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简单和诚实

回归简单和诚实	回归简单和诚实	回归简单和诚实

  兼顾独特天赋和全面能力的发展，培养完整的人。学者盲目地为科学献身，人性被弄得枯竭。叔本华教我在思想上和生活中回归简单和诚实，也就是不合时宜。叔本华是真诚的，因为他是为自己写作，此外他还是欢快的、坚韧的。

  

  倘若我想描述初次读到叔本华的著作对于我是怎样的事件，则请允许我在一个想象上稍作停留，在我的青年时代，这想象是如此经常而且迫切，非其他的想象可比。当我那时候耽于各种异想天开的愿望时，我尝想，但愿命运会替我解除掉自我教育的可怕烦劳和责任，我会适时地找到一位哲学家做老师，一位真正的哲学家，人们能毫不犹豫地听从他，因为人们信任他将超过信任自己。接着我自问：他循之教育你的原理会是怎样的呢？我又思忖，他对我们时代流行的两种教育原则会说些什么。一种原则要求，教育家应该立即发现其学生的固有长处，然后向之倾注全部力量、养料和全部阳光，以帮助他将这个长处发展成熟，结出硕果。与此相反，另一种原则要求，教育家应该培育、关心现有的全部能力，使它们彼此形成和谐的关系。可是，难道我们要强迫一个显然有锻金艺术天赋的人学习音乐吗？我们要授权给切利尼[插图]的父亲吗，他一再逼他的儿子学“可爱的小号”，而这个儿子却称之为“该死的吹管”？在表现得如此强烈和确定的天资身上，我们不会说这是正确的；那么，这个和谐培养原则也许仅仅适用于较弱的天性，这类人身上虽然交织着众多的需要和倾向，但是无论整体地看还是个别地看，它们都不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我们究竟到哪里去寻找一个人，他身上有着和谐的整体和多声部的协奏，我们在何处能惊叹一种和谐，竟超过一个像切利尼这样的人所具有的，在他身上，认识、欲望、爱和恨，一切都涌向一个中心，涌向一个根本的力，正是通过这个活的中心的强有力的支配地位，一个和谐的动力系统才得以在上下左右形成？那么，两种原则也许并非对立的？也许其一仅是说，每个人应该是一个中心，另一仅是说，他也应该有一个圆周？我所梦想的那位教育家兼哲学家不但要善于发现中心之力，而且要懂得防止这个力对其余的力发生破坏作用。毋宁说，正如我认为的，他的教育任务在于把那个整体的人培养成一个活的、运动着的太阳和行星的系统，并认识其更高级的驱动机制的规律。

  当时我未遇见这样的哲学家，我试试前一种原则，试试后一种原则。我发现，与希腊人和罗马人相比，我们现代人显得多么可怜，哪怕只是在对教育任务的认真严肃的理解上。我们不妨心怀这样一种需要走遍德国，特别是所有的大学，绝不会找到我们要寻找的东西；即使卑微和简单得多的愿望在这里也始终不能满足。譬如说，在德国人中谁若想认真地把自己培养成一个演说家，或者谁若想进一所作家学校，他不可能找到导师和学校；在这里，人们似乎未尝想到，演说和写作是一门艺术，若无最细心的指导和最艰辛的学徒期便不能学得。然而，在对于教育家和教师的要求上，我们时代的人既吝啬又愚昧，没有什么比这更清楚、更可耻地暴露了他们的夜郎自大。甚至在我们最优秀、受过最好教育的人那里，顶着家庭教师名义的一切即已使人满足，怎样的怪僻头脑和迂腐课程的大杂烩常常被称作文科学校，当作宝贝；而与把一个人培养成人这个任务的困难性相对照，作为最高教育设施、作为大学的东西又怎么能使我们大家满足——什么样的领导人，什么样的机构！即使是德国学者们借以向他们的科学进军的那种令人惊叹的作风，主要也是表明了他们这样做时关心科学甚于关心人性，他们如同一支敢死队受命为科学做出牺牲，以吸引新的一代前仆后继。科学工作如果不受更高的教育原则指导和限制，而只依据“多多益善”的信条一发而不可收，便必定会损害学者，就像laisser faire（放任主义）的经济原则会损害整个民族的道德品质一样。谁还懂得学者的培养是一个最困难的问题，他们的人性是不应该被割舍和弄得枯竭的——而要能够正视这一问题的困难性，我们不妨观察一下大量的标本，那些人盲目地、过早地为科学献身，从而以一个驼背为其特征。可是，尚有一个更重要的证据，一个更重要、更可怕，尤其是普遍得多的证据，证明了我们缺乏任何高级的教育。如果我们很容易明白，为什么现在培养不出一个演说家、一个作家——正因为没有培养他们的教育家；如果我们同样很容易明白，为什么现在一个学者必定会被扭曲，会变得怪僻——因为是科学，从而是无人性的抽象物在培养他——那么，我们最终要问：对于我们全体来说，不论是学者或非学者，高贵者或卑贱者，我们同时代人之中的道德楷模和名望究竟在哪里，我们时代一切创造性道德的有目可睹的典范究竟在哪里？一切时代的任何高尚的交往都致力于深入思考道德问题，这种深入思考到哪里去了？现在不再有这样的名望和深思了；我们事实上在消耗我们的祖先所积累的道德遗产，我们对之不图增殖，只知挥霍；对于我们社会中的这类事情，我们或者讳莫如深，或者用一种自然主义的生硬空洞的方式谈论，这种方式十足令人反感。结果，我们的学校和教师完全无视道德教育，或满足于形式主义。德行乃是一句空话，教师和学生对之一无所思，一句过时的空话，人们对之加以嘲笑——如果不嘲笑就更糟，因为那样人们就弄虚作假。

