界,取决于他身后是否有一个稳固的“安全基地”——通常是母亲。当他知道自己是被爱、被接纳、有退路的,他才有勇气面对未知的风雨。

那么,对于一个即将成年的少年,他的“安全基地”在哪里?

如果把这个概念放大,从个体心理学放大到文化心理学,你会发现,对于中国人而言,那个最深层、最宏大的“安全基地”,就是我们脚下的土地和身后的文化共同体。

瑞士心理学家卡尔·荣格提出过一个概念,叫“集体潜意识”。它不像个人潜意识那样来自个人经历,而是像深海的海床,是千百年来祖先经验在种族心灵深处留下的沉淀。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家国一体”,就是这种最深层的集体潜意识。

这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看汉字,“国”字的繁体,外面是城墙,里面是戈壁和土地,有武装,有边界,更有一方水土。而“家”字,屋顶之下养着一头猪,代表着安稳的繁衍。儒家经典《孝经》里讲:“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在古人的心理认知中,孝顺父母(家)与效忠国家,用的是同一套情感逻辑。国家的兴衰,直接关联到个人的荣辱与尊严。这种将家庭伦理投射到国家治理的思维方式,历经千年,已经写进了我们的文化基因。

为什么海外游子听到《我的祖国》会热泪盈眶?为什么奥运健儿夺冠时身披国旗绕场一周,屏幕前的我们会跟着心潮澎湃?因为我们潜意识里知道,那片土地、那个群体,是我们最大的“面子”和最深的“底气”。就像《左传》里那句血泪之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回到小北。他的问题在于,他只看到了“毛”——那个在考试、在竞争中孤军奋战的自己,却感受不到“皮”——那个托举他、包容他的文化母体。他的世界只有他一个人,所以他累了。

二、经纬:爱国主义的心理“四维结构”

既然这种联结感如此重要,它如何在个体心中生根发芽?湖南师范大学凌宇教授的一项针对2300多名青少年的量化研究,为我们揭示了其中的心理机制。研究指出,国家认同并非一个模糊的概念,而是由清晰的“四维结构”构成:认知、情感、意志、行为。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棵参天大树的生长过程。

1.认知(导化于知):这是树的根系。孩子首先需要知道自己属于哪个群体,了解这片土地的历史、文化和道路。这不是死记硬背,而是对“我从哪里来”的清醒认识。小北对哲学侃侃而谈,但他对我们这个民族如何从苦难中走来,又如何在挫折中站起,知之甚少。他的根系,扎在虚空中。

2.情感(感化于情):这是树的躯干。知识的积累会催生情感的连接。当你在异国他乡遇到困难,中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伸出援手时,那种“身后有国家”的踏实感,就是情感的勃发。小北缺少的,正是这种被集体“抱住”的温暖体验。他觉得世界冰冷,因为他关闭了感受这种温暖的频道。

3.意志(激化于志):这是树的枝丫。情感会转化为一种内在的动力和坚守。你会因为认同这个群体,而愿意为它付出,愿意在困难面前咬牙坚持。这就是为什么在国家认同感测试中得分更高的青少年,在面对学业困境时也展现出更强的“学业韧性”。因为支撑他们的,不只是个人的好胜心,还有一种“不能给集体丢脸”、“要为集体争光”的使命感。

4.行为(转化于行):这是树的繁花与硕果。最终,这一切会外化为具体的行动:可能是为国争光的壮举,也可能仅仅是日常生活中,做好本职工作、遵守社会公德、对陌生人伸出援手。

这四者层层递进,缺一不可。凌宇教授的研究证实,国家认同感越强烈的中学生,自我效能感越高,学业韧性也越强。这意味着,当一个孩子感受到自己与一个伟大的集体同在时,他会更自信,也更抗挫。

这让我想起了电影《战狼2》结尾的那个镜头:冷锋手举国旗,穿越交战区。那一刻,一面旗帜为何能成为通行证?因为它背后是强大祖国的威慑力,是千千万万个公民共同铸就的集体信任。这面旗,插在每一个观众心里,滋养着我们对“中国人”这个身份的认同与自豪。

