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说结论
《左传》在编纂上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一)战国前期鲁人左氏所作纪 事本末体史事汇编，这是《左传》的原貌。
(二)由后代经师改编为编年体，用它来解释《春秋》。这一过程大约是在战国中后期进行的，至迟在战国末叶之前必已完成。
(三)晋杜预将 《左传》依年附于《春秋》，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经传合集的形式。
但是很多人他们认为左传的最初作者是鲁人左氏，但其中因为严重缺乏楚国史料和春秋内容差距不大，或者我们认为就是左丘明写春秋，孔子给修改的，从孔子疯狂删尚书，就知道他喜欢干这种事。
战国前期完成左传的则是吴起，由他加入了大量晋国和楚国的史料，成为解释春秋的参考资料，不知是不是吴起死后落叶归根带回鲁国的，然后由战国中后期鲁国儒生拆分，最后西晋杜预合并成书，成为最终的版本。
二、事情经过
我们可以梳理一下：具体经过大致如下。 春秋以前(包括整个春秋时期)，史学并无私家著述，从事史学著作的只有作为王官之学的史官。孔子是春秋时期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虽授徒讲学，有弟子三千，但仍然遵从旧的传统，述而不作。孔子之世，西周典籍已亡佚，东周经王子朝之乱，史籍及王官亦多有散失(注：《论语·微子》：“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 反映的正是这种情况。
后来，王子朝奔楚是在孔子与左丘明等人去洛阳抄王室典籍的两年后，孔子与左丘明就是这个时候得到大量鲁国没有的阙文史料，比如左传原始资料、尚书和逸周书。
到了战国初期，郑、晋、鲁诸国的史官先后散走， 大量秘藏的史书史料流失在民间，遂使编纂一本多国的综合史书成为可能。左氏本人是否史官虽难断言，但他至少一定是一位了不起的历史研究家。
他搜集了散失在民间的各国史书，又尽可能地参阅了其他各种可以见到的书籍典策，然后从中捃摭出自己认为有价值的材料，左氏选取史料是有一定原则的，即根据儒家的标准决定取舍，旗帜非常鲜明。再加上流传于当时的有关春秋史事的各类传闻传说，把它们分门别类归纳在一起， 采用纪事体的形式，整理编辑成一部内容丰富的史事汇编，这就是最初的《左传》。
春秋时人好言诗，而战国时人则好论史(注：周人以诗作为联络宗族感情的一种手段， 故每于社交场合引诗唱答。至战国，群雄纷争，王者之迹灭，诗也就衰落了。战国时人喜欢 议论前代史事，以三代兴亡评论讽喻时事得失，故诸子书中多引古喻今之论。
大约在《左传》成书之后不久，鲁国的编年体国史《春秋》也开始成为孔门后学的讲习课程之一，并逐渐造出了曾经孔子笔削的神话，以提高其地位。但《春秋》叙事过于简略，且史官记事自有其历代相传的一套体例书法，故一般人不易理解。由于《左传》内容丰富，叙事详实，经师们就用它来解释《春秋》中的史事，犹如今日之“辅导材料”。同时又对《春秋》的体例书法作一些必要的解释。最初这些解释是加在《左传》中的有关记事里的。例如《春秋》书“郑 伯克段于鄢”，经师们就把“段不弟，故不言弟”等解释书法的话与《左传》中有关郑伯克 段的记载放在一起。而随着逐年的讲解，这类解释的话也就越来越多。由于《左传》的体裁 是纪事体，查找起来很不方便，以后经师们就索性按照《春秋》的体裁，将《左传》改编为按年编排的编年体。
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改动：在此之前，《左传》不过是经师们用以讲授 《春秋》的讲义；而在此之后，《左传》就逐渐被人们看作是解“经”之“传”，其本来面目 则慢慢不为人所知。到了战国晚年，“孔子笔削《春秋》”的神话早已被视为确有其事，而《左传》也被说成是与孔子同时且“亲受教于夫子”的“鲁君子左丘明”所作，其“圣经贤传” 的地位更加巩固。到了这时，连解经者本身也已不清楚它的本来面目了。
而在整个这段时期， 解经语、解传语乃至“解解传语”，以及其他一些文字(如关于周、卫的预言)，一直在不断 地加进去，但总的来讲越往后加得越少，至秦汉以后，《左传》的面目就基本固定了，连解经解传语也很少再添加。
章炳麟曾著《刘子政左氏说》专门讲论这个问题。他举《说苑》、《新序》、《列女传》中所引《左传》凡数十条，文字皆与今本《左传》略有小异。如襄公三十一年“美秀而文”，《说苑·政理篇》作“善决而文”。章氏以为“善决”是西汉古文，而今本《左传》 之“美秀”乃经刘向改易者也。
章氏是反对康有为、刘逢禄所谓“刘歆伪造说”的，曾作《春秋左传读叙录》，对刘逢禄的议论逐条驳斥。这本《刘子政左氏说》纯以事实为据，是有道 理的。到了晋代，又经杜预将经传索性合为一体。此后，除了在历代传抄刻写过程中发生的错讹缺衍以外，大致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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