  要解释整个道德力量的这种乏弱和低落，是困难而复杂的；无论谁注意到上升时期的基督教对于我们古代世界的品德的影响，就都不会忽视正在没落的基督教在我们时代的相反作用，以及它越来越可能的命运。靠了它的高超理想，基督教超越了古代的道德体系以及人皆有之的自然本性，以至于人们对这种自然本性麻木甚至厌恶了；可是后来，当他们尽管仍然知道，却无能达到更好、更高的境界时，不管他们多么愿意，他们已经不再能回到原来那个次好、次高的境界，亦即那种古代的美德了。徘徊在基督教和古代之间，恐吓或欺骗的基督教道德和怯懦拘谨的仿古风尚之间，现代人活得很尴尬；从先辈继承来的对自然本性的畏惧以及这种自然本性重又焕发出的吸引力，在不论何处获得一个支柱的渴望，蹒跚在次好与更好之间的认识能力的疲软，这一切在现代人的心灵中造成了一种不安、一种迷乱，注定它一事无成、郁郁寡欢。未尝有过一个时代，比现在更需要道德教育家，也未尝有过一个时代，比现在更难找到这样的教育家；在瘟疫流行的时代，医生既是最被人需要的，同时也是最易受害的。现代人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医生，自己如此健康、如此稳固地用自己的足站立，因而竟还能支撑并且伸手援引别人？在我们的时代，最优秀的人格也被阴郁的氛围笼罩着，他们胸中进行的伪装与诚实的交战使他们陷入了永恒的烦恼，不敢信任自己——因此他们完全没有能力做别人的指路人和导师。

  所以，当我幻想自己能找到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做老师时，我简直是异想天开，我想象他能够使我超越时代的不足，教我在思想上和生活中回归简单和诚实，也就是不合时宜，这个词要按照其最深刻的意义来理解；因为现在人们已经变得如此复杂，以至于只要他们想说话、发表意见和据之行动时，他们便必然会不诚实。

  正是在这样的困苦、需要和渴求中，我结识了叔本华。

  我属于叔本华的那样一些读者之列，他们一旦读了他的第一页书，就确知自己会读完整本书，倾听他说的每一句话。我一下子就信任了他，现在这信任仍像9年前[插图]一样坚定。我之理解他就像他是为我写的一样——这样表达是为了清晰，虽然会显得狂妄和笨拙。原因在于，我在他那里从未发现过似是而非之论，尽管在这里那里会发现小小的谬误。似是而非之论是什么呢，倘若不是那样一些意见，它们不能引起信任，原因是作者自己也并不真正相信它们，只是想用它们来哗众取宠，大出风头？叔本华从来不想出风头，因为他是为自己写作的，没有人甘愿受骗，尤其是一位为自己立此法则的哲学家：不要欺骗任何人，绝对不要欺骗你自己！他甚至不说那种讨人喜欢的社交式假话，那是几乎一切交往都带有的，而且被作家们近乎无意识地模仿着的；更不玩演讲台上的比较有意识的欺骗以及人为造作的修辞手法。叔本华是在对自己说话，或者，倘若人们一定要设想一个听众，就不妨设想一个在听父亲教诲的儿子。这是一场恳切、直率、善意的谈话，诉诸一个怀着爱心倾听的听者。我们太缺少这样的作家了。当这位言说者刚刚吐出第一个音，他的强烈的快意便已笼罩我们；我们宛如走进高山上的森林，我们深深地呼吸，立刻感到通体舒畅。我们觉得，这里处处是使人强健的空气；这里有一种不可模仿的无拘无束和自然而然，正如那些以自己的心灵为家宅，并且拥有一所极其富裕的家宅的人所感觉的一样。与此相反，有些作家为了显示机智而故意出语惊人，他们的演讲因此而有一种不安静、不自然的风格。当叔本华说话时，我们同样也不会想起那些学者，他们生就一副僵硬而不灵活的躯体，心胸狭窄，所以笨拙、窘迫或者做作地从那里走来；另一方面，叔本华的粗糙的、有点儿像熊一般的灵魂岂不使我们既怀念又鄙弃法国优秀作家的灵巧高雅的妩媚，在他那里无人能发现模仿来的、仿佛镀了银的伪法国风格，这种风格是德国作家十分自豪的。叔本华的表达这里那里偶尔会使我想起歌德，但绝不会使我想起德国模式。因为他善于质朴地说出深刻的真理，没有华丽辞藻却抓住了听众，不带学究气却表达了严密的科学理论，他从哪个德国人那里学得到这等本事呢？他也拒斥莱辛那种尖刻的、过于活泼的以及——假如允许这么说的话——相当非德国的风格，这是怎样伟大的功劳呵，因为在散文写作方面，莱辛是德国人中最有诱惑力的作者。为了立刻说出我对他的写作态度所能说的最高感受，我要引用他自己的话：“一个哲学家必须极其诚实，以至于不利用任何诗意的或修辞的辅助手段。”把诚实当一回事甚或一种德行，这在公共舆论的时代当然属于被禁止的个人意见；所以，当我重复说叔本华作为作家也是诚实的之时，我并不是在赞美他，而只是在描述一个事实；诚实的作家如此之少，因而人们的确应该对一切搞写作的人报以不信任。我只知道一位作家，在诚实方面我认为他可以和叔本华并肩媲美，甚至略胜一筹：他就是蒙田[插图]。有这样一个人写过东西，真可增加我们在尘世生活的兴趣。至少对我来说，自从结识这颗最自由强健的灵魂以后，我的情况就如他谈到普鲁塔克时说的那样：“只要看他一眼，我就长出了一条腿或一张翅膀。”倘若所面临的任务是在尘世安家，那么，我但愿与他为伍。

