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篇文章，我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评价鲁迅，鲁迅又是如何认识自己的？
看过鲁迅早期的《坟》、《热风》、《华盖集》及《续编》等杂文之后，我们知道，1927年的鲁迅已经被迫戴上了许多顶桂冠，“青年导师”、“思想界权威”、“思想界先驱”等等不一而足。其中，有的是朋友的赞赏，有的是报纸上刊登广告的需要。有褒的就有贬的，高长虹讽刺他所戴的是“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陈西滢更是阴阳怪气地讥讽：“鲁迅先生一下笔就想构陷人家的罪状。他不是减，就是加，不是断章取义，便捏造些事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轻易得罪不得的”。对于那些称赞，鲁迅一向敬谢不敏，然而没法子，推也推不掉。对于讥讽和谩骂，鲁迅则会毫不客气地怼回去。
在本文中，鲁迅回忆：在中山大学欢迎鲁迅的大会上，主持校务的国民党政客朱家骅称赞鲁迅为“战斗者”、“革命者”，鲁迅内心并不赞同，然而没有办法推辞。“于是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我的‘战士’便做定了。拍手之后，大家都已走散，再向谁去推辞？我只好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招牌走进房里去，想到敝同乡秋瑾姑娘，就是被这种劈劈拍拍的拍手拍死的。我莫非也非‘阵亡’不可么？”
鲁迅的一生，做过十四年教育部的官吏，做过多所学校的教职，在文学创作、文学史研究、古籍校勘等多个领域有重大贡献，但他并不是他的同乡鉴湖女侠秋瑾那样“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的战斗者。他不赞同学生向军阀政府请愿的行为，主张不做无谓的牺牲，为了安全起见他的文章有时也会使用隐晦的曲笔。
1930年5月，时任中共宣传部长李立三与鲁迅在上海爵禄饭店会面。李立三准备在上海搞一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希望鲁迅能够加入，鲁迅的回答是：“我是历来主张‘壕堑战’的，绝非挺身而出的勇士。至于中国的革命怕也不能一朝一夕便得成功，看来是‘持久战’，而且需要我们去‘韧战’。”李立三退而求其次，希望鲁迅公开发表宣言，鲁迅的答复是：“发表一篇宣言倒不难，然而这对中国革命究竟有多大好处，实在难说。而我从此在中国就住不下去了。” 壕堑战，即利用战壕进行战斗，在打击敌人的同时保护好自己，这本无可厚非，谁能说这样的战士不是战士呢？
本文是一篇鲁迅写给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的书信。除了上文关于“战士”头衔的抱怨，鲁迅还拜托了李小峰一件事。
此前，钟敬文编辑了一本名为《鲁迅在广东》的书，内收鲁迅到广州后别人所作关于鲁迅的文字十二篇和鲁迅的讲演记录稿三篇、杂文一篇，1927年7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这本书的出版并没有经过鲁迅的同意，还在广告中宣称由鲁迅所著，所以他希望将其中他的文章删去，并改正署名。这或许是鲁迅不愿被人拉大旗作虎皮，或许是不愿掠他人之美。
写这封信的日子是1927年9月3日，鲁迅又要离开了。“四一二”政变后，中山大学有四十多名学生被捕，鲁迅试图营救学生未果，愤然从中山大学辞职。之后，鲁迅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要我做序的书，已经托故取回。期刊上的我的题签，已经撤换。……报上说我已经逃走，或者说我到汉口去了。写信去更正，就没收。……有一种报上，竭力不使它有‘鲁迅’两字出现，这是由比较两种报上的同一记事而知道的。”这些都是例证。
1927年9月27日，鲁迅由许广平陪同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并在上海度过他人生最后的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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