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路途遥远，看电影的人又实在太多了，我被大姐安排在银幕的背面，看“反片子”。看到的人和物恰恰是相反的，反正小孩子啥也不懂，看电影也纯粹图个乐呵，看个热闹，自己看得饶有兴趣，毫无违和感。
当战争片的结尾处，有我方的小战士拿起了冲锋号，“嘟嘟”地吹起来，我方发起了总攻，大家热血沸腾，所有人都知道电影要结束了，有人站起来高声呼朋引伴，人群中起了一阵骚乱。
大姐唤着我的名字，挤到了我的旁边，不由分说，一把拉过我的手。我们一大帮高高矮矮的孩子，手牵手回家。
事实上，电影远还没有结束。
我们走出老远，还可以听到我方的冲锋号一直在吹，枪炮一直在响，鬼子虽然被打得屁滚尿流，狼狈不堪，但还没有被全部消灭。——心里认定，自己错过了电影最精彩的部分，遗憾了好长时间。
好在同一部影片，那一阵时间会在各个村子里反复上映。
看电影跑得最远的是河桥村，它和我们不属于同县不同乡，距离我们有10来里弯弯绕绕的土路。再远一些的村子放电影是不被允许去的，因为路程太远了，大晚上的，大人们会不放心。再说睡晚了，早上起不了床，影响第二天上学。眼见着有大孩子们去电影，呼啸着从家门前过，心里那个难受劲就甭提了。
看过了电影的那一阵子，小伙伴们总会聚在一起，兴致勃勃地回味电影的精彩片段，还时不时自编自导自演电影里的某段情节，有模有样地排练。
大家争着抢着演威风凛凛的八路军，分配谁演日本鬼子都不乐意，最无人愿意扮演的角色是“狗汉奸”。
“汉奸”推了一辆二八大杠破自行车，脖子上斜挎着一把“盒子枪”，不知道谁在外捡了一顶破毡帽戴在“汉奸”头上。
“队长，别开枪，自己人。”“汉奸”见队长带一大帮“八路军”，个个用枪指着他，他把自行车推倒在地扑通一声，跪了下来。
后面有一群“鬼子”呼拉拉围上来。
“是你把鬼子引到村子里来的？你这个坏蛋！汉奸！去死吧！”
“八路军们”的小木枪开始疯狂的扫射。
“小鬼子”们，还有那个“汉奸”蹦跶了几下，终于歪歪扭扭倒一大片。
我方庆祝胜利。——这样的剧情无数次上演。
我们每一个人都缠着大人，找谭木匠做了一把小木枪，代价是给谭木匠买一包一角9分钱的芒果牌香烟。我们由母亲缝制的乱糟糟的布书包里，除了几本乱稻草似的书本，就是那把视作珍宝的小木枪了。
电影还有神话故事《封神榜》，《神笔马良》。聊斋故事的《画皮》《倩女幽魂》这类恐怖片。看了这些吃人的女鬼和缠人的狐狸精的故事，回家的路上牵着哥姐的衣角，不敢回头，甚至不敢“高声语”。连在家里倒洗脚水都站在堂屋正中间，半夜都吓得难以入眠，睡觉时争着睡在母亲里面，甚至连起夜都不敢一个人去。
有一次，露天电影在我们村头稻场上放映。我很幸运地坐顶台，就是那个光柱照得着的地方，换片时看小齐三下五除二熟练地换胶带。我把手伸进光柱里，银幕上映出了我的一双小手，我摆着造型，骄傲极了，无端地觉着小齐比我们老师厉害多了……
这样的幸运也仅此一次，因为那天是我小叔结婚，小齐是我的爷爷请过来的。
露天电影陪伴我们度过了整个童年时光。
后来我到镇上读初中，镇上就有一个大礼堂专门放电影。电影院的台阶极高，门口有铁栅栏。要看电影需先到旁边的窗口买票，这边铁栅栏前有人检票入场，电影院里面有一排排木椅子，里面的木窗户很高大，蒙上厚厚的棉窗帘，放电影时里面黑咕隆咚的。
露天放映变成了收费的影院电影。那块给我们带来无数欢乐和瑕想的一方“大魔镜”，从此挂到电影院，在乡村消失不见了。
电影帮我们打开外面的世界——它金碧辉煌，五颜六色，同时也目不暇接，光怪陆离。它带给我最初的感动和欢喜，一辈子记忆犹新。
十几年前，我在乡里工作。那时候乡里有一个送电影下乡的活动。我和工作人员早早的把白色荧幕挂在学校的操场上，开始也围了几个好奇的孩子看热闹。
晚饭后，工作人员开始放映露天电影。几个晚归的孩子在我们旁边指指点点，这看着，那摸摸，不一会儿就兴趣索然，说笑着跑开了。
他们家里都有了彩色电视机，有的家里还有DVD，想看啥片子没有呢？
几个小时的电影，只有一个放映员和稀稀拉拉的几个工作人员坐在下面聊天。
儿时坐边角，看反片，赶十几里山路，只为看银幕上的这场视觉盛宴。这种简单的快乐早已经过去了。
如今，我们身处一个最繁华最萧条的时代，我们在时代的夹缝里徘徊挣扎，踟蹰独行。
天上、地下、人间，更仿佛找不到快乐的理由。出走半生，甚至找不到回头路。
露天电影永远的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它不只是独属于我一个人的童年记忆，更是我们一代人共同的精神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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