三、拓新:改革创新的“自我效能感”实验

如果说爱国主义为我们提供了扎根的土壤,那么改革创新,就是我们向上生长的力量。这是丁俊贵先生所论时代精神的核心。

有人会问,我一个普通人,既不搞科研也不做发明,“改革创新”跟我有什么关系?关系太大了。

积极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马丁·塞利格曼提出,幸福由五大要素构成:积极情绪、投入、人际关系、意义和成就感。而“改革创新”,恰恰是通往“投入”与“意义”的重要路径。

在重庆,有一群心理健康服务团的老师,他们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帮助迷途青少年。他们没有枯燥地说教,而是带领孩子们寻访抗战老兵,听那些浴血奋战的真实故事。然后,他们请老兵在空白的帆布包上写下寄语,再由实践团的成员配上精心绘制的图案,将这些承载着历史温度与精神力量的“寄语帆布包”送给青少年。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送温暖活动。这是一种心理干预,一种精神上的“托举”。老师们巧妙地运用了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青少年通过观察老兵——这些克服了巨大困难、为国家做出牺牲的榜样——的行为和品质,间接获得了强化。他们看到,人可以在极限的逆境中保持坚韧,这种榜样的力量,会内化为他们自己面对困境时的心理资源。

更重要的是,这个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微创新”。它把枯燥的历史教育,变成了一场可触摸、可互动、可创造的仪式。当孩子们亲手接过那个独一无二的帆布包时,他们感受到的不仅是一份礼物,更是一种精神的“交接棒”。他们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参与者,是传承者。这种“被需要”、“被赋予”的成就感,正是点燃“自我效能感”的火种。

自我效能感,这个由班杜拉提出的概念,指的就是一个人对自己“能否做成事”的信念。它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一次次“我能行”的体验中累积起来的。

回到小北身上,他的困境恰恰在于,他的世界只有“竞争”和“评判”,没有“创造”和“连接”。他不知道,除了在考卷上拿高分,他还能通过什么方式证明自己的价值。如果他能参与一次社区服务,用他的学识去帮助一个贫困孩子补课;如果他能为一件社会不公的小事,写一封有理有据的建议信;如果他能尝试用一种新的方法,去解决一个老问题——这些微小的“改革”与“创新”,都会让他发现:我的存在,是有力量的;我的行动,是可以带来改变的。

四、破茧:从孤军奋战到众行致远

为了让小北感受到那种联结,我和他做了一个“实验”。

下一次咨询,我给他看了一份数据: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的一项调查显示,在疫情防控期间,那些主动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人,报告的焦虑水平和孤独感,显著低于居家不出的群体。我告诉他,帮助别人,是治愈自己最有效的方式。

然后,我带他走出咨询室。我们去了社区的一家养老服务站。

在那里,小北遇到了王爷爷。王爷爷八十多岁了,参加过当年的核试验,在大漠深处隐姓埋名几十年。起初,小北只是出于礼貌地听着。听着王爷爷讲当年怎么用算盘打出精密的数,怎么在风沙里啃着窝窝头,怎么在得知实验成功的那一刻,所有人抱头痛哭。

我看到小北的眼神变了。那是一种从旁观者变成倾听者的光。

临走时,小北突然问:“王爷爷,您那时候……不觉得苦吗?”

