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看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030)】
创办背景
随着甲午战争失败,中国近代维新思潮涌起,维新派人士为传播维新思想、制造舆论引发了近代社会办报发刊的热潮,开启了报刊政论的新时代。其中维新派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机关报就是《时务报》。
《时务报》名为报实际上是刊,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个杂志。每册二十余页,是为旬刊,每月刊出3册。主要创办人是汪康年、黄遵宪,于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后邀请维新人士梁启超担任主编,负责主要的撰稿编辑工作,汪康年担任总经理负责筹款发行等工作。先后在《时务报》担任编撰工作的还有麦盂华、徐勤、欧榘甲、章太炎等。
《时务报》是旬刊,书本式,每期三、四万字。1898年8月8日停刊,共出69期。内容分为论说、谕摺、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栏目。从第2期“域外报译”又分“西文报译”与“路透电音”,占每期二分之一左右的篇幅。
《时务报》出版不久,就因其文体新颖,议论独到,见解精辟,很快风靡海内,最高发行量达1.7万,为当时发行量最高的报刊。
梁启超与《时务报》
《时务报》存在的根本目的还是为维新变法运动服务。编辑们在犀利的笔锋言辞之下裹挟着惊世骇俗的维新思想,以此为阵地,在当时社会制造有利于维新派的舆论环境,并坚持为维新变法活动推动造势以期得到更多人的支持。也因为这样,使得上海成为维新派宣传舆论的中心。
《时务报》的主要篇幅是新闻性材料,政论文字并不占多数,但这些论说却成为当时刊物中最重要的部分。它们大多出自梁启超之手。在他的努力下,《时务报》办成了维新派的主要发言地,《时务报》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是中国有报刊以来所未有的空前销量。“举国趋之,如饮狂泉”,成为我国最早的有全国影响的资产阶级改良报刊。
梁启超因此名声大振,过去人们只知道康有为,由于《时务报》的传播,康有为、梁启超被当时的人并称。
梁启超编撰《时务报》时期,报刊政论文体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这之前,王韬虽然创造了报章文体,不过并没有在报刊界形成风气,八股文与桐城派文风仍很盛行。
自梁启超等人创办《时务报》开始,他通俗自由、自成一格的政论文随着《时务报》畅销全国,新学士子们爱其语言的运用,纷纷效仿梁启超的写作风格,于是一种新的报章文体就此诞生,被称为“新文体”。因为这种文体是梁启超在主办《时务报》时开创的,所以又被称作“时务文体”。
梁启超的政论文,情真意切,平易畅达,令人回肠荡气;语言排列有致,铿锵有力;大气磅礴、动人心魄。这种文体的特点是:内容针对时弊,针对当时的政治现状有感而发,文体自由,平易畅达,大篇幅的内容接近文言文,夹杂着新名词、新术语和民间口语,富有煽动性。
梁启超开创的这种半文半白的时务文体,成为我国近代资产阶级社论文体的典型,盛行于我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报刊。
张之洞与《时务报》
《时务报》刚开始创办的时候,湖广总督张之洞大力支持,除提供一些办报经费外,还令全省订阅,并令善后局另订280份,分发各书院等处。
他认为该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广见闻,激发士气”并誉之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但随着《时务报》的议论越来越激烈,洋务派的张之洞就不能忍受了,他授意其幕僚多次写信给汪康年,少登论调太新的文章。
汪康年不仅自己不敢再写太激烈的文字,而且不时过问梁启超的文章,使梁启超觉得自己有受资本家雇佣的感觉,于是在1897年10月离开《时务报》,11月,梁启超去了湖南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
《时务报》的衰落
《时务报》走上正轨后,黄遵宪因为调任离开了上海,日常事务就由汪康年打理,但重大决策依旧向黄遵宪请示。看到梁启超声名鹊起,汪康年有些郁闷,心理天平开始倾斜。梁启超也觉得自己对报社贡献大,不甘心只写文章。1897年11月,梁启超到时务学堂旧址担任总教习。
为了制衡梁启超,汪康年尽可能自己多动手写文章,好友读后都说“亦逊卓如”(梁启超字卓如),劝他以后不要再写了。同时,他还把浙江才子章太炎等请来报社写文章。章太炎对康有为的维新主张并不认同,对《时务报》宣传康有为的“三世说”“大同说”以及创立孔教等主张更是颇有微词,甚至大骂康有为是“教匪”。这引起报馆拥护康有为的人的极大不满。双方争吵不断。黄遵宪也认为章太炎的文章不是报刊的文章。道不合不相谋,章太炎被迫离开报社。
在报社内讧和阵营分裂的时候,外面的环境也在恶化。由于《时务报》口无遮拦,敢言他人所不敢言,触犯清廷忌讳,引起了当初强力支持《时务报》的张之洞的不满。他一方面停止了800多份《时务报》“公费订阅”,另一方面组织“枪手”,甚至筹划另外创办报纸,与《时务报》对着干,报社逐渐走下坡路。
1896年9月,黄遵宪被急于变法维新的光绪皇帝召到北京,并且在第二年被派到湖南任职。在代理湖南按察使时,黄遵宪出于对梁启超的赏识和器重,向湖南巡抚陈宝箴建议,邀请梁启超来湖南创办一所时务学堂,并担任学堂的总教习,培植变法人才。由于辛苦和内斗,梁启超感到身心疲惫,不想再留任《时务报》主笔,接到邀请后在1897年11月前往湖南,开启了他人生新的历程。
自梁启超离开后,《时务报》的文章大多劣质。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上书光绪皇帝,建议将《时务报》改为官报,由梁启超主办。朝廷准奏,并且让康有为去办这件事。但是,汪康年抗旨不交,并按照张之洞的授意,将《时务报》改名《晶言报》,继续在上海出版。
随后,黄遵宪领旨去上海调查处理这起纠纷,结果还没有出来,戊戌变法就先失败了。随着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黄遵宪称病不出,没有调查出什么结果就结束了调查,《时务报》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时务报》的历史意义
《时务报》是维新运动时期著名的维新派报纸,是当时维新派最重要的、影响最大的机关报。对推动维新变法起了很大的作用。促进了变法的实现,并向国民传播了爱国主义思想,进行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教育。对近代中国报刊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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