  除了真诚之外，叔本华与蒙田还有第二个共同之处：一种真正的富有感染力的欢快。Aliis laetus, sibi sapiens（对他人兴致勃勃，对自己通情达理）。有两种很不相同的欢快。真正的思想家永远使人欢欣鼓舞，不管他所表达的是他的严肃还是他的玩笑，是他的人性的洞见还是他的神性的宽容；没有阴郁的表情、颤抖的双手、噙泪的眼睛，而是明确而单纯，勇敢而有力，也许带一些强硬的骑士风度，但始终是作为一个胜利者。而使人最深刻最发自内心地欢欣鼓舞的事情就是，看见一位得胜的神站在被他打败的所有巨怪旁边。反之，在平庸的作家和刻板的思想家那里，人们有时候也能读到一种欢快，可是它只会使我们这样的人觉得可怜，譬如说，就像我对大卫·施特劳斯[插图]的欢快所感觉到的。拥有这样一种欢快的同时代人，令我们异常惭愧，因为他们在后代那里丢尽了我们和我们的时代的脸。这种乐天派完全看不见苦难和巨怪，而他们作为思想家本应看见它们并与之斗争；所以他们的欢快令人不快，因为它是骗人的，它企图诱使人们相信在这里赢得了一场胜利。归根到底，哪里有胜利，哪里才有欢快；而这一点既适用于真正思想家的作品，也适用于一切艺术作品。即使内容也许始终可怕严肃，恰如人生问题之真相，但只有当半吊子思想家和半吊子艺术家在作品上散布自身缺点的阴云时，作品才会使人感觉压抑，受到折磨；相反，一个人可以获得的最快乐、最好的享受，莫过于接近那样的胜利者了，由于他们思考过最深刻的道理，所以必然喜爱最生气勃勃的事物，终于作为智者皈依于美。他们真正在言说，他们不语无伦次，也不人云亦云；他们真正在活动、在生活，不像别人习以为常的那样，幽灵似地戴着面具过日子。所以，与他们接近，我们真正感到亲切而自然，我们要像歌德那样欢喊：“生气勃勃的事物何其辉煌珍贵！与之相处令人感到何其踏实，何其真实，何其实在！”[插图]

  我所描述的无非是叔本华给我留下的近于生理性的第一印象，一个自然生长物的最内在力量向另一自然生长物的魔术般的涌流，这涌流在它们乍有了极轻微的接触时便立即发生了；而当我事后分析这个印象时，我发现它是由三种因素混合而成的，即他的真诚、他的欢快、他的坚韧这三个印象。他是真诚的，因为他是对自己说话，为自己写作；他是欢快的，因为他借思想而战胜了最艰难的事物；他是坚韧的，因为他不得不如此。他的力量就像无风时的火苗，笔直轻盈地向上，坚定不移，毫无颤动或不安的迹象。他在任何场合都能找到自己的路，而我们却并未觉察他曾经寻找；他如同受了重力规律的驱迫似的走来，如此沉着而又灵活，如此无可避免。有谁感悟到在我们当代的非驴非马人性（Tragelaphe-Menschheit）[插图]中，一旦找到一个完整和谐、依于自己的枢轴转动、不受拘束和阻碍的自然生灵，这将意味着什么，他就会理解我发现叔本华时所感到的幸福和惊奇了。我明白，在他身上，我已找到我苦苦寻找的那个教育家兼哲学家了。尽管我找到的只是书籍，而这确实是一个极大的遗憾。于是，我便愈加努力地透过其书去看和想象活生生的其人，我读到了他的伟大遗嘱，他的遗言中说，唯有这样的人才能成为他的继承者，这些人不仅愿意和能够做他的读者，而且愿意和能够做他的儿子以及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