王爷爷笑了,笑得像个孩子:“苦啥?身边都是跟自己一样的人,身后是咱们的国家。干成了,那心里头,甜得很。”

回来的路上,小北一直没说话。快分别时,他突然对我说:“丁老师,我以前觉得我的努力是为了离开这个家,离开这个城市。但今天那个爷爷,他的努力,是为了回来,为了守住。我好像……没那么害怕了。”

那一刻我知道,那颗浮萍,终于找到了可以扎根的土壤。

五、修身:爱国的最高境界,是成就一个让国家为之骄傲的自己

《大学》开篇便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这是一条由内而外、由近及远的逻辑链,也是一个人精神成长的黄金路径。

我们常常误解了“修身”。以为它就是闭门思过,是把自己修炼得无懈可击。其实不然,在心理学的视角下,“修身”是一个不断扩展自我边界、将“他者”纳入“自我”的过程。是从“小我”走向“大我”的旅程。

修身,就是爱自己。 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保持学习和成长,在专业上精益求精。一个连自己都照顾不好的人,很难有能量去爱别人,更遑论爱一个抽象的“国”。你把自己活成一道光,你就为国家增添了一份光明。

齐家,就是练习爱。 孝敬父母、夫妻和睦、陪伴孩子,这些看似琐碎的家务事,是最高级的情感练习。在这里,你学会付出,学会妥协,学会承担责任。一个能把家经营好的人,自然懂得如何与邻里相处,如何在社区中发挥作用。

治国、平天下,就是把这份爱推而广之。 它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政治口号,而是你敬业、诚信、友善的日常行为。你在岗位上解决的一个技术难题,你在网络上发出的一条理性声音,你对陌生人伸出的一次援手,都是对这个国家的建设。

量化研究也支持这个观点。凌宇教授团队的调查发现,社会支持(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的关爱)不仅直接提升青少年的国家认同感,还通过培养他们的“公正世界信念”(即相信世界是公平的,努力会有回报)和“未来取向”(对未来有清晰的规划和希望),间接地强化了这种认同。这意味着,当我们给一个孩子营造一个温暖、公正、充满希望的小环境时,他自然会对孕育这个小环境的“大环境”——国家,产生更深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所以,爱国从来不是一个需要刻意去“表演”的姿态。它更像一棵树,根扎得深,才能枝繁叶茂。它的根,扎在历史文化的沃土里,扎在温暖的家庭港湾里,也扎在每一个被公平对待、被寄予希望的个体心里。

美国脑科学研究的一项新发现也印证了这一点。科学家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发现,当人们处理与“爱国主义”相关的情感(如对祖国的爱)和认知(如对祖国成就的信念)时,大脑的激活模式是特定的、积极的;而处理带有攻击性的“民族主义”情绪时,则涉及更复杂的神经网络。这告诉我们,那种发自内心的、建设性的爱国情感,不仅是社会需要,更是一种健康的、有利于个体身心发展的心理状态。

六、你,就是答案

小北后来回到了学校,成绩依然优秀。但我知道,最大的变化不是分数,而是他的眼神。那里面不再只有锐利的锋芒,更多了一种温润的光泽。他开始参加社团,开始给同学讲题,周末还会去养老服务站陪王爷爷说说话。

最近一次咨询结束时,他突然问我:“丁老师,您说,像我这样,算不算有点那个……中国精神了?”

我笑了:“你自己觉得呢?”

他也笑了,起身离开。走到门口,他回头说:“我觉得,我正在成为它的一个细胞。”

看着他挺拔的背影消失在阳光里,我想起丁俊贵先生的话。中国精神,不是一个悬在空中的宏大概念,它就是千千万万个“小北”从迷茫到坚定、从孤军奋战到众行致远的心路历程。

它很古老,写在《诗经》《左传》的字里行间,刻在荣格所说的集体潜意识深处。

它也很现代,体现在2300名青少年的问卷数据里,蕴含在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和自我效能感的科学公式中。

它很大,大到是960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是五千年的文明血脉。

它也很小,小到就藏在你我他每一次战胜困难后的微笑里,藏在每一个像小北一样,在孤独中找到归属、在迷茫中锚定方向的瞬间。

最后,我想把这个问题留给你:

当你感到疲惫、孤独、孤立无援时,除了看向自己,你是否也试着抬起头,看一看那片托举着你的土地,和那无数个与你并肩而行的身影?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条路很远,但每一步,都始于你此刻脚下的方寸之地。

你好了,你的家就好了。你的家好了,这个国,就好了。

丁中力

2026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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