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章《人生西东莫要问》，主要写了抗战时期在昆明“西南联大”莘莘学子的曲折的人生境遇和截然不同的命运结局。读到一些杰出英才命运多舛、备受磨难之，不禁感慨万千，唏嘘不已！他们这个群体，是身处乱世而脱颖而出的青年才俊，也是功业赫赫的民族精英，值得后人大写一笔、永志不忘。
我联想到我的老师丁慎思，他抗战时期毕业于“西北联大”。西北联大和西南联大一样也是抗战时期由平津流亡迁到汉中的流亡大学，后改名“西北工学院”解放后迁至咸阳。丁老师毕业后留校任教。解放后西工迁至咸阳，五六年高校院系调整时，该校机械类专业并入西北工业大学，建筑类专业并入“西安冶金建筑学院”也就是现在的“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我在该校上学时，给我们上“木结构”的就是丁老师。他个子不高，身板很直，面目白皙清秀，眼睛有神，但神情冷峻，不苟言笑。他讲课声音不大，语速很慢，几乎一个字一个字的吐出，没有一个多余的闲字。然而逻辑严谨缜密，层次清晰明了。只要你认真听，肯定能记住。据说语速慢的原因是他小时有口吃的毛病，经过刻苦纠正，养成了一生的语言表达习惯。他给我们上了一学期的课，跟他也没说上几句话。因为除了讲专业课、回答专业问题，其余则惜字如金。当时给我的印象是“这人有点怪”。
我毕业后被留到到本系“钢木结构教研室”。这是冶院引以为自豪的一个教研室，有蜚声全国的钢结构权威陈绍蕃，其中也有木结构大师丁慎思。这个教研室主编了文革后的第一部高校《钢结构》全国统编教材。很长时间是我国《钢结构规范》修改主编单位。开始我发现丁老师除了学术交流时发言外，在任何场合不多讲一句话，表情总是严肃，鲜见笑容。打到四人帮后，政治气候回暖，丁老师虽仍然话少，但神情显得轻松了好多。因为我虽年轻，但思想不左，言行得到他内心的认同。同时我也给予他应有的尊重。因为他是教过我的老师呀！渐渐的我们交往多了起来。特别是教研室为了培养青年教师，指定了《结构稳定原理》等几本尚未翻译过来的英文原版专业书，让我们自己研读，并安排丁老师和李崇勤老师作我指导老师。丁老师除每周例行在教研室检查、考核一次外，还不时来我的单身宿舍给我单独指导。我也经常去他家请教。慢慢了解他的坎坷的人生经历和陈年往事。作为抗战时流亡内地“西北联大”的战时学生，除了繁重的专业学习任务外，丁先生也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活动。因为他生性聪明，学习优秀，成为学生中的活跃分子。经常参加一些街头演讲之类的活动。有一次国府军政部长何应钦来西北联大作抗日动员报告，丁老师被推举为学生代表，上台致辞并表抗日决心。后来还参加了几个月对日情报和反间谍的短期培训，做到求学救国两不误。以前，我们国家穷，钢铁缺乏，钢结构昂贵，各种建筑以土木结构为主。丁老师则主攻木结构，专著和论文颇丰，成为这一领域的翘楚。后来木结构用的少了，他又潜心研究钢结构，亦有很深造诣。wg伊始，他的厄运来了。当年给何应钦表抗日决心的举动，成了他有口难辩的反动罪行。特别是短期对日情报和反间谍学习班，竟然和“特务”挂钩了。没完没了的批斗，使他顿时跌进了人生低谷。最令他痛心的是他的学生正是斗他最狠角色。同教研室一级教授江祖琪仅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都不堪凌辱，竟自杀身亡。丁老师作为“历史反革命”和“国民党特务”居然不死，称为“幸存者”毫不过分。此后他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和任何人多说一句闲话。以免引火烧身。因为，他不相信任何人了！一次在他家闲谈时，他指着我说：“自六六年来，你是我接触最多，交谈最多的人”。这些旧事轶闻，有些是他自己告诉我的。还有些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参与清理档案时看到的。我结婚时，他作为教研室工会小组长，代表教研室送我一套厨具，还以个人名义送我一个热水瓶。在当时也算大礼了。我把父亲从乡下家里带来、不便带进婚宴的一大壶稠酒送给丁老师了。
后来位于小寨的“西北建筑学院”，以比较优厚的待遇，请他作了“建筑工程系”主任，直至退休。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北京安定门外“出国人员服务公司”，与他偶遇，老先生刚从国外考察回来，有点老当益壮、义气风发的样子，看来枯木逢春了！最后一次相遇是在“sars”流行的前夕，我乘飞机去海南出差，当乘客坐定之后，乘务人员推着一个轮椅从我身边走过，一看上边坐的竟是阔别多年的丁慎思老师。飞机升空平稳之后，我走的丁老师傍边坐下，他身体已经非常虚弱，说话已经十分吃力。交谈主要在我和他老伴之间进行。她说最近几年丁老师年过八十，体弱多病，一直在广州跟女儿一起生活，这次回西安处理一些有关事务，又要再取广州。月余之后，便传来丁老师没能抵抗住“sars”病毒的肆虐，永远的走了！我们同机这个航班是途经广州飞海口，机上偶遇成为和老师最后的决别。不能说这不是冥冥之中注定的缘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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