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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唐太宗、宋徽宗相比，乾隆皇帝对美物的痴迷毫不逊色，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地道的恋物癖患者。在皇权的庇护下，一个人的物欲可以无限地膨胀。于是，天下美物，他皆要集于一身。代表皇权的紫禁城，不仅成为天下美人的集中营，同时也成了天下美物的大本营。
仅以书画论，乾隆皇帝收藏的精品就超过万件。他要妥善收管，而且，还要记住它们，以便时时观览赏玩。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连我们家里的杂物，我们都很难一一说清它们放在哪里，何况浩如烟海的皇家收藏呢？但皇帝自有办法，再多的收藏品也不会让他们迷失。宋徽宗曾经下令，为他的收藏编订目录，这就是在历史中有名的《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和《宣和博古图录》。乾隆皇帝如法炮制，在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下诏，指出“内府所储历代书画，积至万有余种，签轴既繁，不无真赝”，要求“亦宜详加别白，遴其佳者，荟萃成编”，他下令组织班子，为他的书画收藏编订目录，它的名字是：《石渠宝》。
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石渠宝笈初编》编成。《石渠宝笈初编》中除了记录所收书画的名称、质地、书体、作者本人款识与印章、他人题跋与印章等信息外，还对藏品真伪进行考证，用乾隆的话说，即“详加别白”“有所稽考”。同时，在著录的书画原作上，还一律钤上“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印，如果是被鉴定为“上等”的，则加钤“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和“宜子孙”印，合称“乾隆五玺”，五玺皆备，称“五玺全”。
此后，随着清宫收藏的日益增多，《石渠宝笈二编》和《石渠宝笈三编》又分别于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和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编定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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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乾隆的旨意，著录在《石渠宝笈》中的书画藏品，被分别安放在紫禁城的内廷宫中，宫中的部分建筑就此成为乾隆朝收藏书画艺术品的贮藏室和展览室。这些宫殿包括：中轴线上的乾清宫（含昭仁殿和弘德殿），中轴线以东的斋宫、毓庆宫、宁寿宫、景阳宫（御书房），中轴线以西的养心殿（含三希堂）、养性斋、咸福宫、重华宫、翠云馆、淑芳斋、延春阁、静怡轩、敬胜斋……
这一贮藏模式也蔓延到紫禁城外，在西苑、圆明三园（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三山（万寿山清漪园、玉泉山静明园、香山静宜园）以及行宫（避暑山庄、静寄山庄）的建筑内，也分藏着许多书画宝贝，以便皇帝随时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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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一朝，将书画藏品分别存放于不同的宫殿里，并按照分贮的地点，作为编纂的主要分卷方式。这种编纂方式，在中国古代收藏与编目史上是一种首创。不知道乾隆是否受到过利玛窦《西国记法》的启发，无论怎样，通过编纂《石渠宝笈》，他不仅把已有的藏品条理化，而且形成了有效的记忆和知识体系。
他不仅把紫禁城这座权力之宫变成了艺术之宫，而且把艺术之宫变成了记忆之宫。
以至于今天，在故宫博物院浩繁的收藏中，《石渠宝笈》仍然是一个不可忽略的框架。这些古物可以打散，可以重新编目——在故宫博物院的许多古物上，残留着不同时代的古物标签，层层覆盖。但是，当我们追索这些古物的来龙去脉，我们仍然不可避免地要回到《石渠宝笈》中去。《石渠宝笈》犹如一个户口簿，里面记载着它们的籍贯与出身。
确切地说，《石渠宝笈》仿佛一个家，它收聚的书画是这家里的成员，无论走出多远，只要它们的家不散，它们就会在某一个时刻里，如约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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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第五任院长郑欣淼先生说，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百五十多万件（套）文物藏品，内容涉及绘画、法书、碑帖、青铜、玉石、陶瓷、珍宝、漆器、珐琅、雕塑、铭刻、家具、古籍善本、文房用具、帝后玺册、钟表仪器、武备仪仗、宗教文物等二十五个大类，其中，有一百三十多万件（套）来自清宫旧藏和遗存，占藏品总数的85%，而这些清宫旧藏，又以“乾隆年间为最盛，尔后随着国力衰败，外患频仍，收藏日渐式微”。
古人说，玩物丧志。物并非不可玩，因为那些物中，蕴含着中国人的精神气脉，寄托了中国人的生活理想，但万事万物皆有限度，尤其对于皇帝来说，对金银珠玉、声色之娱过于迷恋，政治必然走向奢靡，王朝必然走向衰朽。
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喜欢什么，下面就知道如何投其所好。比如《五牛图》卷，就是尹继善进献给乾隆的。乾隆一朝的诸多收藏，皆来自这样的马屁。每逢冬至、元旦与万寿节（皇帝生日），都是进献的高峰。对此，乾隆一律笑纳，只有他认为的赝品会被退回，退回时还不忘写上几字：“假的不要。”在乾隆的题跋中，可以找到他收受“礼物”的许多证据，比如他在张择端《清明易简图》上题曰：“今岁新正，沈德潜以此图进……”
苏黄米蔡、沈文唐仇决然不会想到，他们的精心笔墨，几百年后已成了朝廷官场的润滑剂，成了向皇帝献媚的工具。福崧到浙江担任巡抚，下令盐运使柴桢代办书画手卷、玉器、朝珠、端砚等件给皇帝上贡，“共用银九万余两”。这些银两，远远超出一个巡抚一年的工资，而督抚们乐此不疲，因为进贡花费白银三万八千余两，全都记在盐运司衙门的公款上，等于借用公款，为自己赢得了一个向皇帝献媚的机会。除了公款，给皇帝进贡，还给了他们勒索属员、收受贿赂、搜刮民脂民膏一个堂皇的理由，以至于乾隆中期以后，高官的恶性腐败呈现井喷之势，“岁久相沿，几成积习”，乾隆晚年不得不承认：“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而防闲不峻者，亦恐不一而足。”
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闽浙总督伍拉纳被夺官，他在京中的家产被抄时，仅如意就抄出一百余柄，家中还存银二十八万余两，金七百余两；乾隆差点惊掉了下巴，在朱批中写：“此与唐元载查藉家财胡椒至八百斛何异”。伍拉纳自己承认：“我们并不自己出资买办物件，乃婪索多银肥囊橐。”
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查抄和珅府邸，发现“所藏珠宝内，珍珠手串二百余串，较之大内多至数倍。并有大珠较御用冠顶尤大。又宝石顶并非伊应戴之物，伊所藏真宝石数十余个，而整块大宝石不决其数，且有内府所无者”。更绝妙的是，他“夹墙藏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藏金六千余两，地窖内并有埋藏银两百余万……”
和珅夹墙藏金、地窖藏银，书画古玩更是无数，都是在学乾隆，而且他富可敌国的机会，也是乾隆给的。
也是这一年，嘉庆检视乾隆的“收藏”，发现“内府所存陈设物件，充禼骈罗，现在无可收贮之处”。然而，绝大多数贡品，乾隆压根就没看过，更没碰过，“所贡之物，视之真粪土